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孩子抑郁是父母、家庭导致的。事实上很难在这里面建立一个精确的因果关系。抑郁的发生和多个维度相关，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怪罪父母，是不公平的。
我更倾向于认为，青少年的抑郁，是社会的某种“疾病”在最脆弱的这群人身上的爆发。
大家好，我是“绿汀小屋”的创始人盛梦露。
我们是一家杭州的社会企业，为因抑郁休学的青少年提供长程的居住式的康复服务，帮助他们“重启人生”。
青少年抑郁症如何发生
大家对抑郁症一定不陌生。但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抑郁症是怎么发生的？
我认识江俞的时候，她是一个17岁的女孩。她跟我讲述了自己人生转折的那一天：
一年前，她正要离开家去学校，突然发现一个存放作业的U盘不见了。一开始她只是急躁。随后，在她16岁的大脑中，难以说清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念头击垮了她——“如果我想做到的没有做到，什么都做不好，一切有什么意义？”
然后她崩溃大哭、尖叫，把自己锁进房间。
之后的一个月，她几乎是在床上度过的。当她躺在黑暗中，她感到“孤独从各个方向像潮水一样涌来”。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中度焦虑障碍。一年里她试过复学，很快又难以为继，休学在家。
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分类，只要你的表现符合某些条件，基本就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但医学的分类有其局限，疾病只是理解抑郁症的一种维度。我们称之为“抑郁症”的东西，是一种复杂的人类困境。
在医学上，抑郁也不是单一病种，而是一个谱系，它和遗传、大脑的生理性病变、身心状态的失衡有关，同时受到养育环境、成长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对一个患者来说，抑郁症的体验和他的自我、人生历程是搅和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无法通过单一的医疗手段完全治愈。
在中国，受抑郁症困扰的青少年有多少呢？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测在近千万到三千万之间。
他们当中无法正常完成学业的人有多少呢？根据我们的估算，从初中到大学，有近200万人。
这么多的孩子，都在经历一种被共同命名为抑郁症的困境。
我作为一名曾经的抑郁症患者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希望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帮助的前提是理解。于是我问自己，我真的知道，抑郁症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吗？
（以下含有自伤自杀相关内容，若引发不适，请根据自身情况暂停阅读或观看。）
重新理解抑郁的孩子：“失控”的人生
我已经接触了一百多个抑郁症青少年。如果要找一个词形容他们的处境，“失控”是比较准确的。
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最先失控的往往是身体，术语叫“躯体化”。
很多孩子最开始的感受是身体不适，腹泻，腰痛，头疼，四肢疼，胸闷，呼吸困难……通常是在各个科室查了一遍都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医生会提醒，你去看看精神科吧。
然后是情绪的失控。这种失控的表现有很多，比如情绪突然崩溃、尖叫、哭泣，一哭可以哭几个小时，有的人还会经历濒死感，还有情绪非常亢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也有人一天花十几个小时打游戏玩手机。这些行为在旁人看来往往意味着不正常、脆弱。
当我刚开始接触抑郁青少年时，我也无法完全理解他们的某些行为，比如自残。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叫彦君的17岁女孩。她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已经休学一年。
休学前那一年，在学校的时候，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九点半晚自习结束，她可以一整天不离开座位，只是学习。但到期末，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学会。直到有一天，她不小心在手上割开一个口子，看着血流出来，她突然感到一些安慰。两天后，她开始偷偷去厕所用小刀划自己的手臂。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割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她说，割完很痛，但是很爽。她向我解释，这种爽，一是像抽烟，可以缓解焦虑，人能冷静下来。二是能让麻木的自己有活着的感觉。三是想惩罚自己。
这个场景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那些大家以为的脆弱和不正常，其实是孩子们努力活下去的尝试。当你需要感受疼痛、看见鲜血来缓解情绪的时候，说明其他所有能处理这些情绪的方法几乎都失效了。那些伤口、那些行为其实是一种无言的求救。
对于抑郁的孩子，失控的意涵还有一重，就是对回归寻常生活的无力感。大家常说，抑郁症就是大脑的感冒。这句话在消除大家的病耻感、和对抑郁症的妖魔化上确实有帮助，但也有点过于轻飘了。
雨青是我认识的另外一个孩子。她在大三那一年得了抑郁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她以为自己好了，就停了药。但几个月后，每天醒来，她的脑子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自杀的念头，她说，“之前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得病的正常人”。在这之后她觉得不是这样，“别的病不会给你的大脑植入一个死的念头”。
我问她，得抑郁症对你来说有积极的影响吗？她说，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因为努力的能力被剥夺了。
所以抑郁症对青少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在一个脆弱、充满变化和不确定的年龄，遇到了仅仅靠他们自己很难挣脱的困境。
他们承受着身体的疼痛，难以处理的情绪，还有非常强的异类感和无力感。当他们被迫停下脚步，曾经的朋友、同学以一种非常具体可感的方式，踩过他们的脑袋往前走，低人一等的痛苦鲜明又残酷。
很多孩子告诉我，当他们再勉强回到学校的时候，都需要用非常大能量撑着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点。但在内心，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就像站在人群中的一个个孤岛。
重新理解抑郁的孩子：社会的“疾病”
理解这些孩子，除了个人的体验，还需要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视角。
大家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孩子会得抑郁症？
根据经验和数据，某些人得抑郁症的概率更高，例如有过心理创伤的孩子，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但抑郁症无法预测，任何人都可能患病。无论是成绩优异还是普通，家庭优渥还是困难，外向内向，无论父母的职业。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孩子抑郁是父母、家庭导致的。事实上，很难在这里建立一个精确的因果关系。像刚刚说的，抑郁的发生和多个维度相关，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怪罪父母，是不公平的。
我更认同的观点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得抑郁症的概率更低，抑郁后康复也更顺利。好的家庭氛围是抑郁症的保护因素。
我看到很多家庭在孩子抑郁后，父母也垮了，有的甚至也抑郁了，更难去支持孩子。其实整个家庭都是需要被社会支持和关爱的。
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青少年的抑郁，是整个社会的某种“疾病”在最脆弱的这群人身上的爆发。
为什么说脆弱呢？从数据上来看，青少年时期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发时期。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北京的精神科医生，他告诉我，青少年抑郁症的产生机制是“生理问题受社会性因素的激化”。
青春期的大脑，因为负责理性的部分还未成熟，是情绪主导的。而青少年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化，他们最需要的是认识自己的情绪、欲望，学会与人相处，并通过和他人的互动寻找自我，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但这个过程被现实压抑了。当下，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在反复强调一种只注重培育智力的学习氛围，和充满竞争的人际关系。对于如何面对情绪困扰，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矛盾，如何在过载的数字信息中看清自己的人生方向，几乎没有人教过我们的孩子。
大约100年前，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米德来到了南太平洋上一个热带岛屿，那个岛上住着一个叫萨摩亚的原始部落。她发现，由于社会盼望年轻人能像花朵一样慢慢地、平静地开放，萨摩亚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轻松而愉快，在别处会出现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压力在这里消失了。
尽管这项研究存在争议，但它提醒了我们，人们时刻处在无形的社会结构之中，我们的身心其实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社会，是如何盼望一个孩子的成长的呢？
如何帮助困在家中的抑郁青少年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青少年抑郁的问题如此复杂，牵涉的层面那么多，怎么帮助他们康复呢？
四年前，我在国外读书，当时我发现，在欧美，支持抑郁青少年康复的服务非常全面，有基金会和学校合作的项目，有政府资助的社区中心，有医院主导的康复服务，也有商业化的康复中心。
当我回国的时候，决定结束四年的记者生涯，从旁观者的身份转向一线去帮助抑郁的青少年。当时我的想法是在国内找一个成熟的机构去工作。但我发现，在中国，这一个领域几乎是空白。
刚刚说，因为心理、精神困扰而无法顺利地完成学业的孩子，在中国大约有200万。结束医院的治疗后，他们去哪里了呢？几乎都困在家庭中。
一个在精神科住院部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她发现有几个孩子反复地回来住院，不是因为病情波动，其实是来医院交朋友，因为回家之后无处可去。
一个孩子曾经跟我说，生病在家的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就是同样的日子重复了无数遍。他们几乎不外出，没有现实中的社交，和父母的关系很紧张，或者很疏离。这其实不是一个有利于康复的环境。甚至长此以往，会强化孩子的困境，造成社会功能的衰退。
正是因为抑郁症的复杂，它的康复需要多维度的支持，在医疗之外，还需要配合心理治疗和社会化康复的支持。目前，这几块的资源都很缺乏。但相比而言，社会化的支持是最缺乏的。为什么呢？简单说，吃力不讨好。
社会化的支持需要场地、重人力，还需要能够在漫长的恢复期给孩子稳定、持续的支持。这对一个机构来说，就意味着成本高、风险高、又不赚钱。所以在各种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支持抑郁青少年康复、回归社会的服务基本处于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情况。
造一座“绿汀小屋”
三年前，我刚回国，认识了一个中年人老邹，他已经帮助了许多抑郁青少年。他恰好在杭州有一幢闲置的四层小楼，想用来安顿一些向他求助的休学青少年。我们一拍即合，既然没有现成的地方，那我们就来自己建造一个。
就这样，2021年10月，“绿汀小屋”迎来了最早的六个孩子。
我们在这个四层小楼里，六到八个初高中的孩子，三五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十几个人至少要在一起生活一个月。在小屋生活的场景常常让我想到电影《小偷家族》，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
最开始，小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设计。小屋是在和孩子们的互动中感知到他们的需求而创造的。
它首先是一个“温暖的洞穴”。刚到小屋的孩子，常常还带着沉重的壳，就像受伤的小动物，身心是蜷缩起来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能让他们放松下来，感到安全。
在小屋的一天通常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会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但把决定权留给孩子。如果你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会帮你。除此之外，你可以决定几点钟起床，是否要参加活动，或者在活动中途离开，都没问题。没有人会责怪你“花了钱来这里就是来躺平的吗？”
事实上，我们欢迎躺平，我们甚至会和你一起躺。对一些习惯追求完美的孩子，学会自在地躺平，也是一个功课。
这是我们一周的大致安排。活动会结合大家的兴趣和需求来设计，这其实更主要地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生活的节律，创造社交和深入了解彼此的机会。
在活动之外，我们有大量时间只是彼此陪伴一起生活。比如一起做饭，一起打球散步，一起打游戏、聊八卦。
小屋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规则之上，百无禁忌。比如，青春期的孩子们，对性的话题充满天然的探索欲。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们也会很坦诚地和孩子们聊。
在小屋也有很多看起来很离谱，很疯狂的活动。
春天，我们会跑到邻居的院子里摘柚子。夏天，下着大雨，我们四仰八叉躺在小区空荡的路上，感受马路的温热和雨水的清凉。秋天，我们加入广场舞的队伍和大爷大妈一起跳。还有一次，我们假装明星和保镖冲进西湖边的奢侈品店，来了一场行为艺术。
这些看似不着调的活动背后是小屋一直在践行的文化——“不暴力、不评判、包容多元价值”。这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疗愈环境必不可少的。一个让孩子在心理能够感到安全的核心就是“接纳”。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地渗透给孩子一个信念，就是“无论我是什么样的，无论我成功还是失败，真实的我都能被接纳，都值得被爱。”
后来我在国外的文献里看到了一个概念，环境疗愈。这和小屋的理念不谋而合。它的一个定义是，“疗愈性地运用生活经验”。尽管看起来这种方式很温和，但长时间会形成很大的累积效应。
我们做的就是用一种新的环境，慢慢地影响青少年，去冲击旧有环境带给他们的伤害和困境。
陪伴者：用新的关系，重新养育一个抑郁青少年
这个疗愈的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系。
其实困境中的孩子需要的，和所有孩子是一样的，形成健康依恋的养育，管理日常生活，处理各种阻碍发展的困境。说白了，我们做的就是用新的关系和模式，去重新养育一个抑郁青少年。
那么在父母之外，谁能够胜任呢？
首先想到的是心理治疗师、咨询师。但国内面临的困境是，这个行业的体系尚不完善，靠谱的专业人士人数非常有限。而且，在心理治疗的设定下，干预的强度大约在每周1到2个小时。有专门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咨询师找到我，认为这样的帮助对一个青少年来说很不足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角色——“陪伴者”。他们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专业背景，也充满能量和活力，可以很快地进入孩子的世界，跟他们建立很深的关系。
那么，一种能疗愈孩子的，好的养育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是用真心。
一位心理学家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说，受伤的孩子需要关心。受伤的心和纠结的胃需要关爱，才能慢慢恢复。这种关爱就是持续的、温柔的、不带任何评判的关注。
我们就是在践行这种关爱和关注。想更深地影响一个孩子，首先需要建立很深的信任和依恋关系。我陪伴过的一个孩子，在分别的时候，我问她在小屋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她说，有一次生病很痛苦，我给了她一个非常温暖的拥抱。
还有一个孩子，她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和陪伴者在小区散步，走到车库，她因为一些情绪不想回家，陪伴者就陪着她在车库里来回地走，走了很久，也不催促。她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她不需要费劲就能获得别人真心的关注。
陪伴者的工作更多的是在日常中持续地给孩子关爱和能量。它的核心是一种情绪劳动，而它的价值往往被低估和忽视了。家长通常觉得购买的服务价值体现在每天有几个小时的活动或者和陪伴者有几个小时的一对一谈话。但陪伴的价值，往往在无法被量化的那些大量的生活的细节里。
刚刚说过，情绪的困境是抑郁青少年们非常普遍的困难。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缺少示范，也缺少练习。当他们有情绪的时候，他们通常的表达是，我emo了，我很难受。但难受的背后是什么，他们很难说清。
所以，陪伴者需要成为孩子的第二大脑。
我们需要敏锐地察觉到孩子的情绪，然后及时地、用各种方法，尽可能地帮助他表达出来。有时候，可能是别人饭桌上一句无意的玩笑，陪伴者意识到自己陪伴的孩子可能会因此愤怒或羞愧，就会立刻说出来。这也是在给孩子做示范。
另外，在一对一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借助非语言的工具，比如情绪卡牌，帮孩子更容易地表达。比如有一次，我陪伴的一个女孩因为无法上学的事而悲伤自责焦虑，但谈话时她拒绝提及。我就拿了一些图画卡牌给她，请她随意选一张，我们互相描述看到的内容。我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帮助她表达出了当下的感受。聊完后，她开始哭泣。
最后，很多家长会希望我们去改变孩子一些顽固的、消极的认知。在心理学界，一个主流的方法叫CBT，认知行为疗法。一般来说，它会通过谈话的方式，帮助来访看到他的情绪来自一些错误的认知，然后用新的认知去替换它。
但我们会发现，这一套对抑郁青少年来说很难。我们找到了一个对他们更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体验影响孩子的认知。
举个例子。一个社恐的孩子，因为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完美、害怕别人的评价，而不敢当众展现自己。大人们通常会怎么做？告诉他，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要相信自己！
小屋的陪伴者是怎么做的呢？有一次，我们带着几个自称社恐的孩子们在小屋组建了一个乐队。最后一天，我们在商场表演。刚开始，孩子们还有点害怕，我们几个陪伴者先冲上去热场、表演，也不在乎是不是跑调了，只是玩儿。
当时有一个社恐的女孩儿，她不敢上台，就坐在舞台的边边上，背对着观众表演。期间她好几次来找我，说感觉紧张死了。但最后，她戴着一顶帽子，冲上了舞台，独唱了一首她很喜欢的歌。当时我们在台下，无比激动。她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自我突破。
在改变认知这件事上，我们不会用语言去劝服，但通过他们自己切身的体验，给孩子的大脑植入一个“相信自己”的念头。
要形容什么是好的陪伴或者养育，小屋的经验告诉我，那就是陪着孩子走路。你不拉着他走，也不抛下他自顾自走，而是和他并肩，隔着一点距离，陪伴他。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孩子可能会进一步退三步，但也没有关系，每一步都是成长的学习。康复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的环境和方法，在两年的时间里初步被验证是有效的，70%多的孩子在离开小屋后在情绪和社交能力上有了明显的变化。
何时重启人生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些孩子摆脱了抑郁症的困扰，重启人生了呢？
很多人，包括家长和孩子的期待，都是回到学校。
但我想先分享一个孩子生病前在学校的生活。攀枝花男孩振飞，他在成都一所重点高中借读。他孤注一掷地学习，没有朋友，不参加集体活动。最多的时候，他一个周末要补2节数学、3节物理、2节化学、1节英语、1节语文、1节生物。每天洗漱花十分钟，吃一餐饭十分钟。一次考试失利后，他和老师、母亲爆发了激烈的矛盾，随后患病、休学了。
他的故事是一个缩影。让我想起哲学家韩炳哲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当下的社会是一种“功绩社会”。在“功绩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一个需要不断自我完善的项目，在“一切皆有可能”这样的理念构筑起来的所谓自由中，我们在不断地逼自己成长，目标是获得最大化的市场价值。
每个人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当我们难以为继时，抑郁症爆发了。这首先是一种倦怠感，然后慢慢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希望急迫地送孩子们回学校，继续曾经的轮回。根据我们的经验，孩子们大多有非常强的复学意愿，当障碍被扫除，回到学校、回归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但我们希望，当孩子再次回到学校，已经有了新的内在系统。
说到这，我想给大家分享小圆的故事。
小圆今年17岁，她15岁时被确诊双相情感障碍，住院结束后来到小屋。第一次住了五个月，离开时她的状态看起来很不错——和陪伴者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也找到了很好的朋友，找到了感兴趣的事情。但一段时间后，她的状态波动，又回到小屋住了两个月。
她后来回忆，第一次离开时，自己状态看似恢复了，但内心仍是一种“假性的积极”，是在父母的声音、外在声音驱使下的积极。
第二次离开小屋时，她感觉自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次她的内驱力“完全是为了自己”。这次离开后，她明确了未来的目标，开始在留学机构上课，坚持锻炼身体。最近再见到她时，她和一年多前判若两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无法遮挡的能量感。
还有很多孩子，像小圆一样，从小屋离开后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他们有的回归了校园，也有去旅行和创业的，有的开始独居，有的搬回家重新接纳了父母，也有继续留在家里，但内心变得更稳定，也有了对未来的计划……我们为他们每一个人感到开心和骄傲。我们希望告诉孩子，所谓的康复，不是立刻成为社会认可的“好孩子”，而是慢慢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样子。
我们希望，在小屋这个空间里，创造出和孩子们日常体验不同的文化，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温暖，然后期待他们像花朵一样，慢慢地、平静地开放。
我们每个人能做什么
小屋成立两年的时间里只服务了约80个孩子。这个过程中也充满了挫折和艰难。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期待我们的努力成熟的那一天，这种服务模式可以扩大规模，帮助更多人。因为抑郁症的复杂，能够帮助他们的方法一定不是单一的。我们率先地做了这样的努力，可以给更多人看到信心，由此撬动更大的社会力量去做类似的事情。这也已经慢慢成为了现实。这两年里，全国有不少机构来向我取经，说想在当地做类似的服务。
其次，我希望小屋的实践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刚刚说到，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困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这个社会环境互动产生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们，也都可能支持到他们。
所以我很希望我今天在这里的分享，还有小屋的实践，可以打破疾病的标签对我们的区隔。希望我们能看到每一个被抑郁症困扰的个体，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看到他们身上承受的痛苦有复杂成因，也看到他们所谓的不正常和脆弱也可以是他们的美丽和力量。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在患者身份之外，我也是一个患者家属。我的父亲在18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从此他几乎所有的人生都困在家庭里。他是幸运的，拥有了婚姻和孩子。更多的病人隐匿在医院和家庭，成为被社会遗忘的一个数字。
在很深的病耻感之下，这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秘密。我小时候也无法理解他，对他愤怒又无奈，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正常的父亲？成年后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他，但也很遗憾，我已不能帮他改写人生。
所以做小屋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在用行动和我的遗憾和解。当我面对正在经历精神疾病困境的孩子，我其实回到了我父亲的18岁、爷爷奶奶还是年轻父母的时候。
我想告诉他们，不必强求所谓的“正常”。因为精神疾病不能定义一个人的本质，它只是人生困境的一种。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和关系中、在一个抱持的社会中，它并不会阻碍我们实现个人的价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作者：盛梦露（绿汀小屋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