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十三邀》中，费翔与许知远聊起父亲，他的一番话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共鸣。“人年轻的时候，最不感兴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
但很多人都忽略了费翔的上一句话：“你看，这些交流，其实我应该趁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多进行的”。
父母身体无恙时，最不需要我们关心。但当他们白发变多、皱纹爬上额头时，内心或许最为孤独。
与费翔年龄相当的张大春，刚满四十岁那年，父亲摔了一跤。文学顽童张大春一改往日气性，日夜守在父亲身边，思索着如何给尚未出生的孩子讲述自己的家族故事。
这些病榻前的思索，最后写成了一本书，《聆听父亲》。
在这本书中，我们仿佛初识张大春，他深情、隐忍、克制。“从来没有哪本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他看着加速衰老的父亲，顿时觉得陌生，他想趁着记忆还未逝去前，了解身边这位看似熟悉的陌生人。
（以下内容分别出自《聆听父亲》一书中的三个章节，段落标题为编者另拟。）
我大概是要死了，却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么
我父亲摔了一跤的那天晚上，正值丙子年除夕，西元一九九七年二月六日。救护车第一次前来接人的时候，我母亲仍不肯让他进医院。
她的说法是：“没那么严重啦，不过就是喝醉了、一摊泥了，睡一觉赶明天就好了。”我父亲则眼角含着泪，对她说：“兰英！我对不起你。”
图源：《优人物》专访
这是我四十年来第一次听他喊她的名字，且语气间颇有诀别的意思。我央求他尽力动弹一下手指头和脚指头，即使如此轻微的动作，于他而言亦犹之扛千钧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
此后直到救护车第二度前来，他只能骨碌碌转动着眼珠子。我看见那两泡泪水逐渐干涸在鱼尾纹之间，偶尔闪映一点灯光，终至全然泯灭。他始终没想起该交代我些什么话。
之后不多一会儿，我们在阒暗的、间歇掠来红色顶灯光影的救护车里谛听着警示笛和沿街夹道的爆竹声响。我看他一眼，与他四目相接，他立刻避开了——好像避开一束严峻且带有惩治意味的目光——瑟瑟缩缩地说：“我还在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你说糟糕不糟糕！”
假设自己的生命已如燃烛之末，随时即将结束、寂灭，这是我父亲病后的一个总的思考轮廓。他随时努力想着，该如何把他承袭自老祖宗的生命智慧、生活体验或者生存之道，用最精要的语言传达给我？每一次不是欲言又止，即是词不达意。仿佛他这一生所体悟的真理无论怎么凝缩、提炼，都无法以一篇演讲或几句偈语予以囊括概论。最后，我想他是放弃了。
他在入院的第六天开始交代我如何辨识他使用了十几年的一本小册子。里头尽是些单字密码和数字，如“启”、“荆”，“春”、“86022115070”……春字是我，启字当然是我父亲在内地时期用的名字，荆，荆人、拙荆，妻也——显然是我母亲。数字则包括日期、存款账号、存单流水号码、保险箱密码、箱号、金额等。我翻看几页，半猜测、半推理，可以说已经了然于胸了，但是我宁可让他口传一遍、又一遍，因为医生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用脑。终于他交代得烦了，叹口气，说：“我们家几代管账的脑子都好，这是家传的，怎么到你就不灵了呢？怪哉怪哉！”
从那一刻起，除了教会我如何运用宽减额、扣除额，如何申报所得税之外，他再也没提起过要交代什么事情。我时常静静地坐在病房床头的那张沙发上，看几眼窗外正努力吐芽放蕊的树枝和花苞，默想过去四十年来我对这老人的生命有过多少垦掘和理解，当我再转回头望见他闭目愁思的时候，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到：我从来没有真正试图深入他那个“家传的好脑子”里一探究竟；即使有，加起来也不会比一片叶子、一瓣花短促的风中生命长多少——现在我在用加减法了！
那天晚上，当月光还没有涉足窗前之际，夜色已全然淹覆病房。我从灯罩、床架、玻璃杯和金属橱柜上的微弱反光里看不清任何实物，只能想像它们存在着，我父亲显然（像他一再告诉我的）正从天花板的几何花纹中窥见奔驰于滚滚风沙之中的千军万马，然后沉沉睡着，偶然抽搐两下他的右腿，或者左腿。
就在那天夜里，我决定写这本书。当月光完全辗过病房之后，我父亲惊醒过来。我替他翻了个身，见他仍不安稳，只好随口编派点话逗他——我是一半正经、一半玩笑地问着：“你看我是先让你抱个孙子呢？还是先写一本儿关于你的书呢？”
老人睁开因糖尿病而对不大正的两颗眼珠子，看着我，又垂下脸埋在枕头里，闷声说道：“我看啊——你还是先帮我把尿袋倒一家伙吧！”
在那一瞬间，对那样一具病体而言，最确凿不移的真理、最值得重视的天经地义，既非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亦非书于简帛藏之名山公诸后世，而是当下鼓胀的膀胱。
“春儿快来”，“昨儿我会飞了”
我父亲病后有一个逐渐凋萎的过程。
一般想来，我总会把事故发生第二年的六月十九日视为关键。彼日午后，他扶着助行器在屋中踱步子，抬眼看见窗外有人影一晃而逝，遂跌足大叹：“再走，也走不出屋去。”将助行器向前一推，任由伟岸的躯体瘫倒在地。
七月初我再去看他，老人已经出现了奇特的征候。他的臂膀和腿部肌肉急剧萎缩，手指却还有足够的力气拔除膀胱外接尿管，拔管子没别的用意，只有那根管子他还够得着、拔得动，拔掉那管子是人还活着的一种实证。
也就在这个阶段，他一见我的面就会这么说：“昨儿我能下床了。”或者是：“昨儿走了三百多步，很不错。”为什么是“昨儿”而不是“今儿”呢？用他的话说起来比较明白晓畅：“昨儿走过了，今天就免了罢？”又过了几天，他开始有了更大的进步。没等我进房门，便在床上喊：“春儿快来，春儿快来！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昨儿我会飞了。
什么？
会飞了，飞出去了。
飞到哪里去了
北门，那城门楼子还是那个样儿，窝窝巴巴叫两条马路挤得慌。
那你还看见什么了？
冷不防要他进入细节似乎有些困难，吞吞吐吐了一阵，可能已经不到三磅拉力的左手绕空兜了几个小圈子——我们称之为辅助手势者——他似乎没有料到我居然如此配合，毫不犹豫地进入他的虚拟世界，仿佛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扯络下去而顿住了。
“唉！还不就是乱？人也多、车也多，吵吵闹闹的没意思，所以我一会儿就回来了。”他一点都不像是自觉撒着谎、或者是意识到自己的话会被人当成谎言的模样，十分亢奋地笑着说：“真没想到哇！一跤摔到连路都走不成了，居然还练成个飞的本事，真不赖呆！”
“不赖呆”——从我父亲口中吐出来的最后一句山东土话——“不错”、“不简单”，称许赞赏之意。
我把这过程告诉我母亲，老太太苦笑着说：“他现在越来越能了。”“能”，也是山东土话，即能干、有办法、了不起之意。
“怎么了？”
“前天说‘总统’来了，派人来到大门里，请他出去见一面，我说没有‘总统’的人来，也没有‘总统’要见你，没有‘总统’。他说怎么没有呢？没有‘总统’，那还像话吗？吵着要下床。我赶紧说人走啦、晚上再来，这才刹住。到了晚上，不知怎么地又想起来了，说他自己飞着去见罢！我说你能、你厉害、你飞着去见罢！人家飞着去、飞着回，说‘总统’就在对门儿大楼顶上，见过了，还交给他三十万，是抱孙子的奖金。我说：‘钱呢？’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孙子呢？’”
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天，他就会忘记孙子和奖金的事；再过几年，他看着你，就会忘记他练成飞行的事。和他的五哥最大的不同是：我五大爷的生命原本是一盘碎屑，终其一生都在一片、一片辛勤地缝缀修补，试着找出其中是否具有统一的、终极的意义和目的。而我父亲却恰恰相反，他的生命从摔了一跤之后开始一点一块地剥落，速度惊人。他也会逐渐丢舍不堪负荷的记忆，有如放弃行走的渴望一般。当一切具有重量的事物都卸下之后，他只剩下轻盈的想像。
“再走也走不出屋去”
我父亲第五次入院又出院之后的某一日下午，阳光从后园的葛藤间筛进窗来，洒得满床金花黄叶。他这时已不复能完整地回忆生命中的任何经历，也忘记了他祖父张润泉的名字，甚至当我问起老家懋德堂的几副楹联，他也只能怔忡以对。可是他却问起了你（即张大春未出生的孩子）。
他指指门外，又指指肚子，勉强说了你母亲的姓名里的一个字——他仅仅记得那一个字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问我：“你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我说好得很，胎儿心脏强而有力，旧历年底就要生了。老人随即连说三句“太好了”之后就哭起来。
他哭得非常专心，仿佛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事、其他的人、其他的情感。我驻足良久、一语不发，静静地看着他的两个眼眶里涌出泪水，随即在脸颊上溃决成纵横漫漶的浅浅沟渠，但是这些沟渠立时又被下一波泪水冲开，走岔了路，直到整张脸都湿遍，让阳光再一照，便有数不清的小金蚕在上面蠕动起来。他这时候忽然问我：“我哭什么？”我说：“你没哭，你高兴呢。”“我高兴什么？”他瞪着一双红眼，非常迷惘地问我。我不忍再提起他要抱孙子的事，只好说：“我忘了。”他皱皱眉、叹口气，道：“你这是什么记性！”
我大胆猜测，老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淡忘生命中绝大部分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带有保护意味的退却。他的右手只有不到三磅的握力，左手也仅能抓起半瓶矿泉水。即使经过几百个小时的复健课程，让他能一度扶着助行器在来回几十尺的室内趑趄学步，然而他毕竟选择了退却。
在摔那一跤过后第二个初夏的六月十九日，他颓然放开助行器，跌坐在地上，说：“再走也走不出屋去。”也就从这一天起，他以一种近乎蓄意的方式切断了自己和过去的一切之间的联系。在他那里，回忆非但不再能使逝去的现实显得轻盈失重，反而让当下的现实显得压迫难堪。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偶然“想起”了你——他的孙子——的那一刹那，泪水会如此一发不可收拾的缘故。
就在那一瞬间，他所察觉的不只是一个陌生的胎儿，还有他和整个世界之间迢递以对、瞻望弗及的距离。他退却得太深、太远了。差不多要和死亡一样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经典（ID：Thinkingdom），作者：张大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