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听到“技术”一词时会作何想？你认为它是喷气式飞机、太阳能发电和水下养殖业，还是它意味着智能手机和机器学习算法？
人们的回答大概率是后者。当电视财经节目一位神情严肃的播音员说“今天的科技股下跌”时，我们都知道他指的是 Amazon 和 Apple，而不是波音和辉瑞。当我们说技术公司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时，并不是在谈论食品工业或者医疗产业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是在讲我们离开 Facebook 和微信就寸步难行。这些都标志着当代生活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我们对什么是技术的定义已然大大缩小，而这种缩小并不是偶然的。
风险资本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说：“技术现在被定义为‘快速变化的技术’。如果其他东西没有被定义为‘技术’，我们会把它们过滤掉，甚至完全不去看它们。”
这说明，我们对其他领域的进展十分失望，也不再相信那些领域里存在更大的可能性。如此普遍的认识显示出我们对自己眼里技术的深切希望，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解决自身所面临问题的视野，正在日益狭窄化，而这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技术进步了，还是停滞不前？
泰尔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 140 个字符（指推特）。”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未来学家预测，到 2000 年，飞行汽车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直播、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为主的世界中。
《企业家》杂志列举的 10 项可能改变世界的技术。除了Crispr、再生医学（regenerative medicine）和火箭再利用，其他 7 项，从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到机器人助理和语音助手，从虚拟与混合现实、无人驾驶到加密货币，无不与遵循摩尔定律的计算机与数据科学相关。该杂志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正处于另一次技术繁荣的边缘。这些技术将很快成为主流，从而改变整个世界。
其实，只需要反向思考一下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其他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经济学中最接近技术进步的指标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个概念有点奇怪：它计算在劳动力增长和资本投资之后剩余的生产力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时，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劳力，使用相同数量的土地和机器，工作产出却比以前还多。这是我们衡量难以定义的创新和改进的最佳尝试，正是这些创新和改进，借用乔布斯的著名说法，即做到“更聪明地工作”，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活水平。简而言之，如果 TFP 持平，那么生活水平也将停滞。
根据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 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的计算，与那些时时给未来涂抹玫瑰色的技术主义者的论调相异，近几十年来，TFP 基本处于持平状态。自 1970 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仅及 1920 年至 1970 年的增长速度的 1/3。如果换成经济学外行也能听懂的话，这意味着我们更穷，工作时间更长，给我们的孙辈留下了一个比我们从祖辈那里所继承的更糟的世界。
在未来学家的大本营美国，近 20 年来，中位数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趋向恶化，即便大学、医疗保健和住房等高价消费项目都日益变得更加昂贵。中产阶级因失业和工资下降而走向“空心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称，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中产阶级占比从 2000 年的 55% 降至 2014 年的51%。在 25 ％的大城市，中产阶级已不足城市半数人口。
如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即孩子会比父母过得更好的概率）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低，这对于这个号称“机会之地”的国度来说构成了一个极度令人不安的事实。创业能力正在下降（技术行业最近取得的惊人成就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工资和福利的发放占 GDP 的百分比也在下降。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超级精明的硅谷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家却在显而易见的社会下行趋势中保持昂扬的乐观和自满？
或许只能用自私自利来解释。经济上其他部类的乏善可陈使硅谷变得更富有、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由于正反馈效应的影响，钱和声望几乎都流向一个领域，它因此获得了足够的势能，不仅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还凶猛蚕食其他领域。泰尔形容说：“如果你身处 IT 业，就仿佛大饥荒中的农场主。”而饥荒中的农场主处于这样的情形：别人越悲惨，你就越有利可图。
为技术所甩下的
这些所谓“快速变化的技术”造成了我们的近视。泰尔所比较的“会飞的车 vs 140 个字符”本质上描绘了变化缓慢的原子与飞速变化的比特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比特世界中的创新，原子世界中的创新极其迟缓。波音 747 第一次飞行是 1969 年，它是全世界首款宽体民用飞机，现在仍然是远途飞行的主力。
汽车使用了更少的汽油，也更安全了，但仍然不会飞，只是在高速公路上以 70 迈的速度行驶，与 100 年前相比并无革命性的变化。
比特则不然。40 多年前的手机像砖头一样大，10 多年前它开始变得小而轻，但还是部手机。今天它是照相机、摄像机、收音机、电视机、信用卡、健康管理设备和办公工具。
也许手机这类电子设备的进步分散了我们对社区停滞的注意力。屏幕到处都是，它们是分散注意力的好工具，有效地阻止了我们观察周围的环境。其实，如果把快速变化理解为技术的核心本质，那么就意味着，必定有许多组织、政策和实践都被抛在了后面。最可怕的就是，整个的社会群体被甩下高速奔驰的列车。
仅以老年群体为例。当青少年通过 Zoom（一款多人手机云视频会议软件）彼此庆祝生日，孩子们一边打游戏一边与小伙伴聊天，年轻人通过 APP 叫外卖、打出租时，可曾想到很多老年人对这些技术的恐惧和不适？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 年的数据，在欧盟，年龄在 75 岁以上的人中，有 87% 的人从未上网。大多数为网络交流而设计的技术都依赖于看、听和读的能力，这意味着出于健康状况，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无缘网络。
在欧盟，7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 9% 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有 18% 存在严重的听力障碍。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23% 的老年人表示他们的身体或健康状况使他们无法顺畅地阅读。可以相信，这些统计数据中所包含的群体无法完全参与主流技术。
除了健康以外，关于技术的知识对于网络交流也非常重要，而缺乏这种知识是阻止许多老年人参与技术的一个关键因素。老年人的反应灵敏度下降，这使得他们跟上快节奏的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多达 77% 的美国老年人报告说，在尝试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他们将需要帮助。此外，在那些已经上网但尚未使用社交网站的人中，有 56% 的人报告说，如果没人帮助，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
由于TMT技术一路高歌，它已把自身化作了成员全面参与社会的关键前提。但如果这个社会不为老年人提供对技术的访问和培训，就等于将他们拒之门外，从而加剧本已令人担忧的老年孤立和孤独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老年人被迫与亲人隔离、断绝仅有的面对面社交，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短期的隔离措施变得长期化，老年人的艰难日子还在后面。
新冠病毒有很多方法可以杀死老年人。它可以直接致死，但如果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或最后一个季度被困在养老院或家中的房间内，无法看到和接触到他人，那么这样的晚景也相当悲惨。这一点也再次证明了技术的无能：无论网络多么高歌猛进，技术也无法取代人的接触。
第三次工业革命：有限的增长引擎
有一种论证方法叫作“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技术解决主义者最常用的方法。
什么叫“技术解决主义”？按照互联网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的定义，这是一种狭窄的意识形态，把政治、公共卫生、教育和执法等复杂的社会现象重新设定为“定义简单干脆、具有确定的可计算解决方案的问题”，或将其当作某种透明且不言而喻的流程，只要有合适的算法，就可以轻松地进行优化。
一个技术解决主义者常常会宣称，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革命性的、颠覆一切的时代。比如，所有人都知道，技术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证据看上去到处都是：它在我们的口袋里，一个小小的设备，里面存放着近乎与人类生产的总体知识相近的东西；它在我们的孩子中，让他们整日盯着屏幕，离开屏幕的中介，就不知道该如何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它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内，大技术公司争戴地球上市值最高公司的桂冠。2020 年 8 月，苹果市值率先突破 2 万亿美元，而从 1 万亿美元到 2 万亿美元仅仅用时 2 年。看到这些，谁还能够怀疑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技术奇迹主导的时代？
然而，经济学家们却长期困惑于一个现象：找不到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证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 2015 年的一个演讲中说：“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证据，表明技术具有巨大而普遍的影响。另一方面，过去 12 年的生产率统计数据令人沮丧。任何完全令人满意的观点都必须使这两个观察结果相吻合，而我还没有听到吻合的解释。”
如果询诸历史，我们发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这本书里用大量数据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他的样本是以 1970 年为分界线，此前增长迅猛，此后增长一路放缓。1970 年以来的几十年并没有发生 1870—1970 年那样的革命性变化。数据显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1/3。
在 1870 年至 1970 年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经济变革席卷美国，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在美国的这个“独特世纪”中，劳动生产率加速提升，尤其是在 1928 —1950 年的“大跨越”时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在短短 22 年间翻了一番。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生产率增长奇迹？这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增长引擎非常之多，新发明层出不穷。
具体而言，戈登认为：电力、城市卫生、化学与制药、内燃机和现代通信这“五大发明”推动了从 1870 年到 1970 年这 100 年间的经济发展，而信息科技革命与其中任何一项发明都无法比拟。生活在这个百年间的人见证了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洗衣机、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等革命性技术，从电力到家电，从服装到高速公路，新出现的东西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增长。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仅限于信息和通信领域，对整体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影响小、时间短。
IT 投资有回报吗？
这种历史比较是不是让你感觉很意外？戈登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学生。对于技术的态度，两人有些接近，都认为技术可能远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神奇。《美国增长的起落》预测美国可能会面临经济低迷，主要原因在于未来的发明不可能像 1870 年到 1970 年那个“独特世纪”里的创造那样具有革命性。这一观点在技术解决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注定引发巨大的争议。
索洛在 1987 年有句名言：“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为了看看戈登所言是否正确，不妨也回顾一下计算机时代的经济史。
美国经济自 1991 年 3 月起持续增长 112 个月，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史上的奇迹。1996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商业周刊》率先提出“新经济”的概念，认为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但是这一命名旋即招致多种质疑，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索洛提出的生产率悖论：在他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似乎只是在投入上轰轰烈烈，在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
表面上看，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生产率的突然提高似乎解决了索洛的悖论，那时，新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论证了计算机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两位经济学家史蒂芬·欧莱纳（Stephen D. Oliner）和丹尼尔·西彻尔（Daniel E. Sichel）在 2000 年 2 月的报告中指出，计算机在 20世纪 90 年代早期“只作出了相对较小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 5 年里突然一下就提升了”。这两位研究者得出结论：“IT 是隐藏在生产率增长之后的关键因素。”
在 2000 年 3 月 6 日的一次演讲中，一向以谨慎出名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明确地把“生产率增长的复苏”归因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他热情洋溢的评论标志着牛市的顶峰和 IT 支出的增长达到鼎盛时期。
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认识到，IT 投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大部分表面上的“高收益率”最后都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形式的回报，有一部分采购的东西竟然连用都没有用过。麦肯锡公司对 20 世纪 90 年代 10 年间生产率增长情况的研究发现，收益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尤其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制造业。在 1993—2000 年间，美国整个生产率增长的 36% 来自半导体、计算机集成和电信这 3 个与 IT 相关的部门，而它们在美国经济中仅占 8% 的份额。生产率增长的 40% 来自零售、批发和证券经纪业务 3 个行业，它们占整个美国经济的 24%。
总的来说，代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32% 的 6 个行业占到了生产率增长的 76%。其他的行业要么是微利行业，要么就处于实际的下滑阶段。而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中，尽管 IT 应用上的创新十分重要，但是“竞争的不断加剧”才是“最关键的催化剂”。
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是否带来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由此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03 年 5 月《哈佛商业评论》发表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的文章，认为 IT 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关于 IT 重要性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卡尔后来把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充实完善，出版了《冷眼看 IT》（Does IT Mat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rros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指出尽管计算机应用于商业已有 50 多年历史，然而它 对整个商业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绩效方面的影响，却尚无定论。对他的论点，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微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称卡尔“胡说八道”，《新闻周刊》却载文赞扬卡尔“戳破了某些 IT 圈内人士不切实际和自私自利的虚伪之词”。
测定 IT 对生产率的影响绝非小事。它有助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形势作出更准确的预测，也对企业怎样投资以及在哪里投资的决策大有裨益；同时，它还有助于推动国家和地区 IT 基础设施的发展。
美国商务部自 1998 年开始发布数字经济年报，实证性地解析新经济的绩效。它论证的基本思路是从促进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的角度入手。区别于往年的报告，在 2003 年的报告中，人们第一次得到了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各个阶段上新经济的数据检验。索洛曾经提出，只有当经济经受住 IT 时代的首次衰退，IT 对于生产率的持久作用才能明朗。随着经济衰退的结束和经济复苏的到来，对新经济的观测也第一次取得了衰退期和复苏期的数据。
在以往案例归纳的基础上，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一方面认为，在 IT 上投资的企业比没有 IT投资的企业更具生产能力，运营得更好；另一方面又指出，“单纯地购买 IT 并不必然产生利润，其他投资，例如重组工作流程和对于劳动力的再培训也同样不可或缺”。这和经济学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例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洛林·希特（Lorin Hitt）证明，IT 在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方面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并且，企业的收益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相关的企业流程和组织创新。
看来，实情似乎是：在一些行业，IT 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只有当商业实践、竞争以及制度发生更大的变化并与 IT 结合后，这种作用才会发生。
硅谷的反对之声：生产率衡量了错误的东西
很多高科技产业人士提出，生产率或许是在衡量错误的事物。
比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就认为，近年来改善我们生活的若干服务——数码照片，更轻松的酒店预订，便宜的GPS，与朋友的几乎无成本的交流等，不能被生产率数据很好地捕捉到。生产率的衡量标准是基于经济体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和。但是许多数字时代的产品都是免费赠送的，因此永远没有机会在 GDP 统计数据中展示自己。
以手机地图为例，对那些从来搞不清楚方向的人，手机地图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按道理他们应该为这样的产品支付上千元。但实际上，用户什么钱也不付。就其对 GDP 的直接贡献而言，手机地图厂商通过将用户数据反馈给公司来促进广告业务，以便他们可以更精准地推送广告，也会增加用户为电信运营商付出的流量费用。但这点钱对于手机地图厂商或整个经济而言，根本无足轻重。
这就是我们眼下衡量 GDP 的系统性问题：它擅长为企业捕捉价值，但不擅长为个人捕捉价值。当 GPS 技术被卡车公司和物流公司采用时，生产率会翻倍，但该技术的价格在手机上基本降为零。它被个人和家庭采用，因此，有理由相信个人和家庭生产率的提高，可这种提高又不被生产率统计数据真正衡量。
用户为手机地图支付的价格与自身从中获得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被称为“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这是硅谷针对生产率悖论的最佳辩护。其关键在于如此众多的了不起的新技术对消费者免费或几乎免费。这就是风险投资家马克·安迪森（Mark Andreessen）所说的，硅谷的创新“本质上是通缩的”，即使是快速发展的科技也可能不会出现在 GDP 或生产率数据上。也许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使用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好，更新也越来越快，以至于我们试图解释技术进步的正常方法正在瓦解。
再考虑一下手机地图的例子。的确，使用这样的应用程序是免费的。但是，它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应该体现在经济的其他部分。如果我们能更快、更可靠地到达目的地，那将使我们能够制造更多的东西，举行更多的会议，建立更多的联系，创造更多的价值。汽车和火车就是这样：它们对经济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出售汽车、车票或汽油，而在于它们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评估数字时代进步的最好方法可能是尝试依照使用Facebook 之类的服务的时间来定价。消费者在 Facebook 和Google 等服务上花费的主要成本不是宽带访问、手机服务、平板电脑或计算机的售价，而是时间的机会成本。而这个机会成本有一个重要维度：时间并不主要花在工作和生产上，而是花在娱乐和放松上。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老是感受不到技术对改善经济的影响？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它并没有多么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而是改变了我们的娱乐和休闲。
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 / 娱乐产业中的少数领域，但它们却占据了不成比例的头脑份额。机器人并没有取代我们的工作，而是正在接管我们的休闲。来自美国时间使用调查的数据，表明美国人平均花费约 23% 的清醒时间看电视、阅读或游戏。
有了 Netflix、高清电视、Kindles、iPad 以及其他所有的东西，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生活已经被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不妨说，技术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需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才行。
效率和优化不能压倒一切
由上可知，谈论技术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经济，证据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充分。也因此，技术解决主义为我们提供的出路，也并没有那么玫瑰色。
莫罗佐夫对技术解决主义提出了两点质疑。首先，技术解决主义者经常把公共问题化作更小的私人问题。公共政策由此变异成为鼓励人们优化自己的行为，做出更好的个人选择。其次，技术解决主义者急于“治愈”一切“恶习”，殊不知，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来自无知而非知识；来自不透明而非透明；来自矛盾性而非确定性；来自模糊性而非精确性；来自混乱的思考而非简洁的效率。
肯·奥尔德（Ken Alder）写过一部关于工程师和法国革命的书，他认为工程师实际上是最具革命性的职业之一，因为工程师非常热衷于“破坏”，总是渴望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写道：“工程学的运作基于一个简单而又激进的假设：现在只不过是构建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原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现有的安排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都要根据目前的愿望来审查，所有的做法都要根据理性的要求来重新塑造。”
必须承认，这种革命精神有很多值得我们喜欢的地方，至少在理论上。我们都不想做现状的卫道士，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该被破坏，特别是当效率成为我们的指导性原则时。技术解决主义者可能没有深刻意识到，当代的许多政治和社会安排都建立在这样一种想法之上：隐含地将低效率作为促进其他重要价值的必要成本。
我们知道生产率的一个基本的定义是，用更少的人来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所以所有机构的目的都是不断地提高效率。但是效率的极限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只有少数人在一个地方通过高效的工作获得很好的回报，同时，有相当多的人被这辆效率列车给甩掉？技术解决主义热衷于发现待修复的问题，但莫罗佐夫精辟地指出，一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只是因为我们被某些工具所武装，使我们偏向于将它们确定为问题。现实世界中极其复杂、多变和有争议的问题，并不需要用技术解决主义者所定义的那种单一的、包罗万象的方式来定义；所以，讨论技术解决的时候，首先还不是看解决方案，而是看解决者对问题本身的定义。
而且，很多问题，既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得到解决，更有可能在技术解决的过程中，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可能比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造成更大的损害。
如果城市配备大量摄像头和运动传感器，监视街道上的一举一动，虽然可能会降低犯罪率，但人们却也因此不再生活在自由的世界。如果进入地铁需要安检，开始你只是觉得不便，然后你发现更糟糕的是在入站口有人查你的身份证，安检反而能够接受，其实监控技术就是这样一步步逼你容忍它的。通过类似的许多小步骤，安全与自由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地方，而是一个推崇控制的地方。
监控技术大行其道，并非因为犯罪威胁增加了，而是因为现在有了施行这种技术的可能性。在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技术投入的方式因其自身的存在而决定，非关技术的用途。
越多的技术决定人们的生活，人们就越不能训练自己的判断力，也就不能决断自己的道德行为。打破技术解决主义的唯一办法，是以人为中心，让技术适应人，而不是强迫人适应某种特定的技术。如果技术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目的限制人的权利与自由，更甚一步，意欲替人类代行道德判断，那么，就是抛弃这种技术的时候了。
作者: 胡泳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华景时代
副标题: 在潮流中把握真实世界
出版年: 2022-11
本文摘编自《流行之道：在潮流中把握真实世界》，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