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银行普遍把人脸识别技术运用到了日常服务中。银行宣称，通过采集人脸图像，并与身份证照片进行对比识别，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即可实现“以貌识人”，必要时客户点点头、眨眨眼、张张嘴，便可轻松完成，无须任何其他操作步骤。
我父亲已经 94 岁高龄，对于他来说，这可并不像银行允诺的那样“轻松”。由于银行规定某些业务必须本人到场，我不得不亲自陪他到银行，在那个所谓的“智能”终端面前，他老人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由工作人员指挥着，连续眨了三次昏花的老眼，终端也无法识别。我很生气，最后找到经理，总算“恩准”去柜台窗口办理业务。
对我 80 多岁的母亲来说，人脸识别过程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了。母亲患有严重的腰疾，出门必须坐轮椅，这一次是不得不去银行。由于机器距离地面有一定高度，银行的机器采集图像时，母亲必须得从轮椅上被扶起来，半搀半抱地对准摄像头，我和工作人员一边一个架着，好不容易才完成了采集。等这一通折腾完，她已经气喘吁吁。
这样的人工智能到底方便了谁呢？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与渗透，越来越多的地方要求使用互联网来访问关键服务，不论是银行、社保部门还是政府，这对那些没有设备、不能负担数据或 Wi-Fi、无法或不愿使用网络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
众多服务被缺省设置为“数字化”，非网络用户因此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对一定人群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产生了影响，这一现象可以称为“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用更形象化的比喻来讲，如果我们把数字化进程比作一架战车，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误解：人人都会上车，只是时间早晚。这样想会忽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根本就上不了车，而是被彻底地甩在这辆战车之外。
由此，数字化社会产生了一个有害的副产品——“数字弃民”。
数字弃民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人是如何被抛弃的呢？可以把数字化排斥的源头归纳为 4 个：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
在诸如“这东西我就是学不会”的声称中可以看到自我排斥，它与厌恶变化和新事物有关，并且相信终身学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由于技术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许多人可能会感到落伍，因此停止参与数字世界。例如，老年人很可能因为觉得生命已经太晚了，而无法开始学习。财务排斥则显示数字鸿沟与付费能力有关。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
技能排斥是指，一个人的技能和信心是其能否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前提。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而且缺乏对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例如，仅仅是上网填表这样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困住他们。而缺乏数字技能的人又往往没有机会获得支持，以帮助他们使用技术。
地理位置也会产生排斥。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着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双重受限的不利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致使数字排斥问题更加凸显。因流行病而实施的社会隔离迅速增加了人们在很多领域（从食物、服务到教育、办公）的互联网依赖。这使得那些无从获得网络服务的人更加与社会隔绝，例如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转向互联网来保持社交联系的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这个机会，或掌握这项技能。
在尽情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因不会或不方便上网而无法购买回家火车票的农民工，不用智能手机无从出示健康码而被公交车司机拒之门外的乘客，被打车软件变相剥夺了打车便利的非打车软件用户，不会操作 App（手机应用程序）而无法挂号和就医的患者，未作人脸识别而导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乃至疫情期间因不会下单和团购而有饮食之虞的老人等，他们都属于“数字弃民”。
由此可见，少数被数字化排斥的群体，其排斥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年龄、教育、残障、收入、失业、地理位置以及文化或语言等。而那些已经处于社会或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要高出数倍。必须意识到，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老年人之困：在数字世界中“掉线”
从研究中可以发现，造成排斥的最常见因素是年龄。
老年人一直占互联网非用户的最大比例。在中国，共有2.54 亿老年人，其中仅有 6000 余万人是网民。有将近 3/4 的老年人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甚至没有智能手机。
众所周知，数字化往往将老年人和残疾人忽略不顾，开发技术时并不会特意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大量的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多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并且更有可能患上与衰老相关的残疾。由于这些残疾因素，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排斥通常更强烈。例如，许多老年人的视力下降与年龄相关，这可能是阻止他们使用技术的重要因素，在与其他障碍（例如缺乏动力和上网技能）相结合的时候，更加剧了这种状况。
而数字化参与对老年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活上的实用性问题，还同他们的生命质量相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老年人被社会隔离的相关风险是巨大的：孤独感会导致抑郁症、心脑血管疾病、身体功能下降乃至死亡。技术可以成为帮助降低这些风险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能够上网的老年人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会降低很多。
在线交流对于深居简出、与亲人相距甚远或者失去了所依赖的亲人的老年人非常有价值。他们可以通过即时通信、视频聊天软件和社交媒体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哪怕不再能够展开实际造访。老年人还可以在“同病相怜”的人群当中找到在线支持，可以通过新闻、流媒体平台等获取外部消息，在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松移动的情况下，这构成了他们身心健康的重要层面。与外界保持连接在疫情期间尤为重要，随着老年人所习惯的生活被打破，他们正在更深地陷入孤独之中。
掌握数字技术已成为全面参与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老年人通常不太可能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学习计算机和互联网技能，而他们的活动和认知能力也日趋下降。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技术访问和培训，等于就是把他们关在数字化大门之外，从而会加剧本已令人担忧的老年人孤立和孤独的趋势。
保障信息工具的使用，就是保障平等
数字排斥不仅限于无法访问手机和上网。成为合格的数字化使用者，只是解决了上网问题还远远不够，尚需要足够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便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具有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在线系统的能力。其最低要求，首先是以下最基本的使用能力，包括：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将电脑或者手机连接到 Wi-Fi、更新密码、在线联系亲朋好友。而更高阶的技能，可以从 5 个方面来衡量。
管理信息：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查找之前访问过的网站，下载或保存在线找到的照片；
交流：通过电子邮件或在线讯息服务发送个人消息，知道如何在线共享信息；
交易：从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序购买商品或服务，懂得在设备上购买和安装应用程序；
解决问题：在线验证信息来源，或利用在线帮助，处理设备或数字服务的问题；
身份验证和填表：了解如何进行个人身份验证，并完成在线表格。
除此之外，还需具备基本的安全常识，防止被诈骗或盗走个人信息。例如，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在线诈骗的受害者，并将自己的个人信息置于危险之中。
然而，通过量身定制的数字素养培训，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安全地浏览互联网。实践表明，具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个人可以从中受益的主要领域包括：增加收入、更高的就业能力、更便宜的购物、改善沟通，以及通过在线服务节省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排斥要求社会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应对措施，远远超出了仅仅增加硬件提供和支持水平就可以假设任何“沟壑”都可被“弥合”的程度。如果仅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线学习、电子病历和电子政务服务，那么社会将朝着更大的不平等方向发展。
迈向“数字包容”
数字排斥的反面是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价格合理且可进入的数字设备和服务，以及拥有足够的动力、技能和信任，可以使用互联网追求并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成果。
在缺省设置上，有关服务的数字化应采取包容性方法，而不是强制性方法。如果公民不能在线履行义务或觉得过分困难，则不应强迫他们，而是需要对很多服务的运行方式进行一定的更改，来纠正数字排斥的影响。例如，健康服务不应一切都转入网上进行，必须保持必要的面对面服务和在线处理的替代方法。
因老年手机无法扫健康码导致老年人乘公交、入医院、进商场、乘火车甚至到景点游玩都被拒之于外的情况屡次出现后，终于有数个城市开始采取了行动。
广州启用刷身份证核验健康码的系统，只要将身份证放在识别设备上 2 秒，电脑屏幕就可以出现“粤康码”的相关信息；在杭州，老年人可以通过刷市民卡显示健康码状态；在北京和深圳，都上线了“老幼健康码查询”的功能。而子女，也终于可以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帮爸妈查询健康码了。另外一个好的包容性服务的例证是，为了解决老年人出行不方便的问题，滴滴上线试运行了滴滴老人打车小程序，10 个常用场景可以一键叫车。对小程序的细节进行了老化改造，大字号简洁设计，方便老年人操作使用。同时，在试点城市开通老年人电话叫车热线，为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提供平台代为呼叫出租车服务。
2020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明确不得将“健康码”作为通行的唯一凭证，并且要建设社区便民消费服务中心、老年服务站等设施，为无法使用智能技术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用品代购、餐饮外卖、代收代缴、挂号取药等服务。
很明显，在疫情当中，如果不采取线下征集订单的方式，或者是志愿者帮助团购，老年人因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和电商购物，就会发生买菜和买药的困难。虽然老年居民较多的社区，平常都有很多常规的助老服务措施，但在疫情压力下，这些原有的服务体系都陷入停顿。由此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线上解决，对老年人来说，安度晚年，更多依赖于长期存在、执行有效的老龄社区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消除数字访问的特定物理或财务障碍，就足以使他们受益于数字包容。政府必须将互联网接入作为基本需求，而扩大数字技能培训的范围也应该是政府和第三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
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和其他群体对技术的使用以及对数字化世界的信任。应该投入资金，建立更广范围的技能培训，并将其嵌入现有的社区组织中，鼓励技术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参与进来。技术公司的支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除了扩大设备捐赠、支持技能培训之外，技术公司还需要认识到，设备、服务和内容的设计对于数字包容性也非常重要。
从根本上，有必要消除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障碍，以便为专门就增加数字包容性而设计的干预措施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
即使互联网连接已经很普及了，并且许多服务都变成了仅在线上提供，排斥现象仍然持久存在。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试图发现，为什么人们选择不去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机会。这些“选择”在何种程度上是真正自由的？还是说它们实际上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做出的？
令人担忧的是，对那些继续处于离线状态的人，社会的触达可能将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显然遭受着复合性不利条件的影响，这也表明数字排斥在社会上最脆弱的人群当中正在变得根深蒂固。干预措施需要通过多种策略来解决这些越来越难以触达的群体所面临的困难，同时对阻止他们成为数字公民的问题予以考虑，这些问题既包括技能与意识，也涵盖经验与动机。
随着未来几十年的加速变化，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经由无障碍设备、宽带和数字培训方面的大量投资，技术有潜力成为消除“数字弃民”，使他们能够连接、创造和贡献力量的强大工具。关键是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并为此采取迫切有力的行动。
作者: 胡泳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华景时代
副标题: 在潮流中把握真实世界
出版年: 2022-11
本文摘编自《流行之道：在潮流中把握真实世界》，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