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离孟买国际机场很近，很多到孟买投资的中国人都会来我这边坐一坐，前些年很热闹。这两年中国企业走的走、撤的撤，冷清了许多。”于超（化名）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于超所在的企业是一家通信设备制造商，2008年进入印度市场，经过多年深耕已成为印度通信设备领域重要供应商之一。2015年于超开始负责公司印度业务，眼看着一波又一波中国企业怀着满腔热情到印度投资，然后热情之火又被一次次浇灭。
“公司原本计划这两年加大在印投资，再建两个工厂，但现在这种状况我们不得不先观望。”于超说，这不仅仅是他们一家企业的想法。
曾经满怀希望投身“印度制造”洪流的中国企业发现，印度的投资环境对外资愈发不友好。留下还是离开，成了摆在在印中企面前的紧迫难题。
一、突袭审查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去年5月的一天，望着手机上那条印度同事发来的信息，于超心里一沉。
“我们公司早就上了印度有关方面重点关注的硬件领域实体清单，2021年底小米、OPPO在印度的办公室和制造厂遭遇突击检查，去年2、3月份华为被搜查，那时就预感到，应该很快就会查到我们。”于超说。
“当天进入公司审查的6位印方人员来自印度税收情报局，到达办公地点后，所有员工被要求停下手中工作离开办公室，只留下一位公司主管和财务总监配合审查。”身为公司总经理的于超由于签证问题当时并不在印度，遂被要求在线上进行视频讯问。“审查重点主要针对所得税和关税，他们要看什么，就要现场整理出单据提供给对方。这样的现场审查持续了整整1天，税务人员随后把各类文件带回去，整个审查程序前前后后持续了大约3个月。”
“从公司搬走的文件装了满满一面包车，但针对我们公司的审查还不算太复杂。我们附近的另一家中企，现场审查就持续了3天，搬走的文件装了满满三卡车。”用什么类型的车运送审查文件，似乎就已经预示了被查公司的命运。最终，于超所在公司被开了罚单，但与其他被开天价罚单的中企相比，算是相当幸运了。
于超说，“作为一家想在印度长期经营的负责任企业，我们的经营一直十分规范，收益多用于在印的生产和研发，每年还会至少拿出净利润的2%捐助一些教育和医疗机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即便这样，也难逃审查处罚。
事实上，印度政府部门对中企的税务调查近两年就一直没间断过。“现在很多在印中企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经营，尽可能低调，生怕被盯上。”在印度经营一家化工企业的武杰（化名）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我们属于化工行业的一个细分领域，目前印度政府对该领域的企业还没有大力监察。但我身边很多企业已经遭遇过类似的突袭审查，有些甚至是夜间突袭，税务部门的人凌晨来到办公室，堵在门口，来一个员工便将其手机和电脑扣留，员工们被分别带到不同的屋子里接受盘问。搜查人员会查看公司的财务文件、账簿、交易记录等，主要审查公司业务中是否存在现金交易，是否违规将利润转出印度，或是否有通过其他方式减少税务支出等行为。”
“其他地方一些合理避税的手段，在印度可能都会被判定为隐瞒收入、逃税、做假账，中企要特别注意这点。”武杰2009年开始在印度工作，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见过太多倒在审查上的企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要在印度投资，就要慢慢去摸索和适应它的市场规则。”
实际上，这种审查不只针对中国企业，很多欧美日韩企业也曾领教过印度的突袭审查和天价罚单。
二、回不去的印度
2019年底，回国过年的武杰想不到，自那之后自己就再也没能回到印度。
7月底《环球》杂志记者拨通武杰的电话时，他正在越南，这三年多由于无法回到印度，他把业务更多地拓展到了越南、泰国和中东地区。但他一直挂念着自己在印度的企业，“我在印度有两个办公室，分别在孟买和古吉拉特邦，在新德里、孟买、金奈和古吉拉特邦还有4个仓库。”这三年半的时间，武杰一直通过线上远程操控企业运营。
“最开始时用微信跟印度员工沟通，2020年微信等一批中国应用程序在印度被禁用，我们又尝试用钉钉，结果钉钉现在也不能用了，又用起了WhatsApp。”单是跟印度员工随时保持联系，武杰就大费周章，“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印度业务这两年还在快速增长，要拓展新的业务。我必须要尽快回到印度。”
武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这两年自己印度公司业务的增长，一是由于印度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加大了对化工原料的需求；二是莫迪政府2020年4月推出了“Press Note 3”政策，以对“来自与印陆地接壤邻国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之名，限制中企在印投资。准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减弱等，反而带动了已在印度企业的业务增长。
“我所在的细分领域，印度本土企业很少，而且规模很小，跟中国企业比没什么竞争力，而‘Press Note 3’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别说在印度注册公司，就像我们这种已在印度投资的企业想开设一个新银行账户都非常难。这无形中限制了国内的化工企业进入印度参与竞争。”谈及这一“意外”因素，武杰哭笑不得。
为了尽快回到印度，武杰尝试了各种方法。“去年6月份我就开始申请商务签证，递交了一大堆材料，三四个月后收到了拒签通知。今年年初我尝试申请工作签证，但直到现在还没收到回音。印度内政部已去公司调查过，证明我的企业以及我本人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签证就是一直没有进展。”
对比武杰，于超就幸运多了。2021年因签证问题于超在国内滞留了一年，直到去年9月重新拿到工作签证。“据我了解，2021年印度批准的中国人工作签证不超过10个；去年约有1万人申请工作签证，仅70人获批。”于超就是这70人中的一个，“印度工作签证要经过两方面的审查，首先印度驻中国使领馆会在中国国内调查你的公司状况和个人情况，具体到父母情况、小孩在哪里上学、房子在何处、个人收入如何汇到国内等等，然后印度内政部会在印度调查你所在公司的情况，公司要能证明如果你本人不去印度就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但即便闯过了层层审查，能否拿到签证也仍是未知数。于超说，今年印度签证被收得更紧了。
“我们印度公司的几百名员工，除了我都是印度本地人，而且公司骨干都是跟了我很多年的老员工，所以三年多的时间即使我不在印度公司也能照常运转。但很多企业如果老板一直不在，就会彻底散掉，由于签证问题倒掉的企业不在少数。”武杰说。
如今，武杰又在尝试通过在其他国家中转，申请印度的工作签证，但截至本文发稿日他仍未能返回印度。
三、去留之间
“过去很多跨国企业进入印度，只是看上了印度规模庞大的市场，所以最初很多都是本土生产、印度销售，这种模式其实把大部分收益都留在了本国，印度企业很难从中获利。这是印度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印度政府通过提高关税，限制利润转出印度，要求印度销售必须为印度生产等方式，就是想让跨国企业不仅仅分享印度的市场，更要投资印度、将利润留在印度，拉动印度制造业增长。”于超说。
“但对于在印度投资设厂，尽管印度政府提倡了多年，却少有外企真正行动起来。”于超向《环球》杂志记者解释，“印度本身制造业基础就差，供应链也不完整，比如我们生产中要用到的最简单的注塑壳体，在中国轻易就能找到几十个供应商，但在印度可选择的厂商非常少，即便能找到产品质量也不好。因此，很多企业把工厂搬过去了，原材料却依然依赖进口。”
于超补充说，“人口红利也是个伪命题，印度的劳动力成本看似低廉，但生产效率和生产技术远不能和国内比。而且印度国内对女性有不少限制，很多女性结了婚就无法再继续工作。另外，印度人喜欢跳槽，普通劳工换工作很普遍，一个月内甚至整个工厂的工人都会换一遍，这样很难培养出高级技术工人。”
当然，印度为了吸引外资也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税制改革和废钞之后，印度的腐败现象已减少很多。目前来看，除掉政府层面的因素，印度对企业本身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对那些已在当地深耕多年的企业来说，双方关系缓和肯定比‘割肉’强。”于超说，“中企如今也在调整在印投资思路，因为要想真正在印度扎根，必须摒弃以前那种短平快的经营思路，要一定程度上利好当地制造业发展。”
于超的公司从2020年开始着手在古吉拉特邦投资设厂，2021年工厂投入运营，还在印度设立了研发部门。于超说，这也是他们能够幸免于天价审查罚单的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投入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你无法预测哪天印度就盯上了你所在的行业，它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将外企挤出印度，这才是中企在印投资战战兢兢的主要原因。”武杰说。
因此，也有很多中企像武杰一样，基于客户需求、自身市场策略等方面的考虑，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和中东等更广阔市场。有些甚至已终止在印度投资，专心转战东南亚市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杂志 （ID：GlobeMagazine），作者：张海鑫，编辑：乐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