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大健康 （ID：CaijingHealth），作者：辛颖、赵天宇、凌馨、王小、热依拉木、乔佳慧，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3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是为三年多的疫情敲出了“剧终”吗？不，这是从应急状态转为长期的防控状态，是新冠病毒和人类在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妥协”。
WHO总干事谭德塞指出，向WHO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总数接近700万人，“但我们知道实际死亡人数要高得多，至少有2000万人”。
尽管《国际卫生条例（2005）》新冠大流行突发事件委员会承认病毒潜在的变异仍然构成不确定性，但他们还是建议，“现在是过渡到长期管理新冠疫情的时候了”。
新冠病毒已经实际上覆盖全球有人类活动的所有区域，症状、流行强度趋于稳定，已经如同艾滋病、结核病、流感一样，是一个既定的、需要长期面对的传染病。
回首难以忘却的三年，我们须谨记，“新冠病毒还在致死和变异，新的变异株出现仍会带来感染和死亡病例激增的风险。”
2020年1月-2月：“为武汉这座城市难受”
1月23日，武汉。
这天，刘洋被派到定点医院武汉七医院支援，医院发热门诊候诊人群的队伍，已蜿蜒至院外的街上。凌晨2点，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1月23日10时起，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事后看这一天也是整个1月武汉的医院压力最大的一天——发热门诊量达最高点，为14486。
第二天就是庚子鼠年的小年，而刘洋的记忆里只剩下黑压压的人群。被人群围绕，嘈杂的声音，咳嗽和抱怨交叠。
他看到，被挤爆的医院外，彷徨着无数病人。1月24日，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要求，武汉市对所有疑似患者一律无条件收治，并进行有效隔离。随后武汉决定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工程先后启动。
1月25日，大年初一，武汉。
一大早，王琛拉开窗帘，看着雾蒙蒙的天空和空无一人的街道，完全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这是第一次一个人过年。计划去超市买点好吃的，跑了几家超市，货架空空荡荡的，只好买了几盒泡面。
回到家，王琛发现停水了，只能干吃泡面。没觉得自己可怜，王琛只是为武汉这座城市难受，就好像是一个巨人突然倒下了。
2020年2月26日，武汉一社区门前，工作人员为居民发放生活物资。摄影《财经》记者 王小
2月22日，武汉。
上午11点左右，路边树上小朵的宫粉梅成簇开放。在医院中，刘洋“闲坐”着，手边的扩音器变得多余。这一天，医院发热门诊空空荡荡。二楼诊室门外无人等候。此时，武汉市对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核酸检测存量已全面清零，这是武汉恢复健康的第一步。
2020年1月-2月，人在旅途空荡荡
1月27日，大年初三，北京T3国际航站楼。
18点多，走向登机口的长廊上，只有银子和闺蜜两个人推着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在回荡，第一次见到如此空旷的机场，她才开始担心这次泰国之旅是不是错误的选择。
2020年3月15日摄，北京的出租车上都在司机和乘客之间加了一层膜隔离，一张手绘图贴在隔离膜上。摄影 《财经》记者 辛颖
出发前每天都在传来更糟的消息，1月23日，黑龙江省出现首例新冠确诊，随后哈尔滨的电影院关闭，银子朋友去新加坡的旅行团也取消，周围药店的口罩全都售罄，往日最热闹的中央大街也人影稀稀落落。
父母亲友都劝银子取消旅行，但她和闺蜜还是如期出发，用闺蜜的话说，“舍命陪君子”。
去往泰国的航班上，几乎每排只有一两位客人，为了不摘掉口罩，在近四小时的飞行中，两人连口水都没喝。种种担心在碧绿的海水、美味的濑尿虾中消失，此后三年，这成为银子记忆中最幸运的“坚持”。
2020年2月15日，武汉一家医院的核酸检测窗口，几乎没有人做检测。摄影《财经》记者 王小
2月4日下午，南下的高铁上。
从北京上车，小科要去的是已封控的武汉，票却买的是到长沙，此时全国到武汉的车票全部停售。心里惴惴，不知能否成功在武汉下车，整个车厢只有她一人，张望一眼其他车厢，也是空荡荡。
2020年2月4日，一列从北京出发途经武汉的列车车厢。 摄影《财经》记者 王小
默计到武汉还差两站时，小科找列车长谈，知道和她一样抱着侥幸心理的还有几个人，都可以和运送的物资一起在武汉下车。一位漂亮的女列车员在停站打开车门后，忽然对小科说了一大通，有点发蒙的她只记住了：感谢你，帮助武汉。
出了武汉站，夜幕下小科震惊了，街上无车无人，寂静无声，却灯火辉煌，延绵的街灯与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交错十分耀目。
2020年2月，电话中不堪回首的信息
2月1日，武汉。
“父亲核酸检测确认为阳性了。”电话那头武汉市一位女士思路清晰，语气透着疲惫，叙述她长期依赖透析的父亲一度无医院肯接收，直到2月6日终于被收治的经历。
“不堪回首。”她说，父亲由于肺部CT被发现异常，尽管还没有症状，但长期透析的医院不再接收他。多数肾病患者需要一周透析两三次，一旦医院的透析室不再接收，则必须在三五天之内找到下一家可供透析的地点，否则有性命之虞。
2020年3月7日，武汉一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为透析患者单独开一个通道。摄影 《财经》记者 王小
在那个时刻，她们第一次发觉患有慢性病的年迈父母竟可以如此接近死亡。“挺无助的。”她说。
2月15日下午，喀什。
接到妈妈的电话，她语速比平时快了2倍，“今天给你姑妈打电话了吗？刚我给你爸视频，看他眼睛红了，像哭过，问他怎么了也没说话就挂了⋯⋯”此时，是木木和妈妈在喀什市一家酒店不同楼层进行隔离的第18天，“我现在就给姑妈打电话”。
在喀什酒店隔离期间的早中晚三餐，三次测温、三次消毒，第28天，我们终于离开隔离酒店。 摄/热依拉木
在按拨号键时木木发现手在抖，随着电话嘟嘟声，木木心跳加速，接通了，但电话那头传出来的不是姑妈的声音，听到姑父哽咽着说姑妈不在了，木木眼泪不停地流，挂完电话腿软直接坐到地上，那是她第一次哭得撕心裂肺，突然失去最偏爱自己的人，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心痛到无法呼吸。
不一会儿，听到房间外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敲门询问木木怎么了，她赶紧去开门，一边哭一边问：“我们今天能回家了吗？我想见我姑妈最后一面。”他们说：“还没下通知，我们再帮你问一下。”因为县里没有车来接，木木和妈妈没法自己回去，工作人员也表示无奈，不停地安慰她们。
2021年，“14+7”隔离、扫码一个都不少
6月7日中午，上海。
飞机一落地浦东机场，刘晓顺着被围得严严实实的通道走着，时而停下检测核酸、抗原，时而填表，六个小时后终于进入隔离酒店房间。
2021年6月29日，上海浦东机场海关。摄影《财经》记者 王小
这是刘晓第二次从海外回国隔离“14+7”天，因此看到墙角一只小蟑螂掠过时，还是淡定地打开行李箱，拿出备好的食品，发现冰箱里是热的，她打电话询问，另一头一位女性诧异地答：“你房间里居然还有冰箱？”刘晓默默地呼出一口气，再问，“几点给送晚餐？”她回答，“现在7点了，已经过了我们送餐时间。”
没勇气争执。刘晓打开房门向外看，听到走廊音响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房间，请不要在走廊中走动，您的行为违反了⋯⋯”她关上门，打开窗户，看到一片水泥结构的灰暗。
2021年6月，上海隔离酒店窗外的风景。摄/王小
11月27日深夜，北京。
绫子是这场聚会中最后离开的，醺醺然走出来，站在街边等用软件约的车，冬天的北京真冷！车来了，按要求她得出示健康宝页面，突然她傻眼了，防疫状态是“无法确认”。她赶紧问朋友圈，有人立即给她分析，是之前她出差的地方有阳性患者，她被纳入密接人群了。司机见怪不怪地走了，留下绫子在深夜的大街上。
当晚参加聚会的朋友，收到一个绫子透着兴奋的信息，“共享单车扫码成功，骑行近两小时顺利到家！”
2020年5月6日，路过北京朝阳区一核酸检测点。 摄影《财经》记者 王小
2022年4月-5月，封控前后的小确幸
4月30日，北京。
天一和朋友们聚在家附近的郊野公园里，树影斑驳，漫画一样的好天气。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那公园里吹到2022年的春风。
临时起意，他们决定吃了晚饭再回家。随便找一家餐馆，刚坐下旁边的客人就问店员，“明天你们还能开吗？”
原来，就在他们坐在公园里吹风时，北京市召开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20场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五一”假期全市餐饮经营单位暂停堂食，转为外卖服务。店员回答：“在等通知，明天能不能照常开业还不知道。”
那天晚上店里坐满了顾客，人们抓住春日的尾巴与亲朋好友短暂相聚。“下次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朋友这样说。于是，抱着明日不可知的心情，点了几道没试过的新菜，边吃边庆幸今天来对了。
5月1日，上海。
欣儿是一个小区的“小团长”，给封控在家的邻居们团购点面包、鸡鸭肉，每次差不多二三十户下单，没做过这事，次次都算错账。
对接水果蔬菜的是“大团长”，是个大学老师，因为曾在农村驻点，有购买渠道。这些“刚需”每次大家都是疯狂买买买。怕漏单，她还会每样多买一两份备着，真挺佩服。
说实话，欣儿是有所“图”的，做志愿者，能走到小区门口搬物资，能真正闻到花开了的香气，感觉自己又“活”了。又做“团长”，主要也是自己想吃，不好意思总麻烦别人，总得参与干点活。有一阵欣儿真想问问“大团长”，她到底图的啥啊？那天光分水果就分到后半夜，欣儿不想问了，只很庆幸有这样的邻居。
5月22日22时多，北京。小区封闭了，只进不出，后来才知道是朝阳区潘家园这一片都封控了。风明觉得自己超级幸运，因为和朋友在外吃饭回来得晚，到小区门口时正赶上准备封闭。
风明第一时间转头赶到离家不到两公里的公司，拿上电脑，可以居家办公。还在公司找到了两个空的拉杆箱，回到小区路口，开始点外卖，买了肉菜和必需的生活用品，等到午夜12点多东西都齐了，一起拉到楼上，把冰箱都塞满了。
5月27日晚上，上海。
距离小区正式“解封”还有三天，邻居们在楼下搞了场“音乐会”。这是4月以来，风明第一次在外面听到核酸检测通知之外的人声。也不知道是谁最早带着吉他下楼的，他加入的时候，已经有十来个邻居搬着小马扎围坐在一起。装防护服的泡沫箱临时充当桌子，少少地放了几瓶酒，偶尔有人喝一口。
2022年5月1日，深夜上海 。欣儿小区的团购水果到了，连夜分发。图/受访者供图
大家什么也没聊，只是唱歌、喝酒，用手机打着光缓慢摇摆，还得不时看看歌词。很神奇，大家唱了很多有关地方的歌，从《安和桥北》到《西安人的歌》，赵雷的《成都》唱了两遍，不断重复着“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有人唱嗨了，摘了口罩。
2022年6月1日，上海住宅小区恢复正常出入，我们准备好在当日零点再唱一场 摄/受访者供图
2022年，再见，我的大学！
3月，吉林。
由于疫情严重，嘉新的学校开始封寝室。四个人困守不到10平方米的宿舍，宿舍没有独卫，到走廊上的公共卫生间上厕所需要打报告、排时间。连坑位都是固定的，他只能去从左往右数第三个隔间。
在三周没法洗澡之后，一天晚上实在绷不住了，嘉新宿舍四个人抱头痛哭。那时候，他们不知道封寝什么时候结束、糟糕的网课学习怎么调整、个人的未来发展该怎么办？有时候他会看窗户好久好久，数一数路过的飞鸟。然后问自己：“还会好吗？”
2022年4月，一所大学后勤人员对涉疫宿舍进行消杀。
图 /受访者供图
6月，安徽。
乔乔所在的学校封校四个月，直到毕业季，为了防止外地学生返校带来疫情，学校出台了一条措施：在校/在市毕业生6月24日前离校完成毕业，外地毕业生24日后返校。同学们称之为，“天人相隔的措施”。
一些同学也不想再返校，托人打包行李邮寄，乔乔的一位舍友连着几天晚上电话沟通如何打包物品。乔乔把她的书卖掉，把衣服、物品装进行李箱和纸箱，拉到快递点邮寄。
在校的，要在24日之前收拾行李、拍集体毕业照；不在校的，班长组织他们自行拍照。据说，那天是同学自己带的相机，学院老师鲜有到场。7月的某一天，班长把这非官方的毕业照电子版发在了群里。
于是，一部分人留在实体的毕业照上，一部分人留在手机相册里，一部分人没有留下影像。一切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
2022年底，最后一波
12月5日，海南。
度假中的天一，海南健康码突然从绿变黄。黄码，意味着一系列限行措施，商场、超市、餐馆等公共场所只要看到黄色就不让进，而且上不了飞机，回不去家。
马上询问酒店前台，酒店员工正在焦头烂额地与当地管委会沟通，天一并不是唯一出现黄码的住客。此前，天一在24小时内做过核酸，转黄码的原因显示是，“近期有重点涉疫区旅居史，需居家监测”。
天一赶上了最后的“限行”：就在她还为黄码纠结的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
当日中午，天一重获绿码，从离开酒店到进家门，再也没人过问码的颜色了。
12月17日，哈尔滨。
这是放开防疫管控“新十条”发布后的第十天。杨阳登上了回北京的高铁，心里惦记着发烧的父亲。一周前休假回哈尔滨，为父亲庆贺60岁大寿，但彼时的北京已经遍地“小阳人”，哈尔滨的餐馆也风声鹤唳，好友都拒绝相见，于是取消大庆一番的计划，只是三口人在家分享了生日蛋糕。
虽然知道难逃这一波，但杨阳仍希望高龄还有基础病的父母，能够避开感染高峰，给家中备好了充足的N95口罩、退烧药、检测试剂，准备返回北京。父亲却在杨阳出发的前一天发烧，但精神状态还不错，只是浑身无力，母亲也没有异常。二人都说没事，劝杨阳按计划出发。
回京后的担心大概持续了三天，父亲抗原检出阳性，但当天就退烧了，紧接着母亲、杨阳都陆续发烧，三个“小阳人”在视频电话中分享各自特有的症状，慢慢痊愈。
12月12日，上海。
春天的一位朋友和堂姐同时求助退烧药，她们一个是孕妇、一个要给刚刚半岁的孩子用，需要非复方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混悬液。堂姐说，看到“黑市”有人在卖，布洛芬1000元一瓶，但很多快递员阳了，买了也拿不到。
春天试着在小区群问，竟然真的有素不相识的邻居愿意分享。她不肯要钱，也不需要用别的药换，只是提出家里有人阳了，不要面对面交接，最后是从六楼扔下来的。
还有个朋友收藏着一瓶半布洛芬，是给家里不到一岁的孩子准备的，分给了春天。
当时，她心里竟冒出来五个字，“大恩不言谢”。
（文中讲述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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