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这些不谈，在工作之余，除了偶尔去滑滑雪，爬爬山，我更喜欢一个人去唐人街。
还在读书的时候，到了周末，我会起早出门，坐校巴到Amtrak，登上火车一路向西，一个半小时后在Richmand站下车，再乘BART辗转到Stockton Street。
离开地铁站后，步行穿过隧道，直至那个巨大的“天下为公”牌坊出现在我眼前。
为的无非是一顿粤式早茶或者川辣火锅，再提着两大袋别处买不到的中式食材和作料跋涉回家。
如果细心的话，或许会接触到一些平日见不到的老华侨，我偶尔会聊上几句，听他们用我“识听唔识讲”的广东话讲述唐人街的前世今生。从第一次来这里，一抬头看见满街都是中文，心里非常震撼，后来对这里每家餐厅都轻车熟路，我发现，除了我的胃，这个地方似乎离中国越来越远。
于我而言，这里是90年代的广东。
陡峭的斜坡，陈旧的霓虹灯，货物堆满在街口的小摊，凌乱的肉菜市场，拥堵的人潮，地面上黑色的口香糖痕迹......就连这附近的巴士广播，都是一口纯正的广东话。恍如隔世，像是误入香港老电影的片场。
当我路过一些生意不忙的小摊时，里面的老板会响亮地喊一句：靓女，入来帮衬下！只是很惭愧，作为一个在国内一线城市长大的孩子，我觉得“梦回30年前”并没有给我带来亲和感，反而让我觉得旧金山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市中心，有一处方圆5英里的城中村，它被定格在了上个世纪，从未改变。就连卡拉OK的曲目都是邓丽君和许冠杰，我问里头的员工：有陈奕迅的歌吗？员工说：这个人，听说过。
在地铁站边上有一间学校，叫“美洲中华中学校”。每到傍晚，这里聚满了放学的孩子，穿着蓝白色的校服，皮革制的书包，用流利的英语相互沟通。对于出生在这里的华裔们来说，“中国”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而已。他们的父辈好像是从那里来的，但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回避。
我的丈夫老刘有一个远房亲戚，很早就嫁到了旧金山，丈夫是一个ABC，他们生了一对娃，早些年让老刘家的亲戚们非常羡慕。
只是时过境迁，前两年我和老刘去他们家做客，看见放学回家的7岁女儿一脸高兴，她对爸爸说：
“Dad! I made a new Caucasian (白人) friend!”
爸爸表扬女儿，问她最近还有没有跟那几个中国朋友玩。
“No I never hangout with Chinese friends.” 女儿沾沾自喜说。
爸爸很开心，给了她50美金零花，拍拍头说“good girl”。
后来我问老刘：他们家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吗？
老刘说：那个当爹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在旧金山，有些老一辈的华侨甚至会避免使用中文名，会改成日本人的名字，比如Sato, Suzuki, Yuhiko等等。
老人们说，很早以前中国人在这里很不受待见，为了生存只能化名为日本人。
有次我问中餐厅的老板：当年为什么要来美国？
他说他来自福建的一个渔村，所有人都靠打渔维生，这种看天吃饭的生计既危险又无法保证收成，于是在亲戚朋友的带领下，村子里的人都渐渐移民美国。
当然，如你所想，他们的移民途径只能是凑齐一笔钱，交给蛇头，然后义无反顾奔向美利坚。
“不能直接来美国，”小老板说，“要坐飞机到墨西哥，然后坐车十几小时到边境，带上干粮和水，跋涉一两天的山路和隔壁，然后入境。”
“不用怕，边境根本没人管。不危险，就是苦。”
“到了美国境内就好了，那边有人接应，先做了按摩师，稳定下来后才过来的。”
像小老板这样的“移民”，在Chinatown随处可见。
有的做推拿，有的做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厨师、小贩，等等等等。
正是这种宗族式的人际网，筑成了Chinatown一个小社会，也确实是因为他们，才让三藩如今的50万华人有了这尺寸之地。
但在我内心里，有一个疑惑始终没有得到解答：
在他们心里，是否真的对这个脱轨的小世界感到满意？会不会偶尔也对这里有不真实的距离感？
还是说他们就像弹钢琴的1900一样，一直离不开这艘Virginia？
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英文水平也只停留在hi and bye，一辈子似乎只生活在Chinatown里，更谈不上融入美国社会，在这个自治的范围里生长、老去、死亡。
他们的子女们，发现父母的英语如同自己的中文一样蹩脚时，会不会也会感到迷茫和怀疑。
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