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ID：non-fiction702），作者：NHK，头图来自：《凪的新生活》剧照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各个企业的招聘热陡然降温，找工作成为世间一大难事。在这一时期进入求职活动的一代人被称为“冰河期世代”。事过境迁，如今“冰河期世代”已经步入中年，却由于职场跨出去的第一步的影响，至今依旧深陷于工作、结婚、育儿、照料老人等“人生的危机”之中。
那些人生难如己愿，而且连一声“我需要帮助”都无法发出来的人，他们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和谁都不再交流互动，独自品尝着孤独的苦涩，而他们才刚刚进入人生的中盘战，渐渐迫近的还有对他们来说毫无希望的下半场。他们几乎已经认命、几乎已经放弃了。他们相伴了数十年的苦恼和仍身处其中的生存困境，难道真的用一句“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掩饰过去吗？
NHK“Close-up现代+”节目组这一次的镜头瞄准了“40岁上下”群体。《中年危机观察：失意的一代》从工作、婚姻、家庭关系、社会援助与对策等多个角度切入，详尽展示了日本目前“40岁上下”群体陷入“中年危机”的社会现实，并通过多例对身陷“中年危机”漩涡当事人的翔实采访，归纳、梳理出中年危机的实际状态：无法就职（找不到工作）、无法加薪和晋职、无法结婚生孩子、无法得到父母的关心照顾也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父母……
书中还穿插了大量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资料和研究观点，并尝试通过若干具体、可操作的“处方笺”发出倡议，帮助人们去面对这一中年危机。
踏上社会后，一次又一次遭受挫折
“40岁上下”世代踏上社会的这些年间，日本的劳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等级差距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出生于1978年、2018年迎来40岁的这一代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时代变化：
2000年22岁时走出学校、进入职场的时候，正值就业冰河期中期，企业无一例外都大幅削减了新人招聘，因而他们不得不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入职工作，很多人都无法进入自己心仪的企业或行业。
2006年28岁时虽说收入不低，但生活质量一点也不高，这个时期所谓的“穷忙”成为一个社会化问题。
2008年30岁时爆发了“雷曼事件”，派遣公司相继背弃合同、中止员工派遣，年末起至下一年初东京出现了“派遣村”。
“40岁上下”世代走出学校、踏上社会之时，也正好是具有日本特色的雇用体系崩溃、出现巨大转型的时期。
而2018年这代人跨入40岁时，他们的生活依旧处于不安定状态，并且仍然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途。
50岁以后所有选项将不复存在，我感到很恐惧
46岁，女性
“看到如今变成了卖方市场，实在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一下子就这样了？这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点。”
家住九州的古贺爱女士（化名，46岁）这样说。独身、一个人生活的古贺女士1990年代后期毕业于福冈县的某四年制大学法学系，当时，不少企业尝试引入网上招聘，习惯于投寄明信片的古贺女士也不得不通过网络开始了她的求职活动，前前后后一共联系申请了50多家企业。
“反正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简历发送过去了，可是一家内定也没得到。那时候正是冰河期最严重的时候，企业招人很少，我在网上几乎是只要看到一条招聘信息就马上联系，收到回复的基本上都是消费贷款类的小公司，同学当中有不少人最后无奈进了这类公司，有时候他们一天要跑两三家这类公司的招聘说明会。”
古贺女士的第一入职希望是旅行社，假如去不成旅行社去当公务员也可以，总之，最要紧的是工作稳定。但一直到毕业仍没有争取到企业内定名额，不得已一毕业就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先后在一家专卖进口杂货的商店和一家生产健康食品的公司的质检组兼职打工，1年后进入社会福祉类的专门学校就读。
“毕业前夕开展求职活动，却一次又一次遭受挫折，让我莫名其妙产生了一种极度自我否定的心理，人变得非常消沉。后来就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在打工的过程中遇到过各色各样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人生应该还有许多其他的路，于是我下定决心，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长古贺女士6岁的哥哥帮她支付了专门学校的学费，因为父母亲不愿意在她读完大学之后还继续替她负担学费。然而，就读第一所专门学校的时候，因为她一边在宾馆前台打零工一边读书，当时身体状况较差，经常请假，只读了一年便不得不退学。好不容易读完第二所专门学校并取得了社会福祉咨询师的国家资格证，终于如愿成为一家医院的正式职员，那已经是她大学毕业后的第4年，年满26岁时的事了。不承想，在那家医院由于人际关系难处，只工作了一年，她便从那家医院辞职，并且离开自上大学以来就一直居住的福冈市，15年前入职了现在这家医院，一直工作至今，虽说同是位于九州地区，但刚开始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还是令她痛苦了好一阵子。
“一开始的时候内心非常纠结，但再怎么纠结，总比没有工作时心里感到强烈的不安要好，所以只要有工作，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可以习惯。”
在现在的这家医院，古贺女士获得了当初心心念念所期盼的“安定感”，然而每月收入到手20万日元都不到，这也让她深切地认识到，社会福祉类工作的待遇并不比一般的工作好到哪里去。
“听到同龄人的收入数，我心里会突然咯噔一记：‘啊……？’因为跟他们比起来我的收入实在太低了，虽说是正式职员，可是收入却很低，低到简直让人心生怀疑的地步。不过要一味跟上面比的话，那是没底的。”
成为了正式职员，是否意味着结婚、生育等人生的其他方面事情也可以列入考虑事项了呢？古贺女士特别喜欢替自己支付专门学校学费的哥哥的女儿（她的侄女），有好几次，她会一瞬间掠过一个念头：“要是自己也有这么一个孩子的话……”自己从事的就是社会福祉性质的工作，对于独自一人生活老后的种种不便和风险十分清楚，说毫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会不安啦。因为工作的关系，这类的事情也看到很多，我当然也想过找个人一起过下去，也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庭。独自一个人硬撑着努力到现在，已经感觉非常疲惫，所以也希望能有个人陪我一起走下去。”
回想当年，她从20多岁的时候起便开始参加以结婚为目的的相关活动，30多岁时甚至还跑去妇产科医院咨询，40来岁的时候是最为结婚而焦虑的时期。
“妇产科医生说，女性自然妊娠的年龄一般在42岁之前，所以到了那个年龄自然就很焦虑，参加过不少相亲派对，还去婚姻介绍所登记，和介绍的人见面什么的，其中也有人接触过好几次，甚至有人表示愿意和我结婚，但是我却没有勇气迈出最后那一步，总是拼命挑剔对方令我不满意的地方。说起来，根本原因还是我自己缺少自信，所以我想，这样的结果也只好由我自己来承担。”
之前积极参加各种相亲活动，然而一旦过了医生所说的“42岁”那个年纪，古贺女士的心理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拘泥于恋爱和结婚，只希望找个性情合得来、相处时能够让人轻松的人，一起平稳安心地度过余生就好。现在她唯一的不安就是：将来可能孤身老去。兄妹二人中哥哥如今已经52岁，父亲78岁、母亲75岁，想到他们将来会一个一个地撇下自己而去，她就坐立难安。
“将来会不会独自一个人面对老后残生？父母亲还有哥哥都走了我怎么办？现在我越来越多会想到以后举目无亲时的光景。父母亲虽说还没到一点也不能自理的时候，但是身体状态不是很好，毕竟已经到这把年纪了，想想就叫人心里不安。当然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换到离父母家近一些的地方去工作，可是又要重新求职，我已经对求职心存恐惧了。我们不像年轻人了，我现在对求职非常恐惧，就像当初对求职非常讨厌一样。”
古贺女士为了成为正式职员，不惜离开父母和自己生活惯了的老家，背井离乡，拼尽全力在另一个陌生的地方站稳脚跟。从她的话语中，让人咀嚼到了就业冰河期世代那代人背负着的那份苦涩。
一旦到了父母亲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人贴身照料的时候，似乎还是会产生换个工作地点以便就近照料父母的迫切要求。当节目组记者将对话引向这个话题时，古贺女士给予了十分坚定但出乎意料的回答。
“不不！假如有一天父母亲真的快不行了，我肯定会一边继续我自己的工作，一边想方设法把老家当地的社会福祉资源统统利用起来，照料父母亲，毕竟我自己从事的就是调动和利用社会福祉资源的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我还是可以尽到一点力的。反正，我会尽一切努力，唯独离职回家去照料父母亲，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因为那样子的话，很快我就会跟他们同归于尽了。这些年，身边这类事情看得太多了，所以我会利用我学到的知识，决不能让自己深陷像别人一样的泥潭。”
因非正规就业而与家人切断了联系
40岁，女性
“我在想，假如我大学毕业立即入职成了企业的正式员工，或者20多岁的时候就结婚组成家庭的话，我和我家人的关系也许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一家总部位于东京的大企业的秋田分公司，目前以企业正式员工身份工作的佐藤惠子（化名，40岁）如是说。佐藤女士始终觉得，是就业冰河期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扯断了，她为此怨懑不已。
“大学毕业时本想找一份企业行政事务类的工作，可是这样的工作总是一个岗位就有几十个人抢着申请，简直是难关啊，结果我求职不成功，没办法，只得在超市理理货啦，在餐厅后厨打打杂啦，干了好几年非全日制的零工。”
从位于宫城县的某大学毕业，是2000年代初期，也就是就业冰河期总算进入尾声的时候，然而还是没能顺利求得企业的正式员工之职，从22岁至30岁整整打了8年零工，正是这段岁月，让佐藤女士和原本关系和睦的家人之间产生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我父亲是个相当严厉的人，我和他有时因为话不投机争吵起来也是常有的事情，在我非正规就业持续多年的那段时间里，他曾经狠狠地数落我：‘成天游手好闲的像什么样子！’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参加招聘面试被拒后回到家里，他还要责骂我：‘你什么工作都做不来，人家当然不要你了！’‘是你自己笨！’……”
年已70岁的父亲，出生于战争刚结束那个年代，属于团块世代，作为一名工薪族在铁路公司工作了40多年，他无法理解女儿为什么就成不了一名企业的正式员工。不仅仅是佐藤女士，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比她小4岁的弟弟，人生也被就业冰河期以及“雷曼事件”而引发的连年经济不景气搅得一团糟。弟弟从专科学校毕业后，求职失败，不得不打了五六年的零工。佐藤女士说，弟弟和自己一样成为非正规就业大军中的一员，这令父亲愈加心中不快。
“一个原因就是，像父亲那样的人，职业生涯就没遭遇过什么挫折，所以他是理解不了的，他或许觉得成不了正式员工这事太滑稽了。没办法，谁叫他们是团块世代那一代呢。他们那个时候，昭和四十年代初期对吧，是人人干劲冲天、一心工作的时候嘛。母亲倒是对当时社会状况还有就业冰河期的求职难等现象是理解的，每当我和父亲争吵起来的时候她还总是会过来帮我讲几句，但最后还是被父亲一通义正词严的大道理给压倒。”
说起来，还是28岁时打零工被炒鱿鱼那件事，歪打正着地帮佐藤女士打开了通往希望之门。通过熟人介绍，她开始接受专门的职业训练，并且取得了综合事务及电脑方面的资格证，结果被现在工作的这家企业录用，获得了心心念念的正式员工身份，当时她30岁。
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的佐藤女士，选择搬出父母家，自己在外过独立生活。因为“非正规”的身份而遭受父亲白眼的痛苦记忆，让她一辈子也抹不去。现在的她，和父母亲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相距并不太远，但她自那以后却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和父亲大概有四五年没有见过面了，和母亲则大概每星期一次在外面见个面，一起吃个饭什么的，亏得有母亲从中调停说合，我和弟弟还有其他亲戚们仍然保持着一份亲情。”
尽管这样，但因为没能入职企业成为一名正式员工，竟然令父女关系变得如此扭曲，还是让节目组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我要是主动向他低头认个错，父女间的关系应该还是能够修复的，不过我还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也许是受的伤太深了，也许是恨他对我说的话太无情了……虽然弟弟一直在劝解我：‘其实老爸并没有怎么怪罪你哦’，但我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年轻时的佐藤女士，脑海中也曾有过关于人生的未来愿景：入职，成为一名正式员工，然后结婚……如今，她已经不再刻意去想“人生设计”之类的了，也没有积极参与旨在迈向婚姻殿堂的各种活动。
“年轻的时候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找到个意中人，等到了合适的时候就结婚，可现实却是，我直到30岁才总算成为一名企业正式员工，而且这之后为了给今后的安定生活打下一点基础，一直在忙于工作，刚刚入职的时候，签的是1年的劳动合同，为了不被解雇，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地拼命工作。如今到了这把年纪，恋爱结婚就难喽，说实话，我对结婚差不多已经死了一半的心。”
残酷的求职活动，渴望成为一名正式员工却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加上家人也不认可自己、对自己日复一日地横加指责，使得佐藤女士彻底丧失了自信心。
“不光是相亲，就是结识新朋友的时候，我也一点都没有自信，老是感觉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们这代人，都很怕遭受挫折和打击，我想我就是这种人当中的典型。其实不光是父亲，以前一起生活的祖母也是的，每次我面试失败，她就说：‘怎么回事？’那种口气，好像要把我身上所有的方面统统否定似的，所以我才会越来越不自信。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同学当中也有入职成为企业正式员工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大概真的是因为我不够努力，真的全是我的不是吧。”
佐藤女士成为正式员工已有10年，生活也越来越安定，然而，她与亲情扭曲了的父亲之间，关系还有可能改善吗？
“我的感觉，大概比较困难吧。假如可能的话，我希望父亲先让一步，对我更多一点理解，不过照父亲的性格还有眼下这种情形，应该很难吧。”
我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37岁，女性
“我们是被所有人称为就业冰河期世代的那一代人，每次求职活动，周围的人都会表现出关切：‘现在没什么地方招人吧？唉，也真是不容易啊。’”
说这话的，是艺人坛蜜女士（37岁）。她也是“40岁上下”世代、经历过就业冰河期的人群中的一员。
大学毕业时坛蜜女士向大约40家企业投递了求职简历，但最终都没有被录用。回顾当时那种失落的心境，坛蜜女士说：
“本来是抱着一丝模糊的期望，心想不管什么城市、什么公司，总能够挤进一个企业成为一名正式员工吧，没料到，期望彻底落空。而且，因为还是有人最终求职成功了，所以心里就特别沮丧，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踏上社会，自己是个社会不需要的多余的人。”
后来，坛蜜女士又进入一所烹饪专科学校就读，因为对于大学毕业后失去某种社会身份，她心里感到恐惧。“我很害怕成为一个‘尼特族’，就因为这个才读的专科学校，就是不想直面那种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但是跟父母亲只能找其他理由，所以我拼命向他们解释说，我想多学点东西，对找工作一定会有好处的。”
她先后调换过好几个工作，比如点心师、殡仪馆工作人员、银座的酒吧女服务生等，30岁之前，她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来可能一辈子只能以非正规就业的身份在这个社会底层挣扎了。
“一跨出校门便求职不顺利，以后要想逆袭啦一举大反转什么的，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我们这代人算是有切身体会了。我记得我还买过一本叫什么《两个人年收入600万日元照样过得好》的书，因为实在担心假如两个人年收入加在一起才五六百万日元的话，到底该怎么生活。”
或许对那时的坛蜜女士而言，一个人维持生计太艰难了，所以才会想到结婚、两个人共同去面对吧。事实上，“双薪家庭”也就是夫妇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不单单是因为女性拥有更大权益、更多参与社会事务所致，而是“单薪家庭”即只有夫或妻一方就职养家糊口这种雇用模式，从经济层面来讲，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的缘故。说回到坛蜜女士，她29岁的时候方才得以华丽转身，从银座有名酒吧的一名女服务生，成为了一名艺人。她也许算是脱离了中年危机的少数人之一吧。
“假如不是有‘我们是悲催的一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还能糟糕到哪里去呢’的心理觉悟，真的会撑不下去。所以，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难关都能渡过。成为艺人后，一开始的时候，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酒吧时也一样，赔着笑脸陪客人喝酒，我一点也不纠结，做就做，没什么好怕的。人假如没有一种不管走到哪一步，不管会遭遇什么事情的勇气，就生存不下去呀。”
坛蜜女士不无钦慕地谈起大学时经求职活动获得企业内定录用资格的好友，以及看到同龄艺人活跃在电视荧屏和彩版杂志上的时候自己心里那种羡慕不已的心情。虽然现在她自己已然成为众人以羡慕的眼神追逐的明星，坛蜜女士仍然表示，假如没有走上演艺这条路，自己很可能还在以一个非正规就业者的身份苦苦挣扎呢，而像自己这样能够实现逆袭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确实如此。就像坛蜜女士曾经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求职成功的同学友人那样，如今有多少人正以同样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她活跃在演艺这条道路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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