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0日,遵义最大的城投公司“遵义道桥”公告称,其155.94亿银行贷款重组方案已经出炉,展期20年且前10年不付利息,后10年分期还本。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各地,已经累计欠下了60多万亿的城投债!相当于30多个恒大的欠款。
这个系统性风险,该如何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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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相信不少地方的基层工作者都听到了消息,“精神文明奖”确定不发了,有的还要上缴之前的奖金。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地方缺钱,企业不好过,税收收不上来。至于传统的“土地财政”的增长则更加无力,2022年1-5月,累计地方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04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7.6%。与此同时,地方城投债的债务却越滚越大。为什么能欠下那么多钱?这个症结,要从2008年讲起。2008年,为了度过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4万亿不都是国家掏,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让地方掏的。但是,自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的税收已经大大减少,怎么办?发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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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之前,国家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成为债权人,但2008年之后,地方却被允许通过城投公司发债,这是城投债的发端:地方可以用自己的税收,未来的土地收入,甚至可以控制的资产去抵押。抵押贷款的钱,拿去搞基建项目。这样,不仅解决了就业,也提升了城市形象,还肥了一些人的腰包。一般一个城市,3到5年就会换一任主官,每一任都想留下一点政绩。比如,花30亿搞个霸气的奥体中心,让城投公司去融资,拿到钱马上开工。至于这个奥体中心能不能赚钱,那是以后的事情,总之,项目一旦建成,老百姓感到自豪,领导也多了政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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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很多地方,不顾经济规律,大肆举债进行建设。反正政绩是自己的,债务都是留给下一任的,何乐而不为?2020年7月,贵州南部贫困县独山成为了整个中国关注的焦点。一座常住人口不过35万、财政收入刚刚超过9亿的县城,竟能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举债400亿用于城市基建和经济发展。据悉,独山县国资营运集团为了让社会融资,竟然给到了最高年化收益率10.3%,相当中国前30大房企平均融资成本的1.7倍,相当诱人。但最后,这里却成了债务黑洞和烂尾楼的聚集地!而且这绝非孤立的个案。仅2019年,已有831个地方政府(村委会、街道办等)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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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公司常用的手段是:将旧村落纳入棚改或者危房安置计划,置换出的土地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司的抵押物,用于向银行拆借资金,然后将过去的农业用地开发成工业园、物流园以及度假村,提高地价,继续借钱。从省会贵阳到黔南县城独山,多渠道融资、举债和一系列大型基建项目,以非常高的效率上马落实。2020年,整个贵州省待偿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这些钱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还清?还是拿独山县来说,按照他们公布的阶段性成果汇报材料,这里本来应该有从全国蜂拥而来的医疗器械制造商、智能家居生产商以及食品加工企业……但麻万经济开发区挂牌整整10年之久,许多立项已久的“签约企业”,却只有空落的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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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展吗?这是赌博!在天津于家堡,当地投资约2000亿,致力于打造“中国曼哈顿”,但这一新区至今有过半写字楼空置,入住居民则更少。类似的“鬼城”,还有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规划容纳100万人的新城中,目前仅有1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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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万亿的巨大债务,平摊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就是5万欠款。黑龙江养老金,更是出现了232亿元的亏空,其旁边的辽、吉,也面对着同样巨大的压力。这个窟窿怎么填?
还得是交给时间去消化,交给消费者去消化。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群众感觉消化不动了。从2021年开始,中国土地出让收入增速已经显著放缓,只有3.5%,远不及2020年的15.9%。2022年,这个数据可能更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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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鹤岗某局曾发布通知,因该市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基层工作人员的计划。2022年8月,陕西榆林的一家个体户卖了5斤芹菜后,被市场监管部门罚了6.6万元。一个取消,一个重罚。背后的危机已然显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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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债务出现这么大的危机,应该会暴雷、破产。但今天,遵义城投公司“遵义道桥”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冻结、延迟、时间消化。有学者以“八个瓶子五个盖子”来解释这种应对地方债的方式——发新债、还旧债,哪里有火盖哪里。这并非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如此解决的一个前提是——经济一直能高速发展,且人民的消费能力极大增长。池塘里的鱼需要滋养,但钱都流向了最不缺钱的人。“展期20年,前10年不付利息,后10年分期还本。”这样的待遇,如果能给到普通人,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