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大健康 (ID:CaijingHealth),作者:王家榆、邓勇,编辑:王小,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上市公司跨界办医院,正是民营医院把握自身定位以满足人民需求的重要体现。在“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多行业迎来跨界办医院的浪潮,纷纷跨入健康产业这片蓝海,以期实现企业的内部转型。


然而,多数企业在实践中碰壁,陷入套用商业模式、指导理论不成熟、疫情冷却等困境。2022年5月18日,上市公司雅戈尔披露,计划向宁波市政府捐赠普济医院及相关资产,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然而5月23日晚间,该公司又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听取了广大股东的意见,决定终止此次对外捐赠,并取消6月2日的临时股东大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办医之难。


跨界入行可能会囿于研究的滞后性,暂未出现完整而系统的分析研判,导致后续的动作偏差,而医疗行业恰恰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的项目。兼之,专业门槛高、投入大、回报慢,这些都造成非专业企业在医疗健康领域难以适应。


近十年上市公司跨界办医的样本统计



依据样本数据,从上市公司原先的主营业务角度来看,选择跨界办医院的上市公司涉及地产、互联网、药业、食品等多行业,由此反映出各行业上市公司跨界办医院在2012年前后已成浪潮。


从投资金额角度来看,由于上市公司跨界办医院的全过程涉及地产购买、医院筹建、扩建等多个方面,因此所需的资金成本高,少则2.6亿元,多则上百亿。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跨界办医院需要以雄厚的资金力量为支撑,暂未成熟或者资金流动性弱的公司应当审慎选择是否加入办医浪潮。


从办医规模目标来看,绝大部分上市公司跨界办医的规模目标都是三甲医院,这表明上市公司对跨界办医的目标统一、明确,也反映出资本对进军医疗行业持积极态度,期望价值高。


然而,最终虽然有些上市公司能成功跨界,但出现半途而废、出售医院股权以止损等情况的公司也不在少数。由此可见,跨界办医院仍存在诸多风险。


上市公司为何跨界选择办医院


随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跨界办医,传统的办医模式不能抓住产业需求的痛点,倒逼公司探索多样化跨界合作模式。从最初的出资建设医院,到利用互联网实现线上线下结合办医、打造产业链“健康村”等等,丰富了上市公司跨界办医院的合作模式。


政策红利推动了多行业、多领域的上市公司进入医疗浪潮的动力。


在2010年后,政府陆续出台鼓励社会化办医的相关文件,尤其是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红利在眼前,企业更有冲劲,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健康产业的潜力仍有待继续挖掘。


2010年11月发改委等五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希望借助社会资本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此后,借助“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契机,社会化办医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迎来公立医院的改制浪潮,众多社会资本把握商机,勇立潮头。


利用上市公司流动性资本参与办医院,能够有效填补中国部分区域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缺乏的空白,对当地医疗健康水平的提升有积极作用,符合国家关于支持优质社会办医扩容、大力发展建设区域医疗中心的方针;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服务行业所需劳动力大,上市公司跨界办医能够增加就业岗位,有效缓解就业压力。


此时市场需求也显现出来。同一般医疗行业相似,健康产业也是一个重资产、长周期投入、回报率低但稳定的行业,它的预期回报并不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逆周期的。此外,健康产业基于涉及领域分支多、关联性大、覆盖面广,可与其他产业融合点多,跨界融合已成趋势。


借助社会办医的东风,民营医疗机构兴起,发展空间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增长,为上市公司跨界办医院提供切入角度。


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来看,跨界办医的确是有前景、有活力的一次探索。部分上市公司相信未来健康产业的前景广阔,希望通过跨界办医、投资医疗产业建设实现公司投资业务向战略、产业投资转型,在实现自我成长的同时,推动产业整体升级,拓宽盈利渠道,提升盈利水平。


跨界办医院的成效与困顿


尽管资本对健康产业的广阔前景有独到的判断,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企业都能跨过这一道门槛,成功迈入健康产业并站稳脚跟。大多数企业在探索过程中碰壁,但这也为后来者留下宝贵经验。


健康产业门槛高,需要专业人才和团队来支撑医院的管理和运营,而企业在跨界进入医疗行业时,很容易将原有的企业固有发展模式套用在医院建立上,低估经营好医院所需的条件。跨界办医院的上市公司应当注意到,医疗服务不仅仅在于医院硬件设施条件,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医院管理机制以及医护人员服务水平。患者注重医生的技术和诊疗态度,这无疑是办医院最为敏感的因素。


尽管更多的企业意识到专业壁垒,采取合作模式,但不同于国外“强保险、弱医院”模式,中国推行“强医院、弱保险”的道路,医疗资源主要由政府主导,占有更强势地位,合作的主动性被削弱。就目前既有的合作模式而言,无法解决过度医疗、欺诈、不合理医疗造成的浪费。


对互联网企业而言,跨界办医是对借助互联网的放大镜效应进行资源的再开发,如何巧妙地利用互联网平台有效搭建患者与医院之间的桥梁,如何规避互联网信息量大、隐私泄露风险等问题在后续的实践中仍需探索。


资本未能跳出宏观政策以及医院盈利的设想,没有触及医院自身发展盈利的根本特点——周期长、重资产、回报率稳定但低。因此,当他们沉浸在办医浪潮之中,投注高额代价挤入医疗行业却发现不能收回成本时,巨大的落差推动他们扔掉手中的“烫手山芋”,抛售此前入手的医院资产。这将导致既有的办医实践以亏损告终,而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此终结。


不可否认的是,局势控制对跨界办医院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冷却”作用。由于民营医疗鲜少出现在疫情逆行者的主流叙事中,新冠疫情再次拉开了人们对于公立医疗和民营医疗认知的差距,警示跨界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探索跨界办医实践中,如果上市公司能够寻找到符合企业自身发展、政府宏观引导的办医模式,迈过转型门槛,对企业而言不失为一次产业经营模式的突破性进展,有利于实现产业布局的优化。


保证政策的稳定性、长期性、可落地性是稳定社会办医的基石。吸收资本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因为如果政策制定主体专业知识不足、组织协调能力不够、掌握信息不全,将导致政策不能真正落地。


如果仅仅机械地将医院与上市公司两种特性叠加,并不能有效实现跨界的最终目的——深度绑定后的共同价值创造。因此,跨界办医院的上市公司应当全方位考虑跨界环境、成本、风险、发展等诸多因素。并且,扎根医疗健康行业的本质,背后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企业需要审慎选择是否加入跨界浪潮,预先对企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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