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上海市通过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避免简单化的“一禁了之”。比如，对设摊经营、占道经营，以前是全面禁止，新版《条例》在规定了在不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的同时，明确区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以此平衡市容管理需要与民生需求。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古已有之。
小地摊主最怕的，就是城管运动式的清查，和不确定的罚款。现在，有了法律的保护，无论是地摊主本身，还是绝大多数的市民，都是一件喜事。毕竟在高楼林立的都市，能看到无数普通人汇聚成的人间烟火，总是宽慰人心的。同时，这招“敢为天下先”也说明了上海市对马老师的辩证法学得更透彻了。市容管理和地摊经济二者并非相互对立的关系，也是可以共存的。过往几十年，许多城市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片面地追求市容市貌的整洁，激化了城管和小商小贩的矛盾，酿成不少令人遗憾和痛心的事件。市容环境不是城市的唯一，城市的烟火气、底层民众的就业同样是一座城市是否文明现代的重要标志。
城市，不仅仅是富人的城市，也是中产、底层的城市。城市，不应只有大厦、商场，也应该有市井小巷。毕竟，任何一座城市，普通人总是占到了大多数。尤其是在近年整体经济面临诸多困境，不少行业出现裁员的情况下，为地摊经济发展设置红绿灯，给那些困难群众一条自救之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高层所言：“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如上海这样看到人间的烟火。近日，云南省、重庆市等地的部分地区开始集中隔离的人员采取收费管理，每人每天费用100至300元不等，引起了不少关注。许多网友批评，疫情下大家都已拮据，集中隔离点还要高额收费，犹如“抢钱”。
比如重庆市长寿区的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天300元（含餐费60元）。如拒不支付费用，或提交虚假证明材料，将被公安部门追责。此举引发了很多争议：“现在的农村人连日赚50元都是奢望！你们收300？”
“一人300元，一家六口，一天接近1800元，14天隔离费25200！”
对此，连胡锡进都认为于法于理讲不通。“《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如此看来，对集中隔离进行收费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诚然，地方出台这种“土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财政负担太大了，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不好，房地产基本停滞，有些地方连工资支付都面临困境。但无论如何，防控是政府责任，把这个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在道义上说得通吗？钱是取之于民的，竭泽而渔，并不是长久之计。这只会让地方经济情况变得更糟，最终变成一潭死水。
连续的三年防控，已经给很多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和压力。尤其是那些被隔离人员，更是承担了很多额外损失。这个时候，政府本应该承担救济责任，岂能反过来收费呢？更何况，从100元到300元每人每天的隔离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会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是，一旦这种“好办法”被推广，很容易引得群起效仿，形成利益链条——通过随意扩大被隔离对象，千方百计延长隔离时间，起到“创收”的目的。
如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地区和地区之间可以相互比对比对，取长补短。多树立为“地摊经济”谋发展的格局。少动甩包袱、增加民众负担的歪心思。上海市作为“老大哥”地位的城市，为了“烟火气”，主动寻求精细化管理，让市容环境卫生和地摊经济共存。这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城市治理应该多维度，多给底层人士一些出路。如此，我们的城市才能更温暖、更人性、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