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ID：non-fiction702），作者：须田桃子，原文标题：《从“世纪大发现”到“载入科学史的丑闻”：STAP细胞事件真相》，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4年1月28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年仅30岁的研究小组组长小保方晴子带领的课题组宣布成功制作出一种全新“万能细胞”STAP细胞。其意义超越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教授发现的iPS细胞。
小保方晴子声称：与iPS细胞等技术不同，这项创新技术的亮点是，仅仅通过改变外部环境，给予细胞刺激，就能使细胞发生变化。她认为，这项技术应该能在再生医疗和免疫研究等领域作出贡献。
小保方在英国《自然》杂志同期发表两篇STAP细胞论文，共同作者包括著名发育生物学家笹井芳树、克隆技术专家若山照彦、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瓦坎蒂等。
新发现给再生医疗的未来带来无限新可能，小保方晴子一夜之间成为日本科学界炙手可热的明星。
年轻的女性科学家，身穿烹饪服做实验——小保方的身上满是媒体所喜爱的标签，引发了一场“小保方热”。
然而，发布会后仅两周，网络上出现了对STAP细胞论文的各种议论，论文中的多个图像被指涉嫌科研不端，约20行内容被指抄袭。
《自然》杂志和理研相继启动调查。
2014年4月1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小保方晴子在STAP细胞论文中有篡改、捏造的不正当行为。
之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正式宣布，这种所谓的“STAP”细胞是复制不出来的，给这项饱受争议的研究画上了句号。
小保方晴子一夜之间从科研明星的神坛跌落，一直力挺STAP的小保方导师、被认为有望获诺贝尔奖的干细胞界顶尖专家笹井芳树更是不堪压力选择自杀。
STAP细胞事件是与舍恩事件、黄禹锡事件并列的20世纪三大科研丑闻之一。STAP细胞论文的共同作者除小保方晴子及一众日本的世界一流科学家外，还包括哈佛大学的美国教授。
小保方所在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简称“理研”），隶属文部科学省，成立于1917年，是日本唯一一所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云集物理学、化学、数学、工学、生物学、医学等各领域顶尖科学家。
（日）须田桃子 著，王家民 译
记者须田桃子一路追踪采访，独家专访包括已故的笹井教授在内的大量学界相关人士，调查并报道了STAP细胞论文被证明捏造、篡改内容的全过程，探讨了学术不端发生的深层原因，写成了《造假的科学家》这部科学纪实作品。《造假的科学家》荣获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科学记者大奖。
STAP细胞事件绝不能归责于某一特定的人。实验的方式、研究室的讨论、成果的发表方法、对造假嫌疑的处理，甚至第一作者在研究生院所受的教育，这所有的阶段都出现了问题。
须田桃子在书中写道：我认为潜藏着某些结构性问题，它正在侵蚀着日本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被证实科研造假之后，小保方晴子的命运如何？
小保方晴子没能实现再现实验，也没能按期完成问题博士论文的修订工作，于2015年11月被撤销博士学位。
2016年1月，小保方出版记录事件“真相”的手记《那一天》，迅速成为畅销书。
2018年3月，她又出版了第二本书《小保方晴子日记》，记录STAP事件后自己如何“孤独奋斗”。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STAP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
小保方出版手记《那一天》
随着第二次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束和对相关人员的纪律处分的下达，作为一大丑闻的STAP细胞事件暂时落下了帷幕。然而，在那之后，这一丑闻又持续发酵了一年多。
引起最大话题的是小保方的手记《那一天》（讲谈社出版），该手记于2016年1月出版，成为畅销书。2015年11月确定撤销博士学位时，小保方要将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及相关数据在网上公开的承诺仍然没有兑现。在兑现承诺之前却先出版了手记，这让我首先感到惊讶。但这毕竟是2014年4月的那场记者会以后再未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该研究事件的当事人手记，于是我赶紧看了一下出版社在发售的前一天散发给各媒体的样书。
在手记的开头，她对引发了一连串的轰动事件道歉的同时，还述说了自己的写作动机：
“我认为，对于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这件事，一味地闭口不谈，等待世人的遗忘，是一种更卑鄙的逃避，我决定在本书中将真相和盘托出，即使把自己的软弱和不成熟暴露于天下也在所不惜。”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真相”呢？我期待着能够读到在采访和调查委员会的两次调查中都没有查明的事实，但渐渐地我发现这种期待换来的只是失望。这是因为，在与STAP论文和博士论文中被认定的不端行为有关的记述中，有很多令人难以苟同的地方，另一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小保方没有写多少对自己不利的“客观事实”，写出来的也是在给读者带来误解，甚至对某些情况完全予以了隐瞒。
例如，对于第一次调查委员会认定为造假的STAP论文中的4张畸胎瘤图像，小保方写道：
“当初，我在学生时代所写的研究论文的内容，都是有关由各种各样的应激处理而导致细胞发生变化方面的，在这次重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将内容重点转移到了因酸应激处理而导致细胞发生变化的方面，由此相应地限制了应激的种类。在这一过程中，我忘了更换畸胎瘤的照片，这就是错误的原因之所在。我没有仔细进行确认，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错误的发生。”
然而，正如第五章所介绍的那样，小保方在2012年4月投给《自然》但未被采纳的第一次投稿中，使用了包括这4张图片在内的共9张与博士论文中的图片极为相似的图片，2013年3月向该杂志再次投稿时，这9张中的5张被其他图片所替换。不是“忘记了更换”，而是“更换了一部分”，这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当时要留下那有问题的4张图片，手记中没作任何解释。
关于最早的对两起不端行为的认定，她这样写道：“我觉得这是在社会的抨击下得出的结论，这让我感到很悲伤。”对不端行为的认识之轻，让人生厌。
令人惊讶的是关于验证实验的描述：
以一定的再现性观察到了多能基因的表达和Oct4蛋白的表达。
我发现的未知现象是正确无疑的，我在若山研究室负责的实验部分的‘STAP现象’的再现性已经得到了确认。
这样的描述笔触就像是再现取得了部分成功一样。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与上一章详细介绍的理研报告相反，而且没有能提供能够证明“一定再现性”的具体数据。关于世界7个研究小组的再现实验的失败也是只字未提。
随着手记进入到后半部分，越来越多的是对由于压力而导致自己身心状态恶化的描写。在第二次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连身体都很难支撑”（第一次描写），听证“是在连一般的对话都很难维持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二次描写），刻意强调了自己的身体处于最糟糕的状况中。这还不算，手记反复地强调自己被采取了“强迫认罪的问询方法”。
对于新被认定为造假的两张图，手记几乎没作什么具体的说明，取而代之的是“制作图表是为了通俗易懂地呈现具有再现性的实验结果”之类的解释。但是，正如前一章所介绍的那样，根据调查委员会对这两张图的调查报告，论文中所显示的结果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甚至连支撑细胞增殖曲线图表的实验是否真实存在都令人怀疑。包括这两项在内，手记没有提供论文图表类的任何原始数据，也没有提及这样做的理由。
小保方最想诉说的“真相 ”，从有关若山照彦的记述中可见一斑。在手记中，这位嵌合体小鼠实验合作者最初给人的印象是谦虚亲切的，但随着研究的进展，这一印象迅速地发生了变化。书中有许多从小保方的视角出发的描写，比如他沉迷于STAP研究，违背小保方的“想法”，半强行地试图主导研究；疑义被发现后，他一改往日的态度，与CDB的共同作者们保持距离，单方面地发布信息；在接受采访和调查委员会的听证时，反复发表意在自保的言论……
有意思的是，对于2014年6月“远藤分析”和“若山分析”的结果相继浮出水面一事，小保方甚至写道：
“我觉得这是为了让‘是我把ES细胞混入了’这个故事收场而精心安排的。”
但关于理研对混入了ES细胞这一事实予以确认的相关科学验证的说明却只有寥寥几笔。最重要的ES细胞混入的实际情况，在手记中仍然暧昧模糊。“许多（经过基因分析的）样品是在若山研究室时制作出来的”等，让读者把怀疑的目光转向若山的记述随处可见。相反，对若山转到山梨大学后针对疑似被有意混入两种细胞的 FI干细胞所做的基因分析却完全没有提及。
小保方是如何面对和表达事实的？
手记这种形式就其性质而言，作者站在主观立场上去书写内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既然在开场白中就标榜要“将真相和盘托出”，那么就不能无视客观而重要的事实。虽然我内心里想要再次向小保方确认事实关系和真实意图，但出版社在散发样书时告知，他们并不打算安排对小保方本人进行采访或召开相关的记者会。
对于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等资料中无法确认的部分，小保方是如何处理其中的事实的？有一种分析可以对其进行分析。
“特别是《每日新闻》记者须田桃子的采访攻势，甚至让人感到杀气腾腾。带有威胁色彩的邮件以‘采访’的名义向我飞来”等，小保方的这种描述是对我自己的采访和《每日新闻》相关报道的一种检验。
除了记者会之外，我从未在其他的场合见过小保方，也从未在没有约好的情况下到她的单位或家中去采访。我对独立采访的尝试基本上只是靠邮件，这些邮件都被保存了下来，我认为可以排除我自己的主观因素和成见去进行检验。虽然也有意见认为由受到指责的本人进行检验是毫无意义的，但我想写一些文字留作参考。
小保方在疑义被发现后不久就聘请了三木秀夫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因此，我只在 2014年3月直接给小保方本人发过一次邮件，之后到2015年10月下旬为止，共给三木律师发了十几封邮件。邮件内容包括申请会面采访、发送提问事项、确认未答复事宜、再次请求采访等。提问事项涉及对STAP论文的科学疑义，或者询问撤回论文的动向，这些与向笹井和若山等其他责任作者的提问基本雷同。2015年，我还就小保方的博士论文和以该论文为基础的学术论文进行过询问。三木律师以小保方的“精神受到伤害”和主治医生的指示等为由，多次回复拒绝回答问题，最终，实质性的回答我一次也没有得到。2015年10月三木律师在回信中写道，目前他尚未收到对媒体进行个别回应的委托，也无法将问题转发给小保方。
小保方的手记，并没有涉及我提出的这些具体的问题和邮件中的实际内容。
“……即使采取某种强迫姿态也要让我做出某种回答，这是她的采访方法”，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回复和回答，她都不想公平地报道真相……”
虽然小保方作出了这样的记述，但由于她从未回复过我，会面采访也从未实现过，所以即使我想在报道中加入某些小保方的主张和见解，那也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实情。
我看了很多次当时与小保方联系的邮件内容，不得不觉得“让人感到杀气腾腾”“我觉得这种手段具有暴力色彩”“带有威胁色彩的邮件”等各种小保方的表达，确实没有反映出采访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STAP论文的第一作者兼责任作者小保方女士，如果我连邮件提问和申请采访等最低限度的努力都没有做的话，我反而会为自己的怠慢而感到羞愧吧。
不管怎么说，能够掌握小保方如何面对事实、表达事实的端倪，对于追踪这个问题的记者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收获。（题外话，我在手记出版后不久，就把发给小保方、三木两人的所有采访邮件和明细清单都提交给了当时的上司。每日新闻社就“让人感到杀气腾腾” “《每日新闻》单方面就泄露出的信息进行浮夸的报道”等记述以书面形式向出版社和小保方提出了抗议。）
手记出版约两个月后，小保方开设了她曾预告过的主页“STAP HOPE PAGE”。这是一个全英文主页，内容除了其他科学家对STAP细胞制作的期待之外，还刊登了事件经过、制作步骤、被认为是验证实验结果的一部分的图表等，但制作出来的关于细胞内多能性相关基因的工作方式的柱状图与理研公布的图表明显不同。
如果科学家想要反驳论文的疑义和公布的验证实验结果的话，开设未经审查的个人主页原本就是不恰当的。里面找不到咨询地址，即使想要确认主页的真实意图和原始数据也是不可能的。在网页中，也有关于其博士论文的通告，小保方以“正在与相关人员认真研究诉讼事宜并考虑向其他大学重新提交论文”为由，推迟了公开其博士论文。
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几次援引国外研究人员发布的论文报道“STAP细胞被再现”的新闻，但每次浏览原论文都发现内容或是与STAP细胞完全没有关系，或是反而有否定STAP细胞的记述。
也有人将这些错误信息以及小保方的手记和网页当作根据，至今仍相信STAP细胞存在，甚至抛出了阴谋论，称成果被政治和媒体的力量破坏掉了。但是，不按科学基本程序规则出牌的STAP细胞存在论，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伪科学的领域。
在研究和不端行为调查上花费了约1.45亿日元
其间还发生了与小保方过去参与的研究有关的事件。2016年1月，就在其手记出版前不久，小保方等人于2011年发表的论文在英国科学杂志《自然》的姊妹杂志《自然协议》上被撤回。责任作者、日本再生医疗学会原理事长、东京女子医大特任教授冈野光夫等除小保方以外的共同作者提出了撤回论文的申请。
论文内容是关于再生医疗中使用的细胞层的性能的，从STAP论文发表的2014年开始，互联网上就有人对该论文提出了疑义。第一作者是小保方，共同作者还有小保方在研究生院时期师从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教授大和雅之，早稻田大学教授、小保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官常田聪。据报道，由于论文中的2张图像过于相似等多个问题，3名共同作者以无法确认图像的原始数据及实验结果为由，提出了撤回论文的申请。该杂志称，曾试图向小保方寻求意见，但未能联系上。
在STAP论文发表之前，小保方作为第一作者的并且作为其博士论文基础的2011年的另一篇论文，也被指出在多处多次使用类似的图像，2014年该论文因图像“被错误配置或重复使用”而被修改。
STAP问题造成的巨额“损失”也被曝光。根据审计院的调查，在2011年至2014年的4年间，用于STAP细胞的研究和不端行为调查的费用总额达到了约1.45亿日元。包括人工费在内的STAP细胞的研究经费从2011年度开始的3年间共计约5 320万日元，其中包括小保方担任领导的研究小组的研究室内部装修工程费约1 140万日元。两次设立调查委员会，分析残留样品，咨询法律专家，以及对工作人员进行心理护理等论文的调查和验证费用共花费了约9 170万日元。据审计院透露，理研预算的主要来源是国家的运营费补助金，STAP细胞的研究和调查经费几乎全部来自运营费补助金，也就是说是用税金来支付的。
这里还有没计算在内的“损失”。那就是不知道论文造假的国内外众多研究人员的时间成本和实验费用，以及参与残留试样分析或担任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研究人员的时间成本。
负责理研科学验证的CDB组长松崎文雄谈到了研究室成员投身于验证分析的献身努力，他说：“作为科研人员，在最重要的时期，他们专注于没有业绩的工作，感谢之情无以言表。”他说他自己也在2014年的约10个月的时间里，为了验证实验花费了工作时间的95%。松崎先生说：“这也太没有效益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了，就不得不有人去做。”很多研究者失去的时间，如果用在本来应做的科研上的话该多好。如此一想便觉愈发郁闷。
京大iPS研究所是如何应对论文造假的？
我认为，理研应对的最大问题在于，在最早计划并付诸实施验证实验的同时，除了两起不端行为之外，对被指出的论文中的多数疑义长期置之不理。隶属于理研的主要作者也呼吁说：
“论文的不完备和科学的真伪是两回事。”
实验目的最初集中在“STAP现象的科学验证”上，从7月小保方的参与开始才增加了对论文进行验证的含义。这种态度散布了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STAP细胞的有无比查明不端行为的全貌更重要，如果验证实验能够成功的话，论文的主张就会被正当化。从结果来看，它拖延了骚动的结束时间，也增加了调查的费用和劳力支出。
的确，“STAP细胞是否存在”是最容易被理解，也是被社会高度关注的主题。小保方在记者会上的一句“STAP细胞是存在的”的断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多年以来，科学一直是以论文的形式相互发表成果、相互进行验证，以此发展起来的。STAP论文本身才是STAP细胞存在的唯一依据。研究机构自身只考虑到社会的关心，从而轻视对论文本身的不端调查，进而推迟这种调查，这可以说是否定科学营运方式的行为。理研的应对让科学界彻底失望，结果也导致了问题的长期化。最重要的是，理研失去了对研究机构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赖”。
关于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应对，有一些今后有可能成为经典案例的事例，我想在此介绍一下。
2018年1月，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对外公布了该研究所的副教授山水康平（同年3月被处惩戒解雇处分）的论文造假行为。造假的内容相当严重，共有11张图像被认定为造假、篡改。此后，记者发现，认定不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恢复了山水删除的笔记本电脑内的数据。
据接受采访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兼研究所副所长齐藤博英教授以及委员会成员高桥淳教授和山本拓也副教授介绍，调查首先将构成论文的柱状图等图与实验测量仪器中剩余的零阶数据、导出实测值的初级数据和对初级数据进行各种分析后的次级数据进行了比较，以确定图的制作是否正确。根据该研究所的规则，一次、二次数据是在论文投稿时提交的，调查委员会还保留了山水使用的多台电脑和硬盘中保存的数据，并进行了详细调查。
在许多图中，零阶数据与一次、二次数据之间存在分歧，很明显数值是被有意操纵了，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是谁干的。调查委员会在发现部分图表类数据缺失后，便尝试恢复山水专用笔记本电脑中被删除了的数据。据说为此还委托了专业人员，花费了约100万日元。在恢复的数据中，包含了介于一次和二次之间的多个数据，这些数据被认为是为了篡改而反复试错的痕迹。
在对山水的询问调查中也发现了这些“一点五次”数据的存在。据悉，山水承认了自己在没有其他人参与的情况下造了假，最终被定案为科研不端行为。齐藤教授说：“通过恢复数据我们才得以验证了一些内容，这让调查得以迅速展开。”高桥教授推测说：
“（对不端行为的认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和当事人自白这两者的基础上的。因为在其本人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了造假的痕迹，所以本人也就不得不承认了吧。”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山水曾要求进行验证实验，但调查委员会并不认为有进行验证实验的必要性。他们保持了说一千道一万也要对论文基础数据进行详细调查的态势。据说该研究所所长山中伸弥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方针。齐藤教授解释说：
“即使论文中存在不端行为，只要能够再现出结果就行，这样的想法是不好的。如果不对论文中的数据进行调查，调查就会拖得很久，给全世界的研究者带来麻烦。”
正如已经几次提到的那样，在STAP细胞事件中，小保方始终没有提交用于撰写论文的笔记本电脑。2006年，就东京大学的多比良和诚教授、川崎广明助手（均为当时）等人发表的4篇论文，调查委员会认定它们“没有再现性、可信度”，构成了事实上的不端行为。在这一案例中，川崎保存实验记录的电脑处于报废状态，无法进行调查。在该案调查中也实施了验证实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ID：non-fiction702），作者：须田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