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健康界 （ID：cnhealthcare），作者：谷会会、杨瑞静，原文标题：《成本高、收益低，这类专科医院为何转型艰难？》，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疫苗和抗生素普及以前的漫长历史里，传染病一直是导致人口死亡的主要疾病。
我国各省市均设立了传染病专科医院。虽然使命光荣，但国家并没有将其列为财政买单的公共卫生单位，传染病医院的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自身的业务收入。
医院发展需要两个要素，一是足够的门诊量，二是足够的手术量，而这两点，传染病医院都不具备。
一方面，传染病的总体发病率逐年下降，传染病患者数量不断减少，传染病医院的病源出现明显萎缩；
另一方面，传染病医院学科设置单一，综合救治能力较差，且以内科、药物治疗为主，较少使用手术、介入等手段；
由于经济效益不好，传染病医院相关医务人员的收入也比不上综合医院，加之公众对传染病的有色眼镜，使传染病医院人才“难觅”，进一步阻碍其发展。
如何化解传染病医院的生存危机？基于专科特色，向综合化医院转型，是业内公认的解决方案。
“未来传染病医院的发展方向，一定能够满足老百姓看病就医的综合需求，在此基础上，具有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特色。”国家感染病临床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向健康界介绍，他们医院目前就正走在“强专科、大综合”的路上。
然而，在本身经济受困的情况下，专科如何做强？综合科室如何从无到到？专科与综合科室又该如何协同发展？诸多问题待解之下，传染病医院的转型之路注定“任重而道远”。
高成本、低收益，传染病医院发展“亚历山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导致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频发，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传染病自建国后也一直高居居民死因首位。
数据显示，1955年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感染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超过11万人因此死亡。
由此，传染病防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被提升到政治高度，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
1955年，原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如今享誉全国的佑安医院、解放军302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传染病专科医院和上海华山医院、浙大一附院、北大一院、中大三院感染科都在这段时间成立的。钟惠澜、林兆耆、吴朝仁、王季武、曹钟梁、钱悳等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专家，也都随后在各自单位担任院长或校长。
由此，传染病专科医院担负着传染病防治、疫情防控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等多种社会职能，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
然而，长期以来，国家并没有把传染病医院纳入公共卫生机构名单中，而是将其与其他医疗机构同等对待：财政上为差额拨款，生存与发展主要依靠医院业务收入。
市场竞争大环境下，绝大多数传染病医院的发展与建设明显落后于当地其他医院，甚至不少传染病医院出现长期亏损。2021年，关于江苏省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现状分析显示，江苏省一半以上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欠银行贷款。
这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与其他专科或综合医院相比，传染病医院有着天然“劣势”。
“目前国内的疟疾已经被消除了，而乙肝、结核、艾滋三大传染病也会越来越少。”卢洪洲说，传染病医院的患者数量也会越来越少。
同时，由于传染病归口管理的不明确，许多综合性医院开设传染科，收治肝炎、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部分民营医院有时候也会收治传染病病人，本该属于传染病医院的病源被分流。
“非典”以来，一些传染病医院搬迁至偏僻的郊区，虽然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服务人群分散，交通不便，进一步加剧了病源分流。
要知道，社会大众基本上谈“传染病”色变，潜意识对传染病便恐惧、嫌弃，甚至觉得传染病医院有危险、唯恐避之不及，很少有非传染病患者到传染病医院就诊。
“恐惧”是大部分人对传染病科及医生的感觉。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教授告诉健康界，非典的时候，他被抽调到隔离病房，当时去评估一个病人是不是非典，后来发现不是，要到卫生厅进行汇报。“当时介绍完我的身份之后，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立马就跳起来走了。”
由于传染病医院学科设置单一，综合救治能力有限，患者一旦并发其他疾病，医院往往无力诊治，或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医院名誉受损和患者流失。
以江苏省为例，12所传染病医院大多只有急性传染病科、肝病科等传染病相关学科，仅少数医院设置了ICU、外科、内科、妇产科等支撑学科，遇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往往要依靠综合医院的各种支持。
“比如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同时发生了肿瘤，需要放化疗；或者发生了骨折，需要做手术，如果传染病医院综合能力跟不上，就无法提供治疗。”卢洪洲对健康界说道。
“（武汉疫情时）武汉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虽然初期收治了大量患者，但重症、危重症的治疗还是需要综合医院的协助，因为平时见的病人太少了。”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在受访时曾说。
病源的不断减少与流失，动摇了医院赖以生存的基础。
雪上加霜的是，传染病医院以内科、药物治疗为主，较少使用手术、介入等手段，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医院。药品加成取消后，传染病医院的生存环境更为艰难。
业务扩增“困难”的情况下，传染病医院的运行成本却有增无减。
传染病医院的设置必须遵照“三区两通道”的原则，在建筑总体布局、功能分区、消毒隔离、医疗废物处理及水电消耗等方面，均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尤其是针对传染病，需要按病种分病房或病区进行收治，因此医院必须保持较高的空床率，使传染病医院的运行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医院。
“被嫌弃”的传染病医院
病源少、收益低、成本高……传染病医院生存压力大、发展落后，医院软硬件水平均有待提升。尤其是相关医务人员的待遇，水平偏低、发展空间小。
有研究显示，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待遇仅相当于综合医院的61.9%。
而且，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往往面临着更高的职业风险，工作条件更为艰苦，压力更大。由此造成其在人才引进方面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人才流失严重，人才培养困难。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市直其他医疗机构招聘的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但传染病专科医院只能招聘二本以下高校学生。
即使招进来，往往不是考研，就是跳槽。
“而且这个岗位不是特别体面，出去跟别人说自己是治传染病的，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别人会误认为你是传染病原携带者。”北京某传染病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自他从医以来，感染科一直是医学生最不喜欢的专业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待遇偏低，工作环境差，有些人嫌危险、脏。
“学医的人都清楚，医院有两个科是最难的，没几个医生想去，一个是精神科，另外一个就是传染科。”王唯说，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传染病专业的，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为了北京户口，他留了下来，“当初跟我一起进到这个科室的一大半人都转行了”。
“尤其是每经历一次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医学生们对感染科的恐惧就会上升。”易建华告诉健康界，主动报考感染科研究生的人极少，即便有些调剂到了感染科，毕业后也不会留在这个专业。
传统的专科化服务模式走不通了
虽然传统传染病在减少，但一些新的传染病却不断来袭，且不说曾经发生过的非典、甲流、禽流感、手足口病等，单一个新冠对个人与社会的杀伤力，便有目共睹。
传染病医院如何打破发展诅咒、脱离困境，在“危”中把握机遇？
从专科医院，转向以传染病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是业内公认的解决方案。
随着老龄化推进，一位传染病患者并发、伴发多种疾病的比例急剧升高，病情与病种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
例如，随着病情发展，病毒性肝炎患者容易合并糖尿病、高血压、肝癌等；肺结核患者易合并真菌、肺癌等；艾滋病则易合并各种机会性感染性疾病，如合并肺结核、脑膜炎、病毒性乙型肝炎及病毒性丙型肝炎等。
“尤其是对于一个老年患者来说，很难只出现一种疾病，几乎都是合并有其他症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北京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所长、院长李晓北告诉健康界。
据某传染病医院不完全统计，入院第一诊断为传染性疾病，但第二诊断为其他综合性疾病的病人，约占收治病人总数的40%。
这意味着，即使专科水平再高，也无法应对这些复杂传染病，而是需要其他专科的支持。例如SARS、甲型H1N1流感乃至新冠的救治要求较高的呼吸科医疗水平，手足口病的治疗则需要较高水平的儿科支持。
“从这次新冠可以看出，呼吸科和重症医学科对患者的救治有多么重要。”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胡晓翔告诉健康界，专业能力过于狭隘的专科医院，局限性太明显，医疗质量、难度和安全性都没有保障，反过来会限制这个专科的服务能力，传统的专科化服务模式已经不可取了。
传染病专科医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把眼光只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必须将传染科、呼吸科、儿科、ICU等多个学科的相互合作支撑，建立起跨越各个专科的综合性诊疗技术平台。
“传染病医院必须要根据疾病谱的变化，由专科逐渐向综合性医院转型。”卢洪洲说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健康界 （ID：cnhealthcare），作者：谷会会、杨瑞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