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拍的照片，我今年37岁，这是我来日本的第十年。
我生在东北，定居在东京，这两个地方只差一个字，生活环境却是天差地别，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在吉林省永吉县撮落村李，那里四面环山，群山包围间是一望无垠的田地，地里头有一道一道的地垄沟。
八十年代农村尚未机械化，种地需要我们小孩子在垄台上走猫步，踩出一排笔直的脚印，大人跟在后面播种撒化肥。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不断重复着，地垄沟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这是2006年，我放假回老家拍的家乡的农田。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记忆中总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我以前在老家就经常做一个梦，梦见我们全家人围在一桌吃饭，我说的语言跟大家完全不一样，没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坐在家里的火炕上，懵懂的我忍不住幻想：假如翻过窗外那座山，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
我妈总说我“明明是丫鬟命，却长了个小姐身子”。我长得确实不像东北孩子，又瘦又白，不喜欢干农活，分不清尿素和尿酸的区别；去山里面采野菜的时候，看见蛇或者虫子会哇哇大叫，爸妈老骂我说没被蛇吓到，倒被我吓了一大跳。
1999年，四岁的我穿着大人手工改小的旧衣服。
我干活不给力，但上学的欲望非常强。那时候有位老师上下班会经过我们家院子，我逮着机会就跟她聊天。还没到上学年龄，6岁的我就缠着我妈说要上小学。我妈跑去求校长，让我提前一年入了学。结果刚去一星期，就因为跟不上课被退了回来。第二年再去，我还是欢天喜地的，巴不得天天待在学校。
我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书本发下来，总想快点把它看完。每次见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分享知识的样子，我都觉得很酷，慢慢萌生了做老师的梦想。我在班里成绩很拔尖，却并不怎么受班主任待见。因为她一个人要教好几门课，下课就十分钟，我还老缠着问各种刁钻问题，搞得人家都没法休息。
小学四年级，我（左一）和妹妹的合影。
1998年，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在一个暴雨天，突然轰咚一声，我们家土瓦房的一面墙给塌了。当时家里收入全靠粮食，价钱卖得特别贱，还得交农业税，一年到头根本攒不下几个钱。买材料盖新房大概要花一万多，我爸把周围能借钱的亲戚都借了个遍，才保住了一家人住的地方。
到了冬天，我妈的脉管炎又严重了。她的手变得冰冷煞白，没有一丝血色。她躺在火炕上，本想把手指垫在背后暖和暖和，结果有一个手指头慢慢变成了紫色，像是被橡皮筋绑了很久造成淤血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妈疼得睡不着觉，我和妹妹只能轮流给她按摩。
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我们才去的县医院，当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没出台，农民看病需要全额自费，为此我们家又欠了一笔债。母亲治疗一段时间后没有好转，医生说可能要截肢，她得知后特别绝望，一听到窗外有乌鸦叫就开始念叨：“肯定是来接我了，我要到寿命了。”
母亲的手，因为脉管炎有一个手指头已经逐渐坏死。
那时候我正要升初中，爸妈很希望我继续学业，但家里已经到了砸锅卖铁也凑不出100块书本费的地步。我妈见家里这步田地，强行要求出院，说死也要死在家里。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如果自己真死了，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让我上完学。
听我妈这么说，我反倒释怀了，我也知道家人都已经尽力，没钱不能怪他们。我只是对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觉得这辈子都无法实现当老师的梦想了，这世上哪有小学学历的老师呢？找不到出路，人生灰暗，路过村头水库的时候我甚至想要不跳进去算了。可我家当时那个处境，自杀这个念头都显得太过奢侈。
我妈丧失劳动力，妹妹年纪尚小，辍学的我自然要帮我爸分担更多家务。上山刨地，一锹一锹挖到天黑。换作以前我肯定怕得要死，山上除了虫蛇，还有一堆一堆的土坟。那阵子我整个人好像麻木了，没有痛感，没有恐惧，大脑一片空白，只有四肢在机械地运动。村里人见了我都很震惊，觉得我跟换了个人似的。
辍学之后，我在家里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期间我们村去韩国打工的一个朝鲜族哥哥来串门，顺道给我妈介绍了一位老中医，医生开了几包药，外敷内服一段时间，竟然真的有效果。眼看病情好转了，我妈和我爸也不愿我再留在家里帮忙。干农活只有春夏两季，其余时间我都无所事事。于是在2000年，15岁的我踏上了出门打工的路。
小学毕业照，后排右数第三个是我。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镇上的火锅店做服务员，洗碗、洗菜、上菜，每个月工资180块钱，但我只干了不到三个月，老板就把我辞了，理由是“没眼力见儿”。没多久我又去了县城的一家自助火锅烧烤店，那里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晚上等客人离开收拾完卫生，我们就把几张椅子拼起来，铺上褥子和被子睡，早上天亮了，鞋往脚上一蹬又开始工作。
东北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海鲜还得用冷水洗，我的手背都肿成了馒头，手指头也开始溃烂。我打电话跟家里说冻伤了想回家，我妈让我再等两个月，到过年再走。后来她上县城置办年货顺道看我，等我两只手从橡皮手套里露出来之后，她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让我立马辞职回家。
出去打工第一年，回家过春节的合影，最右边的是我。
我在家待了两个月，每天按照偏方用樱桃泡的白酒抹手，伤好之后又出来打工。那是一家 24 小时营业的粥铺，我一个人连上过72 小时的班，没客人的时候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客人一来马上起来忙活，头昏脑涨地支撑着。
有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突然开始流鼻血，赶紧拿纸巾去堵。平时我们给客人用的纸巾都叠好放在像一箱方便面箱那么大的纸壳子里，我把里面的纸巾都用完了，血还没止住，只能仰着头让血倒流进嘴里再吐出来。
老板看到之后吓坏了，说要带我去看医生。我坚决不去，心里想的是：你出钱我就去，你不出钱搞不好我一个月的工资都得搭上！最后到底还是没去。我辞职离开这家店的时候，老板还拖欠了我两个月工资没给。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想讨薪也讨不回来，只能自认倒霉。
接着我去了一家稍微有点档次的大店，底薪500加提成。还没做满试用期，一个远房亲戚来找我，说他和别人合伙开了个歌舞厅，让我去吧台记账，做些库房管理的工作。我想一直做服务员也不长久，就辞职去了。虽然毫无经验，可我上手很快，点货对账几乎从未出错，感觉比做服务员有意思多了。
在歌舞厅上班时的我，头发留了八年没剪过，走在路上非常扎眼。
店里的音响师对我很照顾，谁敢欺负我，他就跟人家没完。在歌舞厅那帮男生里头，他是最有魅力的，人家在卡拉OK点歌，只要输一个号码，他连目录都不需要翻，就知道是第几张碟子第几首歌。
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初恋，然而，和他在一起没多长时间，他就以我太不懂事为由提出分手，说等两年再处。没想到两年后，他把我骗到了广州的传销窝点。
那时候我本来在长春做酒水推销，每天骑个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因为年龄小，无知者无畏，不管小公司大公司，进去我都直接说找老板，接待人员一脸懵，问我有预约吗？我说没有，老板不在我就坐那等，等到他回来为止。凭着这份厚脸皮，推销工作我干得还算不错。
有天我突然接到初恋的电话，他说自己在广州打工出了车祸，身边没个人照顾，天天吃方便面瘦成了皮包骨头。我听着于心不忍，辞掉工作坐了36 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广州。见面一看，他根本没出车祸，不过的确是瘦到快脱相了，跟记忆中的样子截然不同。
初恋把我带去了一个地方，那里的人都睡大通铺，喝白菜汤，天天有老师讲课洗脑，每个人斗志昂扬。不过，他们讲得再好听，我也知道没用，连产品都没有，怎么可能赚钱呢？他们叫我介绍朋友过来，我拒绝了，没几天就提出要走。幸亏这里不是那种扣身份证、限制人身自由的北派传销，我很庆幸自己没被人绑起来。
从传销窝点出来以后，我联系了之前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哥哥，他说自己是来广州做厨师的，我想着说不定能介绍我去他们店做个服务员，这样起码有个落脚的地方。过去之后我才发现，人家压根不是厨师，而是带着小姑娘去酒店做违法勾当的皮条客，本来没打算拐我，想不到我自投罗网。
年轻时的我，因为性格外向爱说话，很容易相信别人。
他们一伙人不断给我洗脑，说这行赚钱很轻松，很快就能买车买房。我不同意，他们就让我在这住一段时间慢慢了解。知道我月经不调，还给我买了一些中药调理身体。有天晚上，领班突然要把我和一帮穿着暴露的女孩带到酒店，挨个房间供客人挑选，这场面把我吓坏了，幸亏我打扮得比较土，整晚没有一个客人看中。
第二天他们再叫我去，我坚决不去。领班说你在这吃住，还给你喝中药，怎么着也得赚个两千块再走。好在他们没有骂我打我，也没有给我磕白粉，或是强行对我怎么样。我说自己实在没办法赚这个钱，他们就威胁说要把我卖给别的皮条客。
这时候，我只好发挥小时候“哭吧精”的本领，每天都哭得昏天黑地，想着要是实在出不去，干脆自杀算了，反正早晚也是要死的。没想到有一天，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居然没反锁大门，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哥哥一时心软给我留了门。总之，我有惊无险地逃出来了。
那时候我妹也辍学出来打工，在深圳一家韩国料理店做服务员，我决定去投靠她。2002年的深圳，普通话尚未普及，本地人都说广东话，我一句听不懂，像到了异国他乡，找不到一丝归属感。好不容易应聘上一家酒楼的前台，干了三四天就因为跟客人难以沟通被辞退。
我坐在马路边上哭了很久，走投无路的时候发现有家快开业的日本餐厅急着招人。我进去也没抱啥希望，垂头丧气地告诉老板我不会广东话。老板说不需要啊，只要你会日语就行了。我问日语是什么东西？老板大手一挥，“没事，我们教你，还包吃包住，快来吧。”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日语的缘分。每天开门营业前，所有人都要聚在一起，听老板教我们说欢迎光临、您几位这种常用日语，记不住要罚款。前三个月我抵触心理很强，为了不罚款，只能强行拿汉字的读音来记。
三个月后，我注意到日语里的汉字上面有标注假名，相当于中文里的拼音一样，会读假名，就可以发出所有日语的音。悟到这点之后，我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对日语学习越来越有信心。
18岁左右在深圳拍的照片，到南方之后，我这个东北人终于第一次在春节穿上了裙子。
我知道学好日语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又去报了专门的日语课，一个星期两次课，每次上两小时，学的是标准日本语初级。这时候我才发现，日语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时态变化，这些变化有规律可循，只要记住规律，给我一个新词或者句子，我都能给它活用。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课上学的内容，我会努力在工作中使用。很多来店里吃饭的日本客人都是独自在中国工作，比较空虚，很乐意跟我这种性格大大咧咧的人聊天。尽管我说的还不流利，但我想表达的东西都会大胆说出来，说错了别人笑话我也没关系，笑完他会纠正，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收获。
这是我最近讲网课的截图，当时我很喜欢学语法，现在也很喜欢讲语法。
在日料店待到一年多的时候，我终于把家里的债还清了。父母一直为我没有读过大学而遗憾，刚好那时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一所民办大学做招生工作，他听说我在学日语就怂恿我妈让我去读他们学校。我很纳闷怎么初中高中都没上，就能念大学？他说可以的，交钱谁都能上。听他这么一说，我交完学费就充满期待地去了。
临行前，那些认识的日本客人还给我开了送行会。他们买了一个蛋糕，让我好好学习，说回来之后可以进他们的工厂做翻译。之前在餐厅认识的一位日本叔叔，后来还给过我很多资助，帮我充话费、买机票、往我学校寄洗发水、奶粉、漫画书，还给我买了很多适合学生穿的衣服，就是单纯地想帮我。
这位就是帮我的日本叔叔，我们相差33岁，这是我们认识十年之后再相聚的照片。
结果让人很失望。在这个所谓的大学里，老师教的日语特别简单，他们的口语甚至还没我好。在这里上完三年要花很多钱，最后拿到的还不是国家承认的学历。我觉得浪费时间，待了四个月就退学回深圳了。两个月后，我经人介绍又去了黑龙江的一所日语学校。那里是全天制教学，学费便宜，教得还挺好。
第一学期结束后的暑假，我坐火车去了向往已久的上海，先是在上海一家日料店打暑期工，期间还投了一些简历应聘翻译。没想到投完没几天，我就接到某家台企通知面试的电话。我毫不犹豫地辞掉餐厅工作跑去面试，当时我的日语并没有特别好，但面试官说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坚韧，破例把我录取了。
这家公司经常进口日本的精密机器，我的工作就是在无尘室里给日本来的调试人员做翻译。每次进去要套上无尘服，要消毒，出来要脱掉，而且各种机器零件的专业术语也实在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之内。上了一个多月的班，眼看快开学了，我如实跟老板说自己还想继续学习，想努力把日语二级考试考下来。
那一年我二级考了375分（满分400分），同时还报考了实用日本语鉴定考试，比起书面日语，我更擅长实用日语，所以考得更好，满分1000分，我考了805分。我们学校是鸡西市唯一的考点，校长可以看到所有考生的成绩，事后据校长说，我的分数在鸡西全市排第一。
毕业之后我本来急着找工作，因为妹妹也想学日语，我得给她交学费，所以又回到深圳，去了之前认识的日本老板那里做餐厅店长。
2008年，我在上海通过紧缺人才培训工程考下了“日语中级口译”证书。
工作第二个月，一位日本朋友约我吃饭，饭桌上他大声吼我，“你去学日语，学得这么好，目的就是继续在餐厅工作吗？你没有人生规划吗？”我把我的苦衷告诉了他，他直接借给我2000 块，帮我解决妹妹的学费问题。很快，我离开餐厅，应聘去了一家服装厂做翻译，没想到这份工作却让我备受打击。
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人加班很辛苦，工资待遇也不好，从日本新来的一个领导说要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我天天陪着他巡视工厂，询问每个工人的想法意见，领导慷慨激昂地做出各种承诺，给了大家无限希望。结果一个月后啪啪打脸，他说他对这个工厂束手无策，打算回日本了。
领导是拍拍屁股走人了，但所有承诺没了下文，毕竟那些话是经过我翻译出来的，我觉得特别没脸面对工人。
刚到上海时，穿着从七浦路花30块钱买的衣服。
离开工厂，我又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跑到上海。这时候，我简历上学历已经从小学变成了日语专门学校，但那毕竟不是什么正规大学，想进日企很难。大多数情况下，我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只好又找了份餐厅的工作先糊口。
餐厅里有位日本客人惊讶于我的日语怎么这么好，他听说我考过了二级，便推荐我去他们公司。之后我开始了白天公司上班，晚上餐厅打工的生活。可能是性格原因，坐办公室对我来说很枯燥，加上睡眠不足，我白天经常打瞌睡，上司发现了会凶我，让我滚回家去睡。
那段时间，有个餐厅认识的日本爷爷请我教他中文，我一开始是拒绝的。毕竟我没读过多少书，拼音都快忘了，怎么教别人呢？他非常诚恳地一直邀请我，说给我一个半小时100块钱，还请我吃晚饭。每周六教一次，问我这不亏吧？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再拒绝。
刚开始与其说是我教他，倒不如说是他教我如何教他。他把小孩认字的那种拼音卡贴在墙上，让我对着卡片教，还建议我可以多接一点这样的活，比打工划算多了。我觉得有道理，就去日本人看的报纸上登了小广告。渐渐的，兼职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后来我索性辞掉公司的工作，全职教日本人中文。
在上海做老师，这是在一场聚会上日本学生给我送了花。
那几年我真的很拼，最多的时候一天能上10个小时的课，早上六点半教公司白领，他们去上班了，再教那些日本太太，下午教全天制学习的人，晚上又教下班的日本职员......忙到连坐下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边赶路边啃汉堡。
有一回我直接在电梯上晕倒，旁边的日企职员把我送到医院，过没多久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嗓子发炎，耳朵里面一阵阵刺痛，打吊瓶吃药大概花了 1500 块才治好。
辛苦归辛苦，回报也是可喜的。2008年，23岁的我每个月收入已经有七八千，还在上海和苏州交界的花桥贷款买了房。当时因为没开通地铁所以价格不贵，98平的房总价51万。当然，比物质回报更重要的是，我小时候做老师的梦想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
可是在感情这件事上，我后来却受了很大的挫败。2009年，我和刚到上海时在日料店认识的一个日本留学生在一起了。他经常深夜给我打电话，去杭州玩还约我去西湖边散心。他外形条件很好，一米八的大高个，很符合我的审美。也会照顾人，会给我做饭、按摩脚底，漂泊在外多年的我很想成个家，恋爱半年后我们便结婚了。
这个男人的家庭条件在日本很一般，我没要一分钱彩礼。2010年年初，因为他在中国读书还没毕业，怀着孕的我一个人飞到日本去做孕检。由于子宫颈比较短，随时有流产的可能性，只得留在他家养胎。
2010年，我在日本丈夫家养胎。
整整两个月时间，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看电视不能调台，否则他家80多岁的老奶奶会生气。吃得也特别不习惯，除了辣白菜几乎找不到一个下饭的。等到丈夫毕业回来，我好像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大老远望见他的身影，我忍不住朝他狂奔过去，一抱住他眼泪就流了出来。
不到一个月，我的子宫颈缩短变得更严重了，去孕检的时候直接被医生扣下来，用轮椅推进了住院病房。接下来那整个月，我每天都在扎针，针头要在皮肤里埋48小时以上，针口红肿了再换个地方重新埋。丈夫偶尔来看我，不但体会不到我的痛苦，还总说想跟我换，因为我一天到晚躺着，他却要打起精神工作。
好不容易生完宝宝，我逛母婴论坛看到很多人对日本产品感兴趣，刚好那时候医院有人推销奶粉，价格还挺优惠，我就动了代购的心思，让丈夫出钱买奶粉。他说等你出院工作了，记得把奶粉钱还我。
当时我正抱着孩子喂奶，听到这话眼泪噼里啪啦地掉到孩子脸上。一想到他平时也经常嘲笑我是“吃钱的虫子”，我就觉得这日子过得太憋屈了，下决心要带孩子回国。
那阵子天天扎针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
出院后的一个晚上，丈夫喝醉了，当着客人的面对我大吼大叫，他爸还拍拍他的肩膀说干得好。第二天我抱着孩子去了市政府，向他们咨询国际婚姻的离婚事宜。工作人员看到孩子这么小，问我是不是遭遇家庭暴力，我说没有，工作人员又问有没有遭遇语言暴力，我一听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了，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的真实感受。
2011年3月7号，离完婚的我坐飞机回国，走之前本来想再看女儿一眼，但他们骗我说宝宝在福岛姥姥家。四天后，福岛大地震，我看到新闻直接瘫软在地，狂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们家，我几乎要崩溃了，整个人进入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即便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也仍旧抹不掉这件事对我的伤害。
大女儿的抚养权归前夫，我如今每个月可以探视一次。
回国后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在老家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浑浑噩噩，对生活丧失热情。后来爸妈说这样下去不行，你必须出去工作。2011年9月，妈妈陪我回到上海，我重新做起了日本人的中文老师。一年后，带着对女儿的牵挂，我决心重返日本。
然而等了八个月后，我的长期签证没有批下来，我又不想假结婚，只好辞职出来创业，凑500万日元办了经营管理签证。有了法人身份，就得有业务有流水，我白天参加各种聚会，发名片推销自己，晚上在网络上发表日语文章，看到我日语表达很出色，陆续开始有人介绍一些翻译的活给我。
不久后，我通过好友介绍得到了一次跟客户去马来西亚出差的机会。他们找我的时候，没有确定翻译的范围和属性，我去了之后做了很多线上聊天群即时翻译、合同文件翻译、会议商谈口译等等工作。完全不知道还要做同声传译，就是台上的人不停地说，我紧追着不停地翻译，一点盹儿都不能打的那种。
等我到了现场，他们交给我一个麦克风，上面的人说什么，就让我在下面同时说，现场极其嘈杂，音箱震耳欲聋，我只能捂着麦克大声吼，一个人翻译了八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脑子都宕机了，走路也没有力气，恨不得拎着鞋立马爬回酒店，客户说要带我一起去吃龙虾大餐，我说请饶了我，让我休息吧。
那一场翻译其实我很不满意，第一次做同传有很多地方没跟上，没想到客户反馈特别好，他说之前那些日本员工从来没有听懂过老板的演讲，马来西亚老板的口音很重，以前请的翻译都不能同时进行，人家在上面讲八个小时，翻译只能浓缩一下中心思想。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因为我了解到老板的生平经历和为人处世，从而加深了对公司的信任，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从2014年起，我的翻译工作逐渐多了起来。
万事开头难，只有开始了才有修正进步的机会。之后我在这个客户手里接过很多场同声传译，为了提高速度，我平时会挑一些语速特别快的日语视频做练习。速度和反应上来以后，词汇量就是决定翻译准确度的关键所在，所以我平时会坚持大量阅读，不断积累。
后来的几年，我又通过客户介绍、网上接单等方法接到了一些现场口译的工作。在给加多宝入驻日本的新闻发布会做翻译的时候，我有幸和日本艺人小松拓也搭档，后来又在他的引荐下，得到了为东京电影节做双语主持的机会。
这场电影节有很多中国影片来参展，也有很多中国明星和电影人来参加，相比会说中文的日本翻译，主办方更愿意找我这种会日语的中国翻译。
这是我做了最多准备工作的现场，因为日语中的很多敬语直接翻译成中文会有点奇怪，我花了挺多心思寻找恰当又不失礼的说法。比如“让我们掌声有请某某”，就比直译成“请鼓掌”要自然得多。正式主持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临场发挥的部分还会抖几个小机灵，在场的很多明星都被我逗笑了。
东京电影节副会场，我（右二）和日本演员小松拓也（中间）搭档主持。
想想也真的很梦幻，几年前我还是观看东京电影节的普通观众，现在竟然有机会站上这样的舞台。电影节结束不久，随着我在业界的名气扩大，收入节节攀升。翻译一小时能挣一万日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600左右，一个月下来平均收入50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约等于三万。2018 年，我还在东京贷款买了一套3000万日元（约合180万人民币）的房子。
来日本定居以后，我注意到很多在日华人的子女，因为缺少中文语言环境，长大后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为了让他们有一个学习中文的好环境，我雄心勃勃地开办了集读书阅读、语言教学、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华人书苑，还时不时地组织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
当时新交往的男友很反对我做这个，他说想法很好，但完全没有盈利点。事实果然如他所料，当初给我投资的股东们发现书苑很难快速盈利之后，纷纷给我施压，提议我转型卖珍珠奶茶。我不想妥协，股东们的不满也越攒越多。
书苑的开业典礼。
那阵子我每天焦虑到只睡两三个小时，额头上爆出大颗大颗的水痘，精神逐渐崩溃，去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股东要求解约撤资。其实按照合约我是不需要退给他们的，因为投资自然有风险嘛，但我还是选择卖掉国内的房子，原封不动地退还了所有股东的出资部分，一个人承担损失。
2019年是我状态最差的一年，听客户反馈说我状态不如从前，我心里也很愧疚，10月份我回国休养，爸妈跟我说你什么都不要做，就好好睡觉。那时候我也确实提不起劲来做任何事情，整天趴在沙发上。因为执意创业，男朋友跟我分手，来帮我打理店铺的闺蜜也跟我闹翻过一次。
到了年末，疫情开始了。我每天在新闻里看到有人去世，有人找不到工作、艰难求生，我逐渐体会到，能够好好活着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
2020年6月在上海，我和闺蜜带娃出来玩。
之前我在日本听说过一个叫“天赦日”的节日——老天原谅所有人的日子，后来我发现中国民间也有类似说法，刚好那年6月20日是天赦日，天气特别好，我和闺蜜就带着孩子去逛了公园。森林绿油油的，天空澄澈，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洒落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什么都不用做，活着就是意义本身。
从创业失败的状态中恢复以后，我开始在家里做线上课程，因为对节目录制感兴趣，我还去了综艺节目《创造营》应聘，担任他们的驻组日语口译和字幕翻译，那段时间经常熬夜，但是在和那些少年偶像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我也被他们的活力感染，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
2021年除夕夜，创造营的翻译团队聚餐。
翻译是一门很能体现自身专业价值的工作。不过，如果不考虑收入的话，我其实更享受做老师，享受那种能和学生互动，被他们需要的感觉。现在想跟我学日语的同学越来越多，加上笔译、口译的工作，我又回归了一种充实的生活节奏。
去年CITTI（国际中文通用翻译能力测试）开始在日本被认知，也能在日本直接考试了，我就去参加了，口译部分拿到了A的最高等级成绩，分数比去年日本最高分还要高一点点。
现在，我每小时的翻译收费已经涨到三万日元，大概一小时1500元人民币的样子。跟我学习日语的学生线上线上有10几个班，每天光是课程已经排得很满了，还有许多笔译、口译接单，算在一起我的收入已经超过大部分同龄的上班族了，它是一份足够高薪的工作。
我是因为没钱辍学的，所以平时遇到各种线上捐款活动，也忍不住想拿点工资帮帮忙。过去几年捐了有几万人民币。当我自己属于弱势群体时，接受了帮助和给予，到自己有点能力时也去帮助去给予，我觉得这样的正向循环很重要。
这是我的两个女儿，未来一年内，我打算和新的伴侣重组家庭。
尽管我不年轻了，离异带娃，但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始终相信爱的力量，也相信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很像我在种花种草中的一个发现——花花草草在很幼小的时候，虫子几分钟就能把它们消灭干净。当它们长得茁壮了，虫子随便啃也没什么所谓。
曾经的我也很幼小，从东北农村一步步走到日本东京，我在这个过程中吃过很多苦。因为有这些宝贵的经历，我才更从容、更知足地活成了现在的样子。
*本文由李双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李双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