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分享嘉宾：林惠义（艺术家、市场研究员），策划：小k，剪辑：竞心，设计：四九，原文标题：《当时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一人一天3.28元，我们想看看这些钱在北京能买到什么｜林惠义 一席第895位讲者》，头图来自：林惠义
当我们把这些平时很常见的东西量化地、实体地放到一起时，有时会引起一些不一样的观看感受。
香蕉、鱼和一个馒头
2022.03.12 杭州
大家好，我叫林惠义，是来自新加坡的艺术家和市场研究员，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的作品。
我是“赵与林”（ Chow and Lin）艺术双人组的“林”，“赵”是左边这位——赵峰，他是我的先生，也是我的创作伙伴。
我们从2010年开始合作创作艺术项目，第一个艺术项目叫《贫困线》，关注的是全球贫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得从两座城市讲起。
一
2007年，赵峰在同一周内去了两个很不同的城市，印度的加尔各答和美国的纽约。
加尔各答算是印度比较贫困的一个城市，在那里的街上会看到很多穷人，一些写字楼和超市门口会有保安守着，禁止穷人进入。
纽约虽然是一个繁华、华丽的城市，但也能看到穷人，尤其在晚上的时候，一些流浪汉会睡在地铁里。
后来当我们讨论起这个现象时，就在想，穷到底在哪儿会比较好，或者在哪儿会比较辛苦。
因为我们俩小时候的一些共同经历，对贫困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赵峰和我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家庭都算比较富有，住在平房，家里有大花园。但在我们进入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生意倒闭了，屋子也卖了。生活开销变得比较紧张，我们的妈妈们开始很节俭地花钱，每天得在有限的预算里做出一些选择。
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对穷人在有限的预算里做选择特别地关注。
我是一名研究员，学的是经济学，也在政府工作过，所以当我们开始着手研究贫困这个话题时，我对不同国家的政策如何定义贫困非常感兴趣。
实际上，不同国家制定的贫困线都不一样，其中，“绝对贫困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标准。
绝对贫困线是基于一个人一天所消耗的能量和营养——比如一个成年人一天需要2200千卡——算出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支出，再加上非食物的基本消费。它更多是在关注基本生存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是用绝对贫困线来定义贫困。
我们俩在2008年搬来北京生活，2010年，当我们开启《贫困线》项目时，我们决定在中国开展第一个案例，想看看根据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能在北京买到什么食物。
当时中国的贫困线其实更多是在关注农村的贫困，我们查到，中国在2009年发布的贫困线标准是年收入1196元，再把1196元折成一天一个人，就是3.28元。
看到这个数字时，我们觉得3.28元真的不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已经有了星巴克，一杯咖啡都得二十来块钱，3.28元真的够吗？能买到什么呢？
拿着这个预算，我们去了当地的菜市场和超市。有些摊主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要用这么少的钱跟他们买东西。有一些东西，比如肉，其实用3.28元是买不了多少的。
我们也发现，当你按照严格的预算去采购的时候，消费行为会跟之前的日常采购有很大不同，会对食物的价格更敏感。
赵峰是一名摄影师，所以我们想用摄影的手法来记录我们买到的食物。在视觉上，一对德国的艺术家夫妇Bernd and Hilla Becher的作品给了我们启发。
他们是用一种类型学的拍摄方式，拍下了六七十年代德国的一些工业建筑，比如水塔，来展现工业建筑朴素的魅力，以及他们对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我们也想用同样的手法来拍摄贫困线上能够买到的食物。
这就是2010年我们在中国完成的第一个案例中的一些作品。用3.28元，我们分别买到了6个馒头，一把油菜。我们用采购食材当天的报纸作为拍摄背景。
报纸和食物一样，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但它上面的讯息又记录着当时、当地人们在关注的一些时事，可以提供一些更丰富的背景信息。
我们也分别用3.28元买了鸡胸肉、麻花，还有虾片。我们是想买50～100种不同种类的食物，组成一个“食物菜篮子”，能涵盖主食、蛋白质、肉类、蔬菜、水果、零食。
之所以买这么多种类的食物，是受到了一对经济学夫妇Abhijeet Banerjee和 Esther Duflo的启发。他们在贫困地区做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在201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的一个研究发现是，穷人其实和所有人一样，有时也会有一些非理性的消费和渴望。如果某一天有多一些的收入，Ta可能不会选择最基本的食材，而可能想吃好一点的肉或鱼，或者给孩子们买一些巧克力和糖果。所以我们也想在作品中表现出穷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出的抉择。
北京的案例完成后，我们拿给国内外的一些朋友看。我们以为我们拍的是静物，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方法，但大家的反应很不一样。
有人说，为什么不去拍穷人真正吃到的东西，而去拍一些新鲜的食材？还有人说，我们的作品让他觉得不太舒服，我们是在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拍摄贫困，为什么不去拍穷人的故事呢？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的不同反应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对我们的项目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进展，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品的某些价值——它激发起了大家对于贫困议题的不同看法和讨论，而我们自己也对不同国家的情况很好奇，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项目继续开展下去。
二
日本是我们去的第二个国家。
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它是用相对贫困的定义来定贫困线。相对贫困更多是在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它会取人口中值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比如欧洲是50%或60%——定为贫困线。
对于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上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常支出除了食物，非食物的产品和服务支出也占了很大比例，比如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
所以在发达国家，我们根据不同国家低收入人群食物支出的占比算出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一天的食物预算。
2011年的时候，日本的贫困线是1679日元一天一个人，其中食物支出是394日元。
394日元并不低，我们以为能买挺多食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超市中食物的价格高到令我们震惊，我们搜遍了东京周边的几个地方，发现想找到价格实惠的食材并不容易。
一般来说，在消费越高的国家，外出就餐很贵，但超市里的食物要便宜得多，但在日本，即使是未加工过的蔬菜、水果也非常贵。
这是我们用394日元购买到的两根胡萝卜和一个章鱼的脚。
接下来的十年，我们用同样的工作方法去了36个国家和地区，跨了6个大洲，进行了《贫困线》的拍摄。
实地拍摄之前，我们会做相关国家和地区贫困和经济发展的研究，然后去当地购买食材和报纸，再拿回酒店拍摄。
我们在2011年去了马达加斯加。当时用1284阿里亚里能买到一大串香蕉，马达加斯加本地的香蕉品种就有50多种。
有些地方的饮食文化我们不太了解，有时候是看当地人买什么我们也一起买，像这个芦荟，我们也不知道当地是怎么吃的。
2015年我们去了法国，用5.99欧元的食物支出购买了这些紫色的菜，它有点像紫色的娃娃菜。还有一些香料。
在我们去过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如果把贫困线换算成美元数值，最低的是尼泊尔，但它的购买力并没有那么差，这和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有关。2015年，我们在尼泊尔用45美分买了这些苹果和萝卜。
从美元换算的绝对数值来看，挪威的贫困线是最高的，挪威也是全球人均GDP第三高的国家。在挪威，2014年我们用10.26美元买了这些胡萝卜和鱼籽。相对来说，挪威的农产品品质是非常高的，食物的供应链也非常发达。
去了这么多地方后，我们发现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埃塞俄比亚差不多是我们去过的地方中，根据贫困线标准能买到东西最少的。2019年的时候，66美分只能买到这些食物，两片西瓜，一个苹果。
我们想买肉，但当地的菜市场只卖整鸡，不愿意切一小块给我们，所以66美分是买不到肉的，这和当地农业加工系统不太完善也有关系。2019年，埃塞俄比亚还算处在比较和平的状态，2020年就进入了内战。
2015年和2016年，我们分别去了越南和缅甸这两个邻近的国家。从照片上看，越南的一些蔬菜水果看起来颜值很高，很干净、很新鲜，相对来说比缅甸的蔬菜水果更漂亮。
但我们跟本地的一些摊主聊了之后了解到，越南的很多蔬菜水果是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这对本地的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但对本地的农户来说，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当农业生产无法养活当地农民的时候，他们可能得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
相比之下，再看缅甸的这些蔬菜水果，它看起来没那么漂亮，但是有很多本土的农产品，比如这些小茄子和荷花。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去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巴西因为2014年要举办世界杯，国家当时引进了很多投资，经济也在比较快地发展。和当地的朋友聊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看好国家的未来。
但我们在当地走访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比较意外的事情。当时的贫困线折成一天一个人，是2.33雷亚尔。我们想在贫民窟用2.33雷亚尔买一些食物，结果发现里面的东西都很贵。
问当地人哪里才能买到更便宜的食品？他们说，你得去城市郊外的一些大商超。但那里离贫民窟有45分钟车程，一趟单程的大巴费用就要2.5雷亚尔，比一天一个人的贫困线数额还高，所以穷人根本不会花这个钱，也不能花这个钱去更远的地方买便宜的食物。
那为什么贫民窟里卖的食物反而更贵？因为小卖铺卖的量不多，而且还受当地黑帮的控制。黑帮控制的地方还会有暴力冲突，所以这里的穷人生活在一个既不安全、食物又贵的地方，穷人被卡在一个没有选择的处境。
当时我们离开之后，对这个情况感到有些不安。后来看到新闻，巴西的经济在2014年进入比较萧条的状态，GDP下滑了很多。而我们当时的拍摄，可能见证了它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脆弱的一面。
2011年，我们去了印度。印度有两个贫困线，一个是城市的，一个是农村的，城市的贫困线折成一天一个人是60美分。
当时印度社会围绕贫困线有一些争论，城市人觉得城市的贫困线远不够他们维持生存，应该调高很多。因为我们是在城市做的拍摄，所以我们选用了城市的贫困线，买到了这些鸡肉和圆白菜。
帮我们做采购的是一位印度的小伙子，叫Arjun。他是我当时单位宿舍的管家，他从农村来城市工作，收入也不高。Arjun知道我们在做这个项目时非常好奇，尤其对瑞士这个国家好奇。
他问我们说，瑞士也有穷人吗？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瑞士应该是像宝莱坞电影中那样，是一个有美丽雪山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我们给他看了瑞士的照片之后，他很惊讶，他说：“我想他们的选择还没有我的多。”所以其实有钱国家也有有钱国家的问题。
我们在2011年去了美国纽约，当时是美国30年以来根据政府定义的贫困标准穷人数量最多的一年。贫困线上的食物支出，是4.91美元。在美国，我们发现穷人对新鲜食品的选择不多——他们买不起，更多是在吃加工食品。
拍了纽约的案例后，我们跟一个当地的摄影教授做了一些分享。他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每天的食物预算。”我们当时很吃惊，问他是一顿还是一天，他说是一天。因为他的工作不是全职的，收入并不稳定，虽然他有房有车，但都是靠贷款和信用卡来负担。
在一些国家，很多穷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人，Ta可能是白领，可能受过教育，甚至有房有车，但Ta还是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上。
这10年来，我们也记录了一些贫困线跨时间的变化。比如在中国，2010年3.28元能买到6个馒头，2012年贫困线调高了，可以用6.2元买9个馒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2016年，用8.22元我们买了12个馒头。再到2020年，贫困线虽然又提高了，但能买到的馒头数量并没有相应地增多，购买力相对比较稳定了，这和物价的改变也有关系。
鸡肉的购买情况也和馒头类似。
在美国，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市场，记录下了2011年和2019年的情况，相比之下，能买到的东西变化并不大。
实际上，绝对贫困解决了之后，下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是贫富差距。
国际组织World Inequality Lab在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中，分析了1980年-2016年全球收入不平等增长的问题。下面的图，纵坐标是收入的增长，横坐标是一些不同的收入组，左边是低收入人群，右边是高收入人群。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都得到了增长。最左边，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经历了80%～100%的收入增长；中等收入的人群收入增速低于50%；而最右边，占比0.01%的最富有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长超过200%，远超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
所以全世界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另一面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增大，发展所带来的收入的增长并不是平等的。而我们往往会关注GDP的增长，却忽略了增长不平等的问题。
十多年来，《贫困线》在15个国家展览过，我们也收到一些很受鼓舞的反馈。有些观众跟我们说，他们会带小孩一起看展，很多艺术作品孩子们不太知道或者不太感兴趣，但看到我们的作品，他们会对贫困这个比较抽象的问题有一些提问。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意义。
三
在《贫困线》之后，我们继续用食物和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
接下来的这个项目是关于大黄鱼。
大黄鱼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很常见。上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从大海捕捞大黄鱼。后来因为捕捞量过大，大海中的大黄鱼开始逐渐减少，所以人们开始养殖大黄鱼。
大黄鱼本身是肉食动物，它需要吃其他的小鱼。我们跟一个国际组织合作，去了福建的四个港口走访，也和一些科学家、渔业专家交流，发现一条大黄鱼长到1公斤需要吃7.15公斤的饲料鱼。
饲料鱼是下面这些鱼，它们不是太漂亮，有一些是幼鱼，大部分没有商业价值，不会被拿到市场上单独售卖。
我们把大黄鱼和它要吃的饲料鱼拼成了这样一个图。中间的3条大黄鱼，总共是1公斤重，它需要吃周边的4000多条鱼才能长这么大。为了拍这些照片，我们租了一个篮球场。
这个作品叫《等值——鱼的生态足迹》，我们想知道，如果我们的消费习惯和趋势一直往上升，想要吃更多的鱼和肉，而养殖方式没有发生改变的话，这些饲料鱼在被慢慢捕捞之后，那未来大海的生态系统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继续用其他的生活物品和食物做一些对价值体系的提问。
这是在日本拍摄的一块拉面，是用20日元买的，右边是一个充电线，价格是2000日元，它们的等值关系正好是100∶1，于是就有了我们的《等值 100:1》系列组品。
我们就拍了这样一组对比照，100个拉面和1条手机充电线。
用同样的手法，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在北京，100个老婆饼和1个皮包；在意大利，100个饼干和1个蕾丝托盘；在纽约，100个苹果和1个钱包。
当我们把这些平时很常见的东西量化地、实体地放到一起时，有时会引起一些不一样的观看感受。
接着围绕价值体系进行一些探讨，这次我们选了馒头作为主角。
2010年做《贫困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关注馒头的价格。2010年，北京的馒头是5毛钱一个。在同一个菜市场，到2020年，它已经升值了，1块钱一个。而在2020年，1块钱作为实体的钱币已经从我们大多数人的口袋中消失了。
那如果用馒头这个很实体的东西作为货币，去交换其他的日常用品呢？下面就是我们用馒头交换的东西，有厕纸、口罩，还有蓝牙耳机。用1299个馒头，我们交换了1对蓝牙耳机。我们把这组作品命名为《等值——分散的价值体系》。
进一步想，我们生活的世界如今变得更加电子化、虚拟化了，如果把馒头这个很实体的东西放到虚拟的元宇宙，又会是怎样的呢？
于是我们开始了《等值——分散的价值体系》NFT系列的创作，还是以馒头为主，我们有三种馒头，白馒头、银馒头和金馒头，它们是我们NFT系列作品的主要元素。
NFT本身是一个虚拟空间，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电子化、虚拟化的，那怎么样给这些馒头创造一个价值呢？我们就要给它们一些独特性，所以这些馒头都有自己的序号，也有自己的名称。
我们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抽出了一些词和句子，来给我们的馒头命名，比如说第78号， agitation and perplexity，焦虑和困惑；第39号，sorrow and devotion，悲伤和奉献；第58号，The time has come，时间到了。这些名称，也是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感受吧。
如果你很仔细地看，这些馒头是在转的，它是动态的。就这样，我们做了88个馒头。
这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我们也非常好奇，这88个馒头能在虚拟世界里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它们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旅程？
回头看我们的艺术创作，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学艺术出身的，是很偶然地因为《贫困线》这个项目进入了艺术领域，然后发现艺术可以用一种很自由的语言，去表达我们对全球议题的一些追问和探索。
但我们往往也会问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是什么呢？
当我们2010年探讨贫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件好事。现在再看NFT、虚拟世界以及元宇宙的未来，大家也都很看好，或者很好奇，觉得很有趣，是未来新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
但我们想要用艺术来提问，如果现在的一些社会趋势不断地往前冲的话，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未来？我们想要提问，想要探讨，可能也有一些质疑吧。只有对这些话题和趋势有足够的探讨，或许我们才能共享一个更有希望的人类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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