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上海似乎成了众矢之的。

虽然坚持“精准防控”,但上海并没有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而是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居民的自由和正常工作。

不过,因为奥密克戎极强的传染性,防控下的上海新增病例是与日增多。



根据卫健委的通报,仅3月26日一天,上海就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631例。

更要命的是,由于上海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导致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来自上海的新冠输入。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疫情的蔓延令上海出现不少乱象,有护士因医院急诊暂停被拒诊后死亡;有感染者抱怨被收治后没有人管;也有居民反映被封控时间过长。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上海封城。

不过,近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表示了否定。

理由是,上海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着重要功能,甚至于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如果这个城市停下来,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

可这种说法很快就被一些网友抨击。

说这是上了美国的当,是资本主义的思想。

“简直自以为是,上海再不封,上海的医护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就要崩溃了”

“上海老百姓的命就比别的城市的贱吗?”

还有人指责张文宏医生是“大奸似忠”,是西方的代言人。

上海到底该不该封?

远处的西方我们不太好借鉴,毕竟基本都放开了,就连一直严苛防疫的新加坡也在近日宣布和病毒共享。



但是中国的国情确实不太一样。

流动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均医疗资源远落后于西方,都是客观的事实。

如何抉择,不如先看看中国两个两个重要的经济重镇:深圳、香港。

对于奥密克戎,深圳的态度,是封城。

在3月14至20日,深圳宣布了封闭式管理,并在全市范围内完成3轮全员核酸检测。

到了21日,深圳就有序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公车、地铁也全面运行。



至于香港,本来是想动态清零的,但后面基本是朝着共存的方向走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心和经济。

相信很多看过香港电影的人都知道,香港的文化,充满了个人意识和反权威的思想。

别说封控了,就是核酸检测,很多人都不配合。



经济层面,比起内地,香港的外商更多。

据香港欧洲商会调查,因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有近5成外商确定或正在规划搬离香港,转往新加坡、迪拜等地区。

专家分析,这些企业一旦走了,回来的机会就很渺茫。

由此,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为了应对外国公司撤离的影响,林郑月娥近期宣布,将解除对来自九个国家航班的禁令,并减少酒店隔离,同时重新制定政策,来放宽限制。



上海的情况,可以说是介于深圳和香港之间。

经济活动上,上海的面积、GDP、对外贸易额,都要高于深圳。

但在外资比例上,上海又要小于香港。

如何抉择,还是要考虑成本和代价。

同样的隔离,有人一年不愁吃喝,有人一星期就经济拮据,每个人的财务免疫力不一样。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高规格动态清零所需要的人手和开销,对于公共预算来说,是难以长期维持的重压。



最近吉林就被曝光拖欠方舱医院施工队的工程钱。

此外,在近一年时间内,因为防疫工作过劳猝死的公务人员恐怕比因为新冠而病故的人数还要多。

如果再加上因封控无法就医造成的次生事故,以及大规模核酸费用对医保预算的挤压,其成本更是难以估量。

尤其对于上海这个 “经济引擎”级别的超大城市而言,封城的代价,或许要超出不封的代价。

越是大体量、经济辐射广,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封控难度也越大。

到底怎么做,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





据我的观察,目前三四线城市和乡镇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拒绝“共存”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不需要频繁出行,疫情防控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不方便。

其次,因为中国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公共危机恐惧的心理因素。

导致很多人对病毒充满了恐惧。



可实际上,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已经低于流感。很多患者甚至不需要吃药,也能自愈。

对于大城市的人而言,感染奥密克戎的伤害,可能远远低于还不上房贷的伤害。

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清零政策没有丝毫改变。

清零,一方面可以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防疫成果,增加公众对中国模式优越性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病例猛增、医疗资源挤兑、医疗体系失控,从而保障社会稳定。

清零和不清零,看似是科学之争。

但在中国,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在我看来,疫情已经过两年了,已经没那么大的危害了,不能全都靠“怕”来采取措施。

当一个病毒的威胁变得比感冒还小的时候,就不至于严防死守了。

而且在未来,中国也必然是要打开国门,和世界正常交往的。

所以,动态清零的措施在未来必然会有所调整。

而这个调整的信号很可能就是:

官媒改变方向,开始教育公众科学认识病毒,也不再是将国外疫情控制评价为“一团糟”,从而给公众信心。

至于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会来,就看这次上海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