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光明日报（ID：gmrb1949），作者：党文婷、严圣禾，责编：王远方，编辑：张永群、孙小婷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疫情中的香港知识分子——香港公开大学助理教授 邵栋）
作为一名平常在学校、住处两点一线的大学老师，邵栋最近的生活对他来说有点“特殊”。为应对香港第五波疫情的影响、响应特区政府的限聚令、减少在公共场所饮食的暴露风险，这位大男生不得不开始每天买菜下厨。
“近期确实出现了一些货架上蔬菜、肉类被一扫而空的现象，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图片，但其实多走几家还是可以买到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邵栋说。
“其实从供应源来说，内地对香港的保障一直是很稳定的。这次的问题出现在物流供应链上，比如受疫情影响，许多屠宰场的屠夫感染了新冠，无法正常工作；运输公司的搬运工、超市的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无法及时搬运货物、上架销售，加上市民有一定程度的‘囤货’抢购行为，导致了暂时性的短缺。”因此，他有信心情况将很快得到扭转，“内地已经用铁路运输及时增加了供给保障，而且还专门派了屠宰场员工前来支援，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而在工作上，作为文学专业的老师，由于每天需要通过视频给学生们上网课，一天几堂课下来，邵栋的声音已经透着一些嘶哑。“面授和网课还是不同，课堂当中大家的互动会更多，而网课老师则会讲得多一些。”不过，学生们上课依然挺认真，邵栋的学生当中有两到三成感染了新冠，这些不幸感染了的学生也只是会向他申请“作业可不可以晚一点交”。“万幸的是我的学生们都是轻症，年轻人抵抗力要强一些，而且可能和之前注射疫苗也有关系。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没有打疫苗的病例当中，重症的比重明显要高很多。”
对于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多元声音，邵栋认为，社交媒体中存在一种“旋涡理论”，即当一种舆论观点形成的时候，要表达不同的意见就会很难，久而久之，网络言论就会呈现出“极化”趋势。“比如，一些人一切都向西方看齐，会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是高级的、先进的，而凡是内地的就是落后的，因此鼓吹群体免疫，失去了科学客观的判断。”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是戴口罩，戴着防护面罩的人也明显变多了。
这次疫情暴发也让邵栋加深了对香港社会生活的一些观察和思考。“香港的医疗资源存在过度商业化。这波疫情一度造成公立医院挤兑的状况，但收费不菲的私立医院的病房却有许多空置，他们的理由是‘不能因公益性质地接收病人而影响到付费顾客的体验’，遵从的是商业逻辑，而非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目前香港医管局也批评了私立医院的做法，这些私立医院迫于压力同意接收病人，但提出要先缴纳数千元每次的病毒检测费用，依然用这一价格门槛将普通阶层的病患拒之门外。”
邵栋说，在内地，医疗资源仍然是公共产品，虽然也有一些私立医院，但在疫情或者危难发生之时，优先考虑的都是公众的利益。
对低收入群体缺乏系统性帮扶和社会关注结构不平衡等也是令邵栋关注的问题。“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的人群的生活受疫情影响比较大，政府也推出了一些租房补助、确诊者生活补助等，但实际上杯水车薪，缺乏持续性。也有议员提出要发普惠性的消费券，但也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富人也并不缺乏这些补贴，希望政府还是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邵栋认为。
此外，他注意到香港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度相对较为欠缺，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以及一些治理政策的推出，都主要聚焦于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及以上群体。“而内地的治理逻辑是，将所有人都作为人民群众来考量，照顾的是最广大群体的利益。”
“目前内地的医疗援助让检测速度加快，学校也发了很多自测检测盒。还是希望疫情能早点平息，让一切都回到往常。”邵栋说。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党文婷、严圣禾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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