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JMS2014），原文标题：《迈克尔·舒德森 | “全球化”之思》，作者：迈克尔·舒德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著名新闻史学家、政治传播学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史、媒介社会学、政治传播、大众文化等），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所居之地，与这本学术期刊的多数读者相隔半个地球。
我曾经短暂地去中国访问一周。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中西部人，我的母亲除了去过一次加拿大，余生都未离开过美国。我的父亲也只是在他89岁的有生之年里离开美国两次——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军前往中国、缅甸和印度，一次是在晚年去伦敦观看温布尔登网球决赛。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和一场全球性的体育赛事，让他得以短暂地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
我和他们不太一样，我已然“全球化”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我的祖父在1905年离开拉脱维亚成为美国移民。少年时，我曾在暑期作为交换生前往印度，与交换项目中来自法国、巴西和意大利的同学们成为好友，他们后来也来到我位于密尔沃基的学校交换一年。作为在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反犹主义是我的时代烙印，除此之外，还有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照片、《安妮日记》、裁缝手臂上的永久的数字纹身（我母亲经常去他的店里修补我们的破衣服）。
有些人有幸比其他人生活得更全球化。
16岁的时候，我参加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中学生暑期项目，与其他同学们一起住在学院的宿舍里。当来自密苏里州的两个男孩惊讶地发现他们和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国女孩一起上课，而在他们的家乡实行的是完全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他们一样，威斯康星州小镇上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见到我这个犹太人时，也感到非常震惊。这种区域偏狭性对美国不同地方的影响程度不一。
再翻开我几十年前生活的一页：我娶了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女子（很巧，我是在香港的太平山顶向她求婚的）；我们四岁的儿子会说英语和匈牙利语。如今，我经常在ZOOM上开国际会议。当然，早在数字时代之前，我的课堂，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一贯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性的聚会。
人类世界很早以前就开启全球化进程了，而我们是慢慢地才认识到这一点。
“媒介”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当然，媒介自身的发展也体现了全球化。这样的变化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出现之前已然存在。
说起来，我对数字媒体唯一的不满是，我们常常认为，数字技术导致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媒介变革；而实际上，这些变革其实在人们上网或创建博客之前就已经兴起了。在我看来，与美国和西欧相比，中国传统媒体（广播和印刷）与数字媒体之间的差距可能更大。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方新闻业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主流新闻报道变得更加自信、更具调查性，不太愿意继续对华盛顿精英们的轻率行为进行保护，也不再忠诚于那种老式的、易于操纵的文明，而更专注于调查和所谓的“问责性新闻”。民间对这次变革的反响相对较少，但许多的学术研究已然证实了变革的存在。这次变革在新闻界建立起了新的氛围和新的规范。它不仅先存在于数字媒体，而且造就了数字媒体本身以及它的规范和实践。
这也正是我想提出的建议——我们不要将当今新闻业的变化归结为互联网本身的后果，而是要认清，当今全球化新闻业的特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一次文化变迁？而正是这次文化变迁改变了创作者和受众对新闻业的期望与抱负。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这次文化转型，使新闻业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随之而来的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则为这些愿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JMS2014），作者：迈克尔·舒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