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JMS2014），作者：郭镇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曾翻译过麦库姆斯与肖的议程设置研究著作），头图来自：全球传媒学刊
惊悉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领军人物唐纳德·肖（Donald Lewis Shaw）博士在2021年10月19日晚逝世，一些与之相关的信息随着往事涌上心头。
1996年，我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学，联系的学术指导教授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拓荒者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博士。议程设置的研究“田野”是美国总统选举，而那一年又正好是美国的大选年，自然而然地，议程设置理论成为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关注议程设置理论，当然便得知了“议程设置”另一位领袖人物唐纳德·肖的大名，但我没有见过他，因为他一直在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地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在大学所在地查普希尔居住。而随着麦库姆斯来到得州大学，奥斯汀便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中心。那一年，我旁听了麦库姆斯教授的研讨班课程，获得了一些学术经验，并在与教授往复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了他和学生当时的一篇近作，从而系统见识了这个学术领域。
回国后，我陆续写过、也翻译过介绍“议程设置”理论的文章；不过，并没有进行关于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而议程设置，除了一个极具灵感的名称之外，最重要的是以包括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在内的实证方法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作为新闻史学者的肖，后来的学术兴趣逐渐转移。
麦库姆斯一直在这个领域不倦地耕耘，他到世界各地散播“议程设置”的种子，使得这个研究在全球遍地开花。这个研究领域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宽广。我后来得知，就“框架理论”是否与议程设置有关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方式，一些学者与麦库姆斯发生了争议。后来又听说，对第三层次的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学者们也有比较大的歧见。在这些争议问题上，肖的观点与麦库姆斯有异有同。在框架理论上，他似乎更加支持对方的意见，在网络问题上，则赞同网络中垂直媒体与水平媒体及其议程之间的相互引导。
麦库姆斯与肖之间一生的友谊始终延续。在麦库姆斯邀请他在一本总结性的专著《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中表达他的观点时，他与议程设置的另一位重要领军人物戴维·韦弗（David H. Weaver）在第二版的结语中强调了“议程融合”（agenda-melting）的概念，标题便是《媒介议程设置和受众议程融合》。在我们两位译者（传媒大学的徐培喜教授和我）已经翻译、等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议程设置·新闻媒介与舆论》【名字略改动，2021年美国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出版】的前言（“消息和余韵”）中，肖和韦弗指出：
“在个人生活中，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而在公民生活中，我们却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
个人生活和公民生活这两个世界是重叠的，“是一整个连续体”，它们的议程相互融合。越来越主动的受众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介的信息搅合在一起，力求找到一种令他们感觉舒服的混合体——但却不一定是准确的事实，因此会出现“推特治国”的现象。肖还鼓励后来者的学术坚持。他回忆到，当麦库姆斯将消息带给他，说他们投给权威刊物的关于议程设置的论文被拒绝时，他们本可能就此罢休；但麦库姆斯选择了坚持。
“所以，他告诉今天的学生，当你的学术论文或文章遭到拒绝时，仔细看看你的想法，你也许真的能成气候呢。”
我想，这可能是肖教授关于“议程设置”给我们的最后留言吧。希望全球新闻界能够记住唐纳德·肖，珍重这位学者对世界的学术贡献！
2021年10月22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JMS2014），作者：郭镇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曾翻译过麦库姆斯与肖的议程设置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