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后视镜（ID：renjianhoushijing），作者：刘楚，摄影：吴皓，编辑：简晓君、张瀛越
心目影院和普通电影院有点不一样。观众席里，一位电影讲述人正拿着话筒，描述着电影里的画面。人们闭着眼睛或是戴着墨镜，在讲述人的声音中，他们跟着电影剧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这是一家专门给视障人士讲电影的放映厅，自2005年第一次给盲人讲电影，至今已走过16个年头。今年10月，他们将迎来自己的第1000场放映。
一
心明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坐在高高的马背上，马儿载着她在草原奔跑。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心明紧紧抓住马鞍，然而胯下的马似乎都快被风吹倒了。这时，背后响起一个大喇叭的声音：“前面有个女孩的帽子掉了，你们帮她捡一下。”心明这才发现，自己的帽子掉了。
大喇叭继续喊着：“这女孩是个盲人，她看不见。你们帮她捡一下，这风实在是太大了。”心明感觉马下站满了人，但谁也没动。大喇叭的声音越来越着急：“快捡！快捡！快捡！”终于，有人帮她捡起了帽子，但心明却突然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梦醒了。
听心明讲完自己的梦，父亲说：“你这梦真比电影还精彩。”心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心明还没满15岁，个头已经接近1米65，很瘦，整个人看上去细细长长的。从出生起，她就看不见。对于视力都健全的父母来说，这是需要花时间接受的现实。看到小院里一同晒太阳的婴儿，心明的母亲张慧无法克制自己去想：“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看得见，就我的孩子看不见？”
张慧记得有次一家人去超市，心明趴在她的肩膀上，一位老太太看了夸道：“哎哟喂，这小姑娘眼窝真深，醒过来了眼睛一定很大很漂亮！”听到这话，张慧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还有一次，夫妻俩牵着心明在路上散步，一个大妈走过去，突然指着心明说：“你这孩子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声音还特别大。
保护孩子的天性让这位母亲变得敏感。出门前，张慧会给心明戴上鸭舌帽，遮住她的眼睛，也想一并遮住其他所有人的眼睛。在公交车上，只要有人多看心明一眼，她就要狠狠地瞪回去，甚至直接开口：“你看什么看？”
心明走路也走得晚。5岁时，只要往她手上放一根皮绳之类的东西，心明就敢壮着胆子往前走，可突然有一天，孩子说什么都不肯走了，谁哄都不成。张慧一度担心：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永远都学不会走路了？
转折发生在心明上小学的那年。青岛盲校在全国名气大，再加上张慧本身是青岛人，夫妻俩一合计，决定让心明回青岛上盲校，张慧负责陪读，刘振留在北京挣钱。
一年级顺利地度过了，到二年级时，心明班上换了一位班主任，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心明因为走路慢，常常被老师数落。有次张慧去接心明放学，听见老师不耐烦地冲着心明喊：“刘心明！你走快点！”
后来班主任找张慧谈话，说心明在学校里的话越来越少，可能得了自闭症，让她带去医院看看。张慧听了又生气又害怕，怕的是心明看上去好像真的生病了。原本性格开朗的她，现在在家里也不怎么说话了。当时母女俩住在海边，张慧想带心明去散散步，心明不肯，后来还开始掉头发，头皮上出现一块又一块的斑秃，擦什么药都不见好。
这可把张慧愁坏了。独自一人在青岛带两个孩子，一边是不再开口说话的大女儿，一边是襁褓中的小女儿，她感到疲惫和无助，每天给远在北京的丈夫刘振打电话，就是为了和他吵一架。心明不肯说话，怎么办？这对焦头烂额的夫妇决定让心明退学，一家人回北京团聚。
回到北京后，心明不再去学校。她在家读书，写字，听音乐，每周六和刘振一起去看电影。他们的家位于房山，距离影院30余公里，去看电影的早上，父女俩不到7点就起床，出门坐2个小时的公交，刚好能赶在电影开场前走进放映厅。
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今天。对于心明来说，这世上只有一家电影院，那就是大伟爷爷的电影院。
二
9月的这个周六清晨，北京的天空堆满了云。前门大街的牌坊下空空荡荡，两边的商铺还没开张，整条街道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牌坊一边的保利影院却很热闹。8点多，影院大门都还没开，门口已经站满了人，嗡嗡嗡聊成一片。打招呼时，他们会拉住对方的手，摸一摸：“你来啦。”一根红白相间的盲杖就放在身边。
人群里，李伊突然不吭声了。她把头一歪，似乎竖起耳朵听身后的动静。她很快确定，那是她的好朋友张雪来了。
张雪头发花白，脸圆圆的，一双闭着的眼睛像是笑得眯了起来，她跟大伙打招呼，说这段时间北京天气怪，老下雨。李伊立刻大声回应：“真的是的！这是春天还是秋天？春天吧，春天雨水多！”
李伊在3岁时失明，现在60多了，一头齐耳短发依旧乌黑发亮。一位朋友接过她的话茬儿：“甭管春天秋天，李伊走到哪儿，雨就下到哪儿。”话题很快转向电影：“今天看什么片子你知道么？”“今天谁给姆们讲电影？”“大伟来了吗？”
他们口中的大伟，就是心明的大伟爷爷，心目影院的创始人王伟力。王伟力并不是真的拥有一家电影院，场地是“借”的：每周六上午，北京前门大街保利影院的9号厅，就是心目影院的专场。
此时，63岁的王伟力也站在人群中，和大伙聊着天。他看上去很精神，高高的个子，戴一副银色细框眼镜，单肩背着黑色电脑包，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年轻。
三
讲电影，更为官方的说法叫“无障碍电影”，在台湾也叫“口述影像”。简单来讲，就是把电影里“看见”的“说”出来，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如果在现场讲，你还得多准备两台音响，专门用来连讲述者的麦克风。音响位置的摆放也有讲究：不能把音响放在前面，跟电影的主音效搀和在一起；也不能放在正后面，这样声波无法笼罩全场。你必须把它们放在观众的侧后方，这样观众听到的声音才是从耳边传过来的。
再一点，讲述人必须把握自己的音量大小。不能过低，也绝不能过高，要时刻记住“耳语”的感觉——这不是在用喇叭广播，也不是在跟谁说悄悄话，更像是和亲近的人讲故事。
这些都还是次要的，重中之重的是语言的修辞。因为语言要帮助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消除视觉障碍，用文字把画面准确地表达出来。
现在，或许只有王伟力一个人记得，第一次给盲人讲电影的时候，他讲得有多糟糕。
那完全是一次偶然。2004年7月，王伟力在家里看电影《终结者》，这时家里来了位盲人朋友，王伟力于是带着他一块看，边看还边给他讲。在王伟力的回忆里，这是一次失败的讲述：“这是个外国片子，又是个动作片，可想而知我讲得有多差。”
然而，等电影讲完，这位盲人朋友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他完全疯了，紧紧抓着我的手，额头和手心全都是豆大的汗珠。”王伟力非常震惊，他惊讶于自己如此粗糙的讲述，竟能让盲人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跟我说，这是他30年来最幸福的一天。”
就在那时，他意识到盲人也想“看”电影，盲人也能“看”电影，与此同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要给盲人讲电影。
刚开始讲电影时，王伟力大概要准备两三天，把片子翻来覆去看，再写讲稿，一遍遍试讲。现在，王伟力摸索出套路了，面对窗外的停车场，随口就来：“天气雾蒙蒙的，下着小雨。不远不近处有几栋楼房，大概都20几层，楼外都挂着一个个的空调，远处那个楼完全就是大玻璃窗。近处是一个拐弯的楼，整个这是一个停车场，停车场的尽头是一排树。”
电影《少年的你》开场是一段没有对白的戏，两个演员的戏全写在脸上。怎样才能把画外之音准确地描述出来，让盲人真正理解电影想表达的情感？王伟力是这么讲的：“看守所探视间，陈念和小北隔窗对坐，陈念安慰地看着小北，小北微皱眉头，轻轻地摇了摇，意思不要自首。”
为了照顾剧情的发展，有时电影画面中主人公的一个细微动作，都不能放过。电影《那山那人那狗》里，父亲站在山头，看着一架纸飞机在山间飞翔，他的视线追随着纸飞机上上下下。王伟力讲道：“飞机缓缓向下飞去，老父亲仿佛看到妻子焦虑等待的心，就像这架小飞机一样，在风中颠簸飘摇着，不知何时被风吹落，何时又被雨滴打湿了。”
许多次，王伟力面对着盲人讲电影，看着他们一会儿皱起眉头，陷入沉思；一会儿露出笑容，由衷地为电影里的人物感到高兴。看到这些，王伟力越来越相信：“盲人一定能成为观众，就看你怎么讲了。”
四
王伟力有个比自己小5岁的妹妹，出生就是多重残障。妹妹小名叫“丫头”，今年已经58岁了，个头却只有1米3。丫头听不见，也不会说，脑袋比常人小一个尺寸，双腿也伸不直，是王伟力母亲一辈子的愁。
王伟力的父亲走得早，母亲独立拉扯大三个孩子，有时丫头不听话，母亲就用武力解决，可越是被打，丫头就越“疯”，她踹门，把家里的木门都踹碎了，再拧不过，丫头就自残，把胳膊往墙上摔。说到这些，王伟力的声音有些颤抖：“哎，我的傻妹妹啊。”
从小，王伟力就有一个执念，他要保护丫头。
2000年，当妻子郑晓洁提出想掏钱做一个讲残障人故事的电视栏目时，王伟力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彼时夫妻俩早已先后从中科院和航天部辞职，王伟力干起了装修公司，郑晓洁则做影视发行。
为了做节目，王伟力关掉了装修公司，又把股市里的钱都拿了出来，当时的想法很天真：“就做呗，钱花完了就再赚呗。”
2003年1月，《生命在线》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频道播出，这是一档“无障碍试听”节目，为了扫除听障人士看电视的困难，字幕里会加上说话人的身份，比如“妈妈：”。
夫妻俩很快发现，做节目太烧钱了，“一集三四万，拿自己的钱去做，谁做得起啊。”一年后，钱不够用了，俩人又尝试起成本更低的广播节目。2004年，他们在鼓楼一家四合院租了间屋子，培训一批视障学员做广播节目，5月，这档命名为《心目看世界》的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播出。
王伟力夫妇当时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租下第二间、第三间房子；更没想到，以后他们会在这里开一家专门给盲人放电影的场地，而且一放就是700场，一放就是十四年。
2005年7月22日，在鼓楼西大街79号，心目影院开张了。房间里摆上显示屏和音响，几十把折叠椅一排排展开，一家倒闭的音像店送来了剩下的所有片子，而王伟力准备好了他的第一份讲述稿。
钱始终是个大问题。最难的时候，王伟力夫妇几乎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王伟力回忆时用了个排比句：“5块钱的早餐你不敢花，一盒烟6块钱不敢抽，5块钱的过桥费交不起。”当时从小院回家坐公交得3块钱，儿子建议他们先从小院走路到鼓楼：“从鼓楼坐车只要1块5，不走到鼓楼就得花3块。一个人3块，两个人就得6块。”
身边的朋友并不理解：“你这干什么？无底洞啊，你做公益也不能把自己做成穷人了啊。”家人也极力反对，不让他们回家，说他们回家就是借钱，话也说得很绝：“把你们饿死，饿死你们就不干了。”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放弃，但经常是立定了心意，“再坚持完这最后一年就彻底放弃”，可是等到下一年，社会上又来了一点帮助，让夫妻俩觉得还能再坚持一年。
更重要的是，小院已经成为了盲人朋友的另一个家，这里有他们熟悉的声音：王伟力讲电影的声音，大家在小院里一块唱歌一块笑的声音，有时还会听到风吹过树叶、鸟儿在树枝上啼鸣、猫在屋檐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他们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安全的，被关心的，“他们一踏进这个小院的门槛，心里就踏实了。”
五
2011年的一天，张慧在盲文图书馆听说，鼓楼那有一个影院专门给盲人放电影，但是去的都是老人，没有小孩。张慧来了兴趣，一查，这地离自己家也太远了。别的妈妈劝她，去看看吧，北海公园什么的都在附近，就当出去玩了。
就这样，5岁的心明被第一次领进了王伟力的小院。那天放的什么电影，心明不记得了。王伟力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心明时的感受，他把手摊开，水平摆在膝盖附近，比划着当时心明的身高，“喜欢呀。”
王伟力讲的《微观世界》是心明最喜欢的电影，“在绿色的苔藓上，有一些亮亮的黏液，这些黏液不断地向前移动，原来啊这是蜗牛的足迹。一只蜗牛在绿色的苔藓上爬着，他慢慢地蠕动身体，两只长而纤细的触角在头上摆动着，身体是肉色，泛着鲜嫩的光泽。这时又碰到一只蜗牛，两只蜗牛对头碰见了，他们就像久别的情人那样，互相用角触碰着对方，然后把嘴触着对方，深深地吻了起来。谁会想到在这样一个苔藓的世界中，还会又这样一个细腻深沉而优美的爱情故事呢？”
因为《微观世界》，心明喜欢上了昆虫。现在，她最爱的书是法国的《昆虫记》，心明从中认识了狼蛛、蜣螂、知了还有萤火虫。这其中她最喜欢狼蛛，因为“它虽然模样很吓人，但是它还是很可爱的。”
尽管心明还是走得慢，但张慧想，慢点就慢点，不容易摔着，重要的是，回到北京后，女儿又开口说话了，头发也逐渐长了回来。
有一次，郑晓洁组织义卖活动，问心明会不会做手工。张慧说心明手工做得可差了，郑晓洁说：“那画画呢？要不我们试着画一画？”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慧给心明买来油画颜料。心明觉得新鲜，一口气画了好几副送给郑晓洁。后来，这些画和其他盲童的作品一并展示在小院里，王伟力从中挑出4幅，赞叹道，“瞧，这几幅画得多好啊。”张慧凑上去一看，发现都是心明画的。
有一次，张慧拿心明开玩笑：“大画家，你这一幅画以后要卖多少钱呀？”心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把卖画的钱全部拿给郑奶奶，让她去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现在，心明好像真的找到了喜欢做的事情。家里的几面白墙上是她泼洒上去的颜料，妹妹还用毛笔在墙上写着：“心明工作室”。这些画色彩斑斓，里面有好多人，爸妈、妹妹、大伟爷爷、郑奶奶。她还画过下雨，就拿着画笔甩，把颜料洒在纸上，在她的世界里，这跟雨滴落在地上是一样的。
王伟力夫妇注意到了心明的才华，这让他们在影院之外又有了更多的想法，他们想建立一所盲童艺术学校，给像心明这样有天赋的盲童更专业的艺术指导。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心明的开心藏不住：“我希望郑奶奶给我找一个温柔的好老师。”
投身助残工作后，王伟力夫妇一直在尝试理解盲人群体中存在的问题。郑晓洁试过蒙上双眼去饭馆吃饭，当失去视觉时，她发现自己会本能地怀疑身边的一切，这是她在拥有视力时不曾体会的恐惧——试着闭上眼睛呆一会，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隔绝感，就像你孤身一人，走在无边的黑暗原野上。
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候，视障人士都生活在这片无边的黑暗原野上。一根盲杖，一条盲道或许能让他们在黑暗里摸索前行，但却无法带他们走出这场永恒的大雾。王伟力认为，盲人需要的不是盲杖，而是“一个能走出自己生活，走出自己心灵的契机”。
2003年做电视节目时，王伟力率先用“残障人”代替“残疾人”的称呼，他解释二者的不同：“残障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你（近视）需要戴眼镜，他老了需要拄拐杖，这些都是残障。”
在王伟力的比喻里，残障人士的心就像一个房间，这些房间里常常堆满了歧视、嘲笑、打击、侮辱。而他的工作就是去装修这个房间：“把好的东西塞进去，破烂的东西不就被挤出来了吗？”
电影讲述，就是王伟力用来打开盲人心灵房间的那把钥匙。电影里装满了美丑善恶、悲欢喜乐，盲人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在心目影院里“看”电影的人
对先天性失明的人来说，有些画面的缺失，是语言描述也无法弥补的。为了让盲人们更好地理解电影，王伟力常常带他们外出体验，去触摸长城，触摸飞船，触摸坦克。
有一次，王伟力带队去航天馆触摸航天器，盲人们围着航天器摸上摸下，很是兴奋。参观完后，大家坐在一块儿议论，王伟力听见一个老盲人感叹到：“咱们这个公民啊，为国家纳点税，那真是应该！”
还有一年北京电影节，心目影院播放了参展电影《大山里陨落的星星》。这部电影讲的是几个大山里的留守儿童的故事。电影放完，王伟力听到几个盲人朋友议论，说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其实那些留守儿童比我们还苦，我们真应该想想怎么去帮助这些孩子。
“只有知道了世界是怎么样的，自我的改变才会发生。”王伟力说。
六
2018年5月，心目影院从鼓楼西大街搬进了保利影城天安门店，在这儿的9号放映厅找到了落脚点。搬离小院并不在计划内，但王伟力夫妇对这个结果很满意：“现在盲人朋友能和明眼人一样，平等地坐在影院欣赏最新上映的电影了。”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今年9月，夫妻俩注册了自己的快手账号，名字就叫“心目影院”。王伟力希望，自己做的内容也能启发人们正能量，让人们积极地对待生活。他计划拍摄一系列盲人观众看完电影的小采访、小影评，让这些视频成为一个窗口，让更多的人有动力去了解“用耳朵看电影”的感受，“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试着闭上眼睛去听，然后就会意识到视觉障碍的不便，从而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现在，9号放映厅里，电影差不多要开始了。主持人肖焕义拿起话筒，他是一位先天视盲者，2006年第一次到心目影院看电影后，他从一名观众变成了这里的工作人员。
肖焕义做主持人有自己的想法，总是会讲点电影之外的东西。这天放映《忠犬八公》前，他说起九月有很多的节日：农民丰收日，烈士纪念日，“明天还是预防出生缺陷日”，说到这里，他加了一句：“我们都希望咱们的下一辈好好的，毕竟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话音刚落，反对声从底下传来：“谁有缺陷？我们没有缺陷！”
电影就要开始了，肖焕义提醒大家手机调至静音，观影时保持安静。很多人一开始来心目影院看电影，手机响了拿起来就嚷嚷：“我这儿看电影呢！”到后来，他们“看”到电影里的人物怎么保持社交礼仪，自己看电影时也知道给手机关静音了。
负责讲述的志愿者走上台介绍自己，先是姓名，然后是今天穿的上衣和裤子，以及鞋子的颜色。大家鼓掌向她表示欢迎。
放映厅里，最后一盏灯灭了，讲述人的声音响起：“现在出现在荧幕上的是电影片头的龙标……”
然后，电影开始了。
*文中心明、张慧、刘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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