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中旬，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势力急速扩张，加上美军撤军的影响之下，许多阿富汗人选择逃离祖国，到邻近的巴基斯坦或是伊朗，有些甚至越过伊朗来到土耳其寻求庇护。
不过对阿富汗人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的难民逃离潮。阿富汗第一次难民潮发生在1979年，当时的苏联入侵阿富汗，高达600万民阿富汗人逃离到伊朗与巴基斯坦。当时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难民采取张开双臂的政策，伊朗政府给予阿富汗难民居留权、教育权与医疗保险；巴基斯坦则是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补助，用来支持阿富汗难民的生活所需。
在1992年塔利班政权逐渐控制阿富汗后，又引起第二波难民潮，这次难民潮中多半是女性与小孩逃至邻近国家投靠亲人。第三波难民潮则是发生在今年，但包含伊朗、巴基斯坦与土耳其在内的国家都不欢迎第三次难民潮所带来的阿富汗难民，尤其属已吸收数百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社会反弹声浪最大。
到底土耳其与叙利亚难民之间，曾有过哪些爱恨情仇？这一波向土耳其求助的阿富汗难民，又会受到哪些影响？而当「让难民成为新移民」的议题逐渐成为各国政策讨论的内容之际，土耳其的经验又可以带来哪些啟发？
▌土耳其的难民恐惧症
土耳其的难民恐惧症要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说起，当时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大批叙利亚难民移入土耳其。根据土耳其移民局的资料显示，2021年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数量已超过350万人，但普遍认为未受到官方控管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土耳其人民一开始对于难民持欢迎的态度，但随着难民数量激增，与土耳其人的摩擦也随着增加。不少人将矛头指向土耳其「门户大开」的难民政策，由于入境的叙利亚难民许多并未持有护照，甚至不少人是偷渡入境，公家机关无法查核身份，在给予居留证的程序上更是有许多困难。然而入境后的叙利亚难民动向，土耳其政府也无法有效掌握，约有90%的叙利亚难民并没有住在政府提供的难民营中，虽然政府有规定其应居住的省份，但执行面上来说叙利亚难民依旧可以自由迁移至土耳其各个城市。
但对叙利亚难民来说，要在土耳其自食其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光是取得身份文件就需要经过冗长的官僚制度。再加上，叙利亚难民其实在土耳其无法正式取得「难民」资格，只能获得「寻求庇护者」的身份，但「寻求庇护者」身份可以享有土耳其「暂时保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保障叙利亚人在土耳其的居留权，直到叙利亚人被第三国接受前，都可以凭自由意志留在土耳其，不会被强制遣送回国。
一开始包含土耳其政府、人民与叙利亚难民都认为叙利亚内战并不会持续太久，多半的叙利亚难民也只将土耳其视为中继站，在土耳其等待前往欧洲国家的许可。但欧洲国家提供的名额有限，土耳其又未对前来寻求庇护的难民设数量限制，叙利亚难民在语言与日常生活上无法快速适应土耳其社会，导致与土耳其人民的衝突日渐加剧，甚至演变成国内政治问题。
▌叙利亚移民成为社会的出气筒
造成土耳其人与叙利亚移民间衝突的导火线，是土耳其每下愈况的经济问题。土耳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让土耳其人民承受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政府接收过多的叙利亚人又相对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还要分散资源照顾叙利亚移民，是土耳其人反弹的主要原因。
另外，叙利亚人由于要取得正式工作文件不易，许多人碍于生存，只能打黑工或做低于法定薪资的工作，一方面剥削了叙利亚人的劳动权，一方面也排挤了土耳其当地劳工的工作机会。其次，土耳其媒体也是加深土耳其人与叙利亚移民间嫌隙的重要因素。土耳其媒体过度渲染有关叙利亚移民的犯罪事件（抢劫、偷窃等），造成社会上的族群对立。
在今年8月中时，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金山区（Altındağ）就发生大规模土耳其人与叙利亚人间的衝突，多名土耳其年轻人因看不惯区域内的叙利亚人逐渐握有经济实力而砸叙利亚人开的商店。一名土耳其年轻人在斗殴中不幸身亡，不但让区域内土叙关係紧张，更让叙利亚人害怕继续在当地生活。不少支持叙利亚人的土耳其当地居民也不敢表明力挺的态度，怕遭受池鱼之殃。
然而，叙利亚移民在土耳其逐渐握有经济资源与在社区裡人数不断增加等现象，也是让土耳其人倍感威胁的重要原因。在土耳其社会中，反叙论述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叙利亚家庭普遍生育数量高于土耳其家庭，未来在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裔居民会大幅增加，压缩土耳其人的工作机会，甚至会影响土耳其主权独立。
这类论述虽然充满种族分化的意味，但也代表着有部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不接受这些「新住民」。除此之外，反叙派也时常拿教育议题作爲攻击手段，认为叙利亚移民并无心接受土耳其教育，学习土耳其语，同时也认为叙利亚移民并未打从心底认同土耳其作为第二家乡，只是将土耳其视为前往欧洲国家的跳板。
相对地，对叙利亚移民来说，因为内战而到土耳其寻求庇护是情势所逼，但土耳其社会日渐加剧的种族歧视，也造成叙利亚移民生活上与心理上的压力。根据土耳其人权与自由人道救援基金（IHH）底下的人道与社会研究中心（INSAMER）的报告指出，许多叙利亚移民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土耳其人的双重标准对待，例如搭公车时公车卡余额不足，司机可以接受土耳其人以现金支付，但对叙利亚人却拒绝承载。
叙利亚人也普遍表示，在求职时，如透露出叙利亚籍身份，通常无法顺利找到工作，造成叙利亚移民只能被迫接受工资不合理或工作时间过长等不平等工作条件。另外，根据土耳其法律，叙利亚移民只有在取得「暂时保护权」的省份可以合法工作，但工作机会又只集中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堡等大城市，这导致许多未持有当地合法证件的叙利亚移民集中涌入特定省份，增加求职的难度，同时也不利于政府的追踪。
对于叙利亚移民在土耳其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与歧视，政府并未没有一个畅通的管道可以让叙利亚移民投诉，也迟迟未有改善的实际作为。叙利亚移民自然而然会认为自己并不被土耳其社会所接纳，也就不会对这片土地产生认同感，等到拥有离开的能力与机会时，并不会留恋土耳其。双方关係长期以来的恶性循环，是造成今日土叙族群间不合的重要因素。
▌新移民问题沦为政治工具
土叙族群间的社会融合问题也成为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有力武器，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党主席基里达欧鲁（Kemal Kılıçdaroğlu）就曾以：
「要敲锣打鼓地欢送叙利亚移民返回祖国！」
等言论讨好支持群众。而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CHP打败执政党拿下伊斯坦堡市市长的位置，也被外界认为是某种程度上伊斯坦堡选民不满执政党难民政策的结果。
然而执政党近年来并没有改变其难民政策，今年9月时，土耳其外交部长查晤许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表示政府有将难民送回至其原本国家的计画，但也强调会尊重难民的自由意志，并不会强制遣返。
话虽如此，但难民政策并没有大规模的变化，在加速族群融合的议题上，也没有出台更多实质政策。对部分想定居土耳其的难民来说，他们期待早日取得土耳其身份，无论是在与政府机关来往的身份文件上，或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国家认同上，都有正面意义。
目前，叙利亚人要取得土耳其身份最快的方式只有以下两种，第一是透过土耳其的投资奖励移民，包含购买25万美金以上的不动产，或是成立雇用50名以上土耳其员工事业体的方式取得身份。第二种则是如果在土耳其出生的叙利亚宝宝，可以证明出生时因父母亲的缘故而成为无国籍人士的话，可自动取得土耳其身份，截至2020年，约共有6万名叙利亚宝宝经由此方式获得土耳其身份。
但对于给予难民土耳其身份的议题，一直以来都是政治阴谋论的热门话题。像是「政府计画给予叙利亚难民土耳其身分证，只是想利用几百万的叙利亚票仓继续执政的阴谋」等反难民论述，是在野党将难民议题上升至政治议题的方式。但土耳其庇护与移民研究中心（IGAM）部长裘拉巴特（Metin Çorabatır）则认为，要彻底解决土叙族群融合的方法只能从两方面进行：
第一是给予叙利亚难民正式的身份，也就是土耳其身份；第二是取消叙利亚人工作许可的范围，他认为只有透过全方位的整合并给予完整的权力，才能打破土叙间的隔阂。
从歷史上来看，鄂图曼土耳其后期因为阿拉伯地区的相继独立而四分五裂，凯末尔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又打着单一民族的旗帜，是社会难以认同叙利亚移民的原因之一。加上近年来土耳其本身经济状况不佳，难民议题更容易受到政治操作，进而分裂族群间的关係。
例如今年7月底时土耳其多个地区先后发生森林大火，时间与大批阿富汗难民入境土耳其差不多，因此在森林大火刚发生时，国内甚至有「阿富汗难民蓄意纵火」等仇视难民言论出现。虽然政府立刻出面澄清，但对于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或阿富汗难民来说，无疑是在原本就分裂的族群问题上更添上一层负面印象。如何可以妥善运用国外移入的难民劳动力，同时弭平族群间的纷争，不让此议题成为政治口水战，是执政党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