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三胎更重要的，是相亲问题。

比相亲难的，是结婚问题。

在“七普”数据中，我国男性有72334万人，占总人口的51.24%，女性有68844万人，占48.76%。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

中国“剩男”的规模，已经超过澳大利亚的总人口。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实现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但仍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至107的水平。



而如此大的数差中，中国的男女不均衡还呈着地域化的差异。

大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剩女”，而农村则是“剩男”居多。

尤其是农村男子“结婚难”问题，愈来愈受到关注。

9月17日，广西的陆川县便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县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各镇农村中青年未娶媳妇人数，并剖析原因提出对策。



最现实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年初，新华社记者在山西、河南、湖南等地走访，就发现农村娶妻必备的车、房、彩礼等“新三大件”飙涨到上百万元，结婚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

一晋北农民无奈地说，“村里娶个媳妇，有的全算下来得一百万元左右，娶不起。”

记者走访的村子有六百多人，其中大龄未婚男青年二十多人。

“平均下来，十户就有一个。”

村干部说，这些人年龄集中在三十多岁，还有几个四十来岁。



村民给记者计算了结婚的开支：

不算杂七杂八花销，当地县城房价每平方米约四千元，一套房子连装修带家具、家电六十多万元，买辆车近二十万元，再加上彩礼和“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等花费也得十五六万元。



不少村民反映，近年彩礼行情快速飙升，从一两万元迅速提高到现在的十来万元。

在晋北一些地区，彩礼有十五万二千八百元、十三万一千四百元等说法，谐音“要我两家发”、“一生一世”。

结个婚，要花费百万，农村男哪里娶得起？





除了结婚成本外，女孩少是农村男青年结婚难的另一原因。

例如河南郸城县前刘楼村有五百多户人家，23岁到32岁的未婚男子有44个，而适龄未婚女性只有32个。

吊诡的是，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及选择却不断提高。

即便是在农村结婚，房子车子彩礼，也是必须的。

而农村男性，本身收入就不算高，要筹措足够资本娶妻，着实是难。



此外，随着男女平等的社会观点深入人心，女性受教育及参与劳动市场的机会日益增加。

在当今社会，女性不一定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

于是乎，婚姻对很多女性而言，就变得“宁缺勿滥”。

有时候，宁愿单着，也不愿意“下嫁”。



此外，婚姻也受到“男高女低”择偶标准等社会观念的调节。

简言之，女性希望通过婚姻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迁，只愿意选择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男性。

相较之下，男性通过婚姻上迁的普遍性较小。

尤其随着中国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带来的高流动性，婚姻流通的范围在全国内扩大。相比男性，女性更可能通过婚姻的方式从农村流动到城市。

经济在择偶标准中的权重是越来越明显的，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贫困地区适婚男性过剩的情况。



这种失衡，让农村青年处在愈发严重的婚姻挤压中。

而在这种失衡下，很多新闻，也让人哭笑不得。

过去10年，中国常常有“越南新娘”的新闻。

根据统计结果，94.3%娶越南新娘的男性是农民，他们的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上，与越南妻子的年龄差距约为10-20岁，由此形成了“老夫少妻”的婚姻组合。

一些光棍聚集的贫困地区甚至形成了现象级的“越南媳妇村”。

其中所暗含的婚姻迫切，也令人重视。





焦虑催生着市场，近年来，相亲市场是越来越大了。

不仅有介绍越南、缅甸妻子的跨国婚恋公司，更是有多种多样的电视相亲节目。



1988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整个社会都震荡于探索与迷惘之中。

那一年山西电视台在《电视桥》栏目中设置了“电视红娘”版块，创下了收视高峰。

之后，北京电视台推出的《今晚我们相识》，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界定了婚恋交友类节目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最开始的婚恋节目具有一定的交友服务性质。

彼时的婚恋节目形式简单普通，一般是主持人＋征婚者组成，主持人的主要作用在引导征婚者讲清楚自身情况和应婚要求，联系方式，等待应征者来信。

来到节目中征婚的多为男性，而且多来自农村，用当时一位农民的话来解释“我花几百块请一个媒婆，只给我介绍一个人，还不管成不成，电视一下就给我介绍几十个”。

但随着电视产业的发展，相亲节目开始逐步脱离“生活服务类节目”，走向“真人秀”范畴。



2010年至今，以《非诚勿扰》的火爆为起点，本已沉寂多时的婚恋节目迎来又一轮春天。

但这种电视相亲的性质变了。

它更多的是一种作秀和炒作。

著名婚恋节目主持人孟非受访时坦言，婚恋节目中的双方就是要“先谈条件”：“先看年龄，再看收入，再看学历⋯⋯全比完了，ok，就可以开始了。”



在这个残酷的相亲市场上，嘉宾们对彼此进行肆无忌惮的评判。

有男嘉宾在陈述择偶标准时对女性的外貌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要求，诸如瓜子脸、高鼻梁、丹凤眼。



这种纯粹的条件对比，难免滑入了一种纯粹的“资本”碰撞：

“请问你有房和车吗？”“你月薪是多少？”“你出行工具是什么？”“结婚之后介意和父母一起住吗？”“你介意我和前男友的关系吗？”等等。

资本优越的，可以高高在上地挑拣，条件比较差或者自身资本不足但要求颇高的，遭受冷嘲热讽。

节目的话题性和矛盾冲突几乎都由此产生，比如“富二代”、“宝马女”、“拜金女”等等。



而在电视相亲的渲染下，人们又更加物质：对所有接触的对象心怀警惕和防备，小心翼翼地算计条件，而很难真正地投入感情。

因此，婚恋节目变成了一个展现奇葩的媒介景观，一个发泄点和兴奋点的制造机，但这正是中国社会婚恋状况的真实体现——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焦虑。

而一旦把这种焦虑当然提高收视率的商机，则会制造更多问题，让婚姻更加地物质化。

农村男和城市女，为爱情义无反顾的动力会越来越小。

娶媳妇，太难！

如何缓解这种社会矛盾，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