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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于8月13日发表的深度报道，介绍了美国普遍存在的进行不必要手术的情况。由于缺乏完整的监管体系，许多外科手术缺乏规范准则。本文中介绍了一个特别严重的案例，一位犹他州的医生许多身体健康的人身上进行了一种叫做卵圆孔闭合的手术，甚至使一些病人患上了严重的后遗症。
玛丽安·西蒙斯的太阳穴附近的悸动使她感到恶心。她几乎无法忍受睁开眼睛；光线带来了令人痛苦的感觉，就像一个头盔在她头上被箍得太紧了。
西蒙斯当时20岁，身体健康，现在在盐湖城的小型文理学院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宿舍里挣扎着下床。西蒙斯请一个朋友开车送她去急诊室。但医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并将她转给了神经科医生，后者要求她做核磁共振检查。
再一次，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神经科医生推荐她去看盐湖城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谢尔曼·索伦森。
大约一周后，西蒙斯和她的母亲来到索伦森的办公室，那里的技术员进行了一种被称为”气泡研究的超声心动图。测试包括静脉注射生理盐水和空气的混合物，并在气泡向西蒙斯的心脏移动时用手持棒追踪气泡。
西蒙斯回忆说，技术员在超声显示器上观察结果时说：“情况很糟糕。”
西蒙斯的母亲在一旁忍住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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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索伦森来到检查室时，他解释说，测试表明西蒙斯的心脏上部两室之间有一个小孔，即所谓的“卵圆孔未闭”，或称PFO。
50多岁的索伦森有着灰色短发，配上银色胡子，在衬衫和领带外穿了一件白大褂。他说话毫不犹豫，告诉西蒙斯，患有PFO的人有很高的中风风险，这可能就是她在进入急诊室那天所经历的。
他说，更重要的是，她的PFO可能已经引起了其他的轻微中风，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中风。
他问西蒙斯是否想要孩子，然后告诉她，如果她不对这种PFO进行修复，她可能会在分娩时死亡。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索伦森说，他可以植入一个小装置来堵住这个洞，如果这样做，她就不必担心了。
整个讨论持续了大约15分钟。
西蒙斯尽快安排了手术，因为索伦森在接下来几周内的日程都排满了。
在2009年夏天西蒙斯进行手术时，索伦森已经进行了近十年的PFO关闭手术，并被认为是美国这个领域内最杰出的医生之一。同事们称他为天才。
当她和母亲离开大楼时，在前台工作的女性说，西蒙斯遇到索伦森是件好事。西蒙斯告诉我：“办公室里的气氛都非常戏剧化，他们表现得好像我随时都会死掉。”
西蒙斯担心她会意外地中风，从而导致她死亡，她害怕做出突然大动作。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她躲在寝室里。当她需要出门时，她会步行或让她的男朋友开车送她去一些地方。
西蒙斯的手术刚好被安排在她21岁生日后的第二天。那天晚上，她没有和朋友在酒吧庆祝（美国21岁才能合法饮酒，通常会在生日当天去酒吧庆祝），而是在晚上9点左右爬进了被窝。
PFO修复手术包括在病人的腹股沟处做一个小切口，然后将封闭装置输送到心脏内。一旦进入正确的位置，医生就会像一把装置像小伞一样弹开，堵住洞口。
就外科性干预而言，这项手术被认为是高效、优雅的。手术后，索伦森告诉西蒙斯，她心脏上的洞是他见过的最大的洞之一。在她担心着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被损坏而过了数周之后，她现在感到安全了。
但在六个月内，西蒙斯开始经历各类医疗问题。她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患严重的流感。她有了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肠易激（伴随着腹痛、腹泻以及便秘等症状）和可怕的恶心感。她的视力偶尔变得模糊，嘴里有一种不寻常的、像是金属的味道，有盗汗和莫名其妙的皮疹。
这些症状都不是接受过PFO手术的病人的典型症状，而PFO手术也被认为是安全的，副作用很小。西蒙斯预约了很多个专家门诊，但没有任何帮助。
西蒙斯告诉我：“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的六年很痛苦。西蒙斯成功地从大学毕业，并与她多年的男友幸福地结婚，但她很难全职工作，医疗账单也堆积如山。
虽然医学界以外的人可能很少听说过卵圆孔未闭，但它很常见。在人类发育的胚胎阶段，在心脏的两个上腔之间形成了一个由小瓣覆盖的小开口，即卵圆孔。在大多数人中，瓣膜会在婴儿期关闭，孔也会被封住；然而，在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中，这个小洞仍然存在。
大多数患有PFO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种情况，它没有典型的症状或副作用。在医学界，它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解剖学变化。
25年前，心脏病专家偶然发现了多发性硬化症与中风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当流向大脑的血液被切断或明显减少，阻止了必要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流动，就会发生中风。医生们已经确定了两个主要原因：动脉阻塞或血管渗漏。
然而，在隐源性中风的情况下，原因是未知的。但在发生过隐源性中风的人中，医生注意到患有PFO的例子较多。医学界的假设是，本来无害的血块可能通过PFO进入左心室并到达大脑而导致中风。
在西蒙斯做手术时，PFO闭合术被认为是一种适当的治疗方法，但只适用于那些有过一次以上不明原因的确诊中风，并且其他医疗手段都无效的人。
2000年代中期，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将这一指导意见编入法典。对于没有经历过中风的人来说，手术关闭PFO从来没有被推荐过。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教授、心脏病专家约翰·卡罗尔告诉我，“一般来说，有PFO并不是中风的危险因素。在大多数人中，它是胎儿循环系统中的一个无辜遗留物。你可以关闭美国四分之一的人身上的卵圆孔，但只可能给这些人中的极少数人带来好处。”
索伦森在盐湖城出生长大，在纽约市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上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加入了盐湖城LDS医院的心脏病科，这家医院由非营利性的Intermountain Healthcare公司经营，是西部山区最大的医疗机构。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索伦森一直担任Intermountain的心脏导管室（简称“导管室”）的主任。然而，在世纪之交，他开始转移他的手术重点。据估计，在几年内，索伦森个人所做的PFO闭合手术比美国任何一家医院都要多，这一数量是全美平均水平的10至20倍，可能占到全球闭合手术的10%之多。
记录显示，2010年，索伦森做了861例闭合手术；同年，美国排名第二的医院克利夫兰诊所的医生做了37例PFO关闭手术。大约在同一时间，排名第一的梅奥诊所每年进行的手术不到5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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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森的PFO手术量和方式，确实让犹他州医疗界的一些医生感到担忧。与索伦森共事的神经科医生南希·富特雷尔告诉我，无论病人是否符合公认的医学准则，他都会去关闭PFO。
福特雷尔说：“我看到他为那些不需要做手术的人也进行了闭合术。”
2008年春天，犹他大学的心脏病专家和医学教授安德鲁·麦克尔斯，向Intermountain医疗中心心脏研究所的心血管部门主席和心脏科主任唐纳德·拉佩发送了一封题为“保密”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唐：
我想提醒您注意一个重要问题。
如您所知，谢尔曼·索伦森在PFO手术量方面与介入治疗的正常分布间有几个标准差。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病人就管理PFO的问题寻求第二种意见。每位患者都没遇到合理的医学指征来关闭PFO。在每一个案例中，谢尔曼都仅凭经颅多普勒（依靠超声波来监测脑部附近的血液流量）和经胸超声检查的结果，迫使这些患者接受手术。
谢尔姆为这些患者提供PFO闭合术，以达到初级预防中风的目的。这构成了非常糟糕的医疗判断，没有科学依据，并且误导了病人。此外，我认为要求保险公司为这些医学上不合理的手术付款是一种欺诈行为……这种做法继续下去令人痛心。
杰拉尔德·波鲁科夫于2000年来到盐湖城，在犹他大学担任教职。他很快就听说一位技术娴熟的心脏病专家进行了大量的PFO闭合手术。波鲁科夫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作为一个刚到本地的40岁医生，他专注于建立自己的诊所，让家人安顿下来，并探索附近的瓦萨奇山脉的滑雪场。
七年后，波鲁科夫接受了Intermountain公司心脏科的一个职位。当他和索伦森在同一栋楼里工作时，他开始听说更多关于PFO手术的数字，高达数百，甚至数千。
波鲁科夫感觉到一些Intermountain的医生对索伦森的大批量PFO业务感到不舒服，但似乎没有人表示反对。事实上，波鲁科夫告诉我：“这已经成为了医疗界的一种常态。”
同时，这家医院被全美公认为是卫生保健行业的成功典范。2009年，就在玛丽安·西蒙斯选择让索伦森关闭她的PFO的同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指出，Intermountain是一个以可承受的费用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例子。
在评论奥巴马的讲话时，Intermountain医疗中心的高级副总裁格雷格·波尔森告诉当地一家电视台：“我认为，在犹他州，这里的医生们经常会不计成本的去做正确的事情。”
2011年夏天，索伦森向波鲁科夫提供了一份工作。这个提议让他措手不及。然而，尽管他听说过对于索伦森的担忧，但波鲁科夫对像他这样的名医愿意雇用他而感到受宠若惊。
他告诉我：“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金童。”
当时索伦森的诊所几乎只做PFO的闭合术，而他加入的条件是，在自己开始动任何手术之前，他可以去旁观大约100个手术。这仅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据波鲁科夫说，索伦森每天做8到10个闭合手术，每周两次。
在波鲁科夫与索伦森一起培训时，Intermountain公司正在对索伦森的PFO手术进行审计。一个内部委员会审查了索伦森在2011年4月进行的47个手术。审计的结论是：“对执行PFO闭合手术指导方针的遵守情况 是 “不太理想”。
医院将索伦森停职14天，等待进一步审查。审计结果被传给了Intermountain公司的心脏科。医院还进行了一项额外的检查步骤：医生需要记录每一个PFO病例，并在手术前寻求医院心脏导管手术委员会负责人的批准。
在被停职两周后，索伦森回到了工作岗位。根据法庭文件，他继续为不符合Intermountain公司新制定的标准的人进行闭合手术。9月，医院威胁要将索伦森永久停职，并将他的行为报告给国家执业医师数据库，这是一个记录医疗事故和解和投诉的编目。
然后，索伦森辞职了。并把他的诊所搬到了圣马克医院，在那里他有了手术的特权。圣马克医院由HCA医疗集团经营，这是美国最大的营利性医疗设施运营商之一。
波鲁科夫还是个新人，他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不同的医学意见造成的。但在圣马克医院，波鲁科夫参加了与病人的会议，并参与了手术，他被自己目睹的情况吓了一跳。
他听着索伦森一遍又一遍地发表着同样的、经过精心排练的说辞，这段独白让波鲁科夫觉得是在玩弄事实。波鲁科夫告诉我：“索伦森医生是一个非常厉害、且专横的人，他与那些担心发生灾难性事件的病人打交道，并向他们保证，他将修复他们的洞，他们将不会再得中风。”
他补充说：“这就是他的口头禅。”
波鲁科夫说，他曾两次目睹索伦森为那些被认为有PFO但却实际却没有的人做手术。波鲁科夫说，索伦森没有放弃手术，而是决定开一个小口，并植入封闭装置。
波鲁科夫告诉我：“在我的协助下，在老年患者身上做了两次这样的手术。”
波鲁科夫说，他还观察到索伦森在病历上歪曲了对患者的诊断，以便保险公司报销手术费用。波鲁科夫已经看够了。一天晚上，他找到索伦森，试图提出他的担忧。
波鲁科夫说，在他开始提出问题前，索伦森就告诉他：“我们谈完了。”
波鲁科夫认为这就是他们业务关系的终点。几个月后，索伦森宣布结束医疗生涯，在67岁时退休。
2012年12月，波鲁科夫向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根据《虚假索赔法》提起的，这项法案允许举报人对欺骗联邦政府的个人或企业进行投诉。
这项针对Intermountain、圣马克和索伦森心血管集团的诉讼中称，索伦森以欺诈的方式向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美国政府提供给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医疗保险）收取了数千次医疗上不必要的PFO闭合手术费用。
波鲁科夫的法律团队通过电视广告，向2001年至2011年期间在犹他州接受过PFO关闭手术的人征集电话。几天之内，就有数百人与这个团队联系。
当玛丽安·西蒙斯拨打她在《幸存者》节目中看到的广告上的号码时，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律师事务所的人接起电话并解释了律师们为什么要收集信息时，西蒙斯愣住了。
六年来，她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如此虚弱，现在答案来了。
西蒙斯了解到，索伦森所做的许多PFO闭合手术可能没有必要。当西蒙斯做手术时，关于谁有资格做闭合手术的医疗准则是有限制的：患者需要被正确诊断为隐源性中风。
她见过的神经科医生说，她的核磁共振上没有问题，也没有近期中风的迹象，而且她很可能只是经历了一次偏头痛。她第一次听到中风这个词是在索伦森的办公室。
而在她的案例中，还有更严重的情况。索伦森植入她心脏的设备是由一种含有镍的金属合金制成的，她和她的母亲那天在索伦森的办公室特别询问了这个问题，因为西蒙斯对镍过敏。西蒙斯告诉我：“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我心想，天哪，他当着我的面撒谎了，现在它已经在我的身体里了。我应该怎么做呢？”
西蒙斯现在不得不决定是否要移除PFO装置。尽管植入的程序被认为是简单的，但移除它的风险要大得多。手术需要将病人连接到一个人工心肺机上，这个机器可以暂时代替心脏将血液泵过他们的身体。然后，医生再将病人的胸部切开，取出装置，这时，装置通常已被组织包住。
手术会持续数小时，而且恢复可能需要数周。西蒙斯犹豫不决，害怕自己会再次认为这次的手术可能会神奇地治好她；因为这就是索伦森多年前的承诺。
人工心肺机。来源:Thiruvenkadam via Wikimedia Commons
最终，西蒙斯认为她别无选择。她写了一份医疗指示，列入她的遗嘱，并手写了给家庭成员和亲人们的信。给她丈夫的信的开头是：“很抱歉我已在手术中死亡，让你孤身一人。”
她在重症监护室醒来后的第一个想法是她成功了，西蒙斯告诉我：“我感觉身体中有种清晰感。”
随着她的感觉越来越好，她过去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她开始了早晨的例行健身活动，并在周末与她的丈夫和狗一起去徒步旅行。她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大学时那样导致她寻求紧急治疗的事件。
但西蒙斯也说，她意识到自己被索伦森欺骗了，这对她来说很沉重，她说：“我感到非常愚蠢，也觉得羞耻。我不认为我曾经中风过。”
索伦森对PFO手术的喜好也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对外科手术，以及对外科医生和其他专家进行监管，国会和美国各地的州议会里关于医疗保健的政治辩论中往往缺少了这个话题。
这些讨论往往集中在两件事上：成本和使用途径。一个人是否会从某种的治疗中受益，只要这种治疗可负担得起并且也可被获得，对这方面的考虑的就少得多。
在西蒙斯接受PFO闭合手术的四十年前，一个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发现医生每年进行了约240万次“不必要的手术”。据报道，这些手术花费了39亿美元，导致了近1.2万人死亡。
2017年，PLOS One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对2100名美国医生的调查。65%的受访者报告说，15%至30%的医疗护理是不必要的，估计包括了11%的手术。更重要的是，70%的受访医生表示，他们认为利润是不必要手术的驱动因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PLOS One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马蒂·马卡里告诉我：“降低美国医疗费用的最好方法是停止做不需要做的事情”。
一些医疗机构，包括凯撒医疗集团和梅奥诊所，不再将医生的薪酬与所做手术的数量挂钩，原因就在于此。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乔纳森·达罗告诉我：“对医生来说，围绕手术的一切都受到监管。但他们不会告诉你每台手术上的正确程序是什么。”
达罗最近在《康奈尔法律和公共政策杂志》和《美国外科医生》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缺乏手术监督的论文，“让我担心的是，我认为病人不了解手术的监管有多轻，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少有证据可以清洗阐述他们可期望的结果。”
以关节镜下半月板部分切除术为例，这是一种修复撕裂的半月板的手术。尽管缺乏支持其有效性的临床证据，但这项手术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实施得最多的手术之一。
事实上，大约10年前，临床试验显示，做了手术的患者与那些只被告知做过手术的患者相比，在改善方面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通过运动和物理治疗的组合得到了更好的改善。
尽管如此，外科医生每年仍然要修复大约70万个撕裂的半月板。靠脊柱融合治疗缓解背部疼痛的情况也是如此。研究表明，非手术治疗也同样有效。
注：脊柱融合就是让原先的脊柱活动节段不能再活动，长成一个整体。通常是在脊柱稳定性遭到破坏或需要矫形时才应用，需配合内固定。
然而，脊柱融合术率仍在继续攀升。
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医疗中心的首席医疗官菲利普·斯泰尔认为，对这些手术过多的解释，至少有一部分是文化因素。
斯泰尔告诉我，“外科医生做手术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做手术的训练”。而且，他说，消费文化引导了许多走进医生办公室的患者期待着能做手术。
斯泰尔也承认还有其他的解释。他告诉我：“我们被激励进行外科手术，要么是为了经济利益，要么是为了名声，或者两者都是”。
雇用外科医生的医院也有经济激励。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医院由于推迟了很多不必要的手术，以便工作人员能够治疗患有新冠的人，估计在2020年损失了223亿美元的收入。外科医生还倾向于将患者数量与地位联系起来。
斯泰尔说：“我更愿意说我做过一万台手术，而不是说我只做了几台。”
病人也喜欢大的数量，如果能选择的话，大多数人更愿意由做过数千次手术的医生来做手术，而不是由只做过几次手术的医生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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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做了不恰当的手术时，追究他们责任的选择权就被转移到了医院、专业协会和州医疗委员会等混乱的地方。马卡里称这是一个“百慕大三角”式的追责体系，“州医疗委员会会说这是专业协会的问题。当你去问专业协会时，他们会说这是医院的问题。而医院的部门负责人则说是州医疗委员会的问题，”
法律体系充当了最终的后盾。
每年提交的《虚假索赔法》案件大多与医疗保健有关，包括有关不必要的手术的案件。2020年，政府通过《虚假索赔法》追回了22亿美元的欺诈和滥用款项，其中18亿美元与医疗保健有关。在美国，医疗事故索赔的赔款每年徘徊在40亿美元左右。
虽然这项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了一条收回成本的途径，但它并不能撤销这些手术。近年来，有100多名索伦森的病人选择去逆转他们的PFO闭合手术。至少有一个60多岁的人因为并发症死在了圣马克医院的手术室里。她的家人已经对医院和为她做手术的医生提起了诉讼。
索伦森不是此案的当事人。
在2020年夏天里连续的几个周四，索伦森在整天的取证中，回答了与2012年提起的虚假索赔法案件有关的问题。多年来，此案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法院之间被来回传递。犹他州的一名联邦地区法官最初驳回了此案，但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后来又恢复了此案，认为“至少，修正后的投诉充分指控了圣马克医院和Intermountain公司，罔顾索伦森医生所做的PFO闭合手术是否有医疗必要”。
在第十巡回法院作出裁决后不久，Intermountain公司和圣马克公司达成了和解。Intermountain公司同意向政府支付800万美元。在和解中，Intermountain公司没有承认任何责任，并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医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犹他大学的心脏病专家迈克尔斯提出他的担忧后，经过长时间的同行评审，“最终在2011年发布了Intermountain PFO闭合指南，我们认为我们是全美第一家发布此类指南的医院。索伦森医生不同意这份指南，关于此事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索伦森医生的辞职。重要的是，Intermountain公司的PFO闭合指南已经实施了十年，并且符合护理标准”。
索伦森在圣马克医院进行的手术要少得多，这家医院去年以160万美元的价格达成和解，也否认了诉讼中的指控，并不承认有任何责任。医院的一位发言人说，索伦森是公认的技术精湛的介入心脏病专家，在他任职期间，他的医疗执照一直保持着良好状态。
2021年4月9日，索伦森心血管集团同意就联邦民事案件达成和解，金额未予披露。
作为检举人，波鲁科夫获得了所有三项和解中的一部分金额（通常举报人可以获得收复款项的15%到30%）。直到2019年12月，他仍继续在Intermountain担任心脏科专家。
当我问他案件在九年后终于结束的感觉时，波鲁科夫告诉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医生从未反对过索伦森的做法，波鲁科夫说：“最终你只能耸耸肩，想着，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它是如此普遍，并使这么多人受益。这是关于剥削和有多么容易逃脱制裁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不希望人们认为闭合PFO没有任何作用。对于特定的个人来说它有作用，但它是罕见的。”
包括西蒙斯在内的前病人在犹他州法院对索伦森提起了1200起不当行为诉讼，其中一些被告还包括圣马克公司。第一次审判预计在2021年春季开始，但法院的疫情限制将日期推到了明年。波鲁科夫的律师兰德·诺伦告诉我：“索伦森医生身上的未决案件可能比美国任何医生的都多。”
索伦森尚有数以百计的病人可能仍然不知道他的PFO手术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事实上，根据法庭记录，索伦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可能已经进行了多达8000次闭合手术，并向政府和私人保险公司收费。
在法庭文件中，索伦森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包括他不适当地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收费，以及有两次他在给病人做手术时故意制造了一个PFO。
索伦森的律师之一彼得·斯特里巴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在2017年到2018年间，一项10年前开始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闭合疗法优于药物治疗......它们确立了全美无数医生的看法；即封闭疗法优于药物治疗，是对某些病人的最佳治疗方法。”
的确，2017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在经历过隐源性中风的患者中，与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闭合手术的患者再次发生中风的风险更低。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在2020年发布的最新PFO闭合指南指出：“临床医生应该劝告患者……很难确定他们的PFO是否导致了中风；而PFO闭合可能会降低特定患者中的复发中风风险。”
然而，这些信息在索伦森执业时并没有公布，即使如此，这也很可能无法解释他所做的大量手术。
索伦森的证词中显示，他有时会表现出防御性和挑衅性。他甚至认为研究是多余的，对他的病人来说，PFO闭合术显然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一次，一位原告律师提到了索伦森的PPT演讲，其中有一张幻灯片上有一幅卡通画。这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太阳穴上插着箭的病人。
标题写道：“表面看，你是被箭射穿了脑袋。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
索伦森的动机是什么？
钱吗？他的部分收入取决于他所做手术的数量。一个PFO闭合术可以产生1.5万美元的费用；保守地说，在索伦森做这个手术的10年里，至少赚取了4000万美元的收入。
为了声望？索伦森作为顶级PFO医生的声誉不仅传遍了犹他州，而且也闻名于全美。
也可能有类似于利他主义的理由，无论多么反常。对索伦森持批评态度的医生之一南希·富特雷尔告诉我：“他认为他所做的事对人们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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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年前，西蒙斯和她的丈夫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他们以西蒙斯已故祖父的名字将孩子命名为沃尔特。尽管索伦森曾利用她可能死于分娩的可能性来劝说西蒙斯去关闭她的PFO，但正是由闭合装置导致的健康并发症迫使她推迟成家。
西蒙斯告诉我：“我敢不相信这情况持续了这么久，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受害者，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也使问题更加糟糕。”
像西蒙斯一样，许多索伦森的病人也说，在他们的手术后，他告诉他们，他们的心脏上有他所见过的最大的洞。
几年前，西蒙斯和她的丈夫到圣地亚哥去看望她的一个高中朋友。一天早上，他们出去吃早餐，谈话转向西蒙斯如何寻求了治疗，并认为它很有帮助。她的朋友问她为什么开始接受治疗；西蒙斯解释了她接受PFO手术的整个过程。西蒙斯一提闭合PFO，她的朋友就兴奋起来。她说她在犹他州还认识两个人，他们都做了同样的手术。
西蒙斯问她是否记得做这些手术的医生是谁，果然，又是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