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Ronald Brownstein发表文章，分析了最高法院与当下多数派冲突时可能发生的结果。最高法院在过去两个时代也曾不断作出与社会上的多数截然相反的判决。一是在废除奴隶制之前，二是在罗斯福施行新政之时。这是因为最高法院的终身任期使他们往往代表了前一个时代的看法，与社会脱节。然而，专家指出，目前的最高法院保守派不太可能退缩或改变立场。
在一个多元化不可阻挡的的美国，最高法院已将自己置于与变革力量相碰撞的道路上。
共和党总统和参议员提名和确认的六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背后代表了对重塑了21世纪美国生活的人口和文化变化接触最少、而且往往最怀敌意的选民。现在，共和党法院的多数派正在加快步伐，在堕胎、投票权和平权行动等问题上把他们的偏好强加于美国。
在所有这些议题以及其他方面，共和党大法官正在支持的是美国的过去：一个大多数是白人、基督徒和非常农村化的国家，而不是美国正在成为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多样化的国家。
倡导LGBTQ权利的“人权运动”法律主任萨拉·沃贝罗说：“法院似乎在把美国拉回到以前的时代，而不考虑不断变化的公平、平等和公正的概念和理解。这几乎是在试图维持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对美国是什么，以及它对自己公民的义务是什么的观点。”
在这场倒退的运动中，最高院的大多数法官，可能将引起在1850年代和1930年代震撼法院的那种政治爆炸，这是美国历史上两个早期的关键时刻。在这两个年代，最高法院也都是主要由反映前一个多数派的政治联盟提名和确认的，他们同样将自己定位为反对新兴美国潮流的壁垒。
在1850年代，法院试图阻碍新的共和党阻止奴隶制蔓延的议程，当时林肯时代的共和党正在确立自己在自由州的主导政治力量；在1930年代，法院试图破坏新当选总统罗斯福管理经济、监管企业和扩大社会安全网的议程，当时新政选举联盟正在开始而且将持续数十年的趋势。
尽管1850年代、1930年代和今天的法律争斗，涉及的是三个不同世纪的不同政策和人物，但都最终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崛起的几代人将在多长时间内，允许被罗斯福称作“死手”的，根植于前一个时代的法院来阻止他们的优先事项？
现在看来，对法院的结构做出的任何修改，无论是增加成员还是施加任期限制，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但如果共和党法院多数派继续它强硬的轨迹，这种情况在2020后可能会改变。
无党派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琼斯预测，共和党的法院多数派正试图将这个国家“扳回”到“保守的基督教白人等级制度”，能够制定社会文化规范和期望的时代，这最终将点燃不断上升的改革要求。
他说，“如果它一直明确地朝着众所周知的，与国家脱节的轨道前进，那么……我们就真的陷入了民主危机。不是因为人们攻击国会大厦，而是因为最高法失去了它们的合法性，人们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在行使绝对权力。”
由于大法官通常任期较长，最高法院总是带有早前的总统（提名他们的人）和参议员（确认他们的人）的印记。但是，当早期政治多数派设置的大法官，系统性地阻止继任者政治联盟的议程时，这一特性会变得更加易燃。
一个例子是在1850年代，由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领导的最高法院，在有关奴隶制的法律纠纷中经常站在南方一边。这场斗争在1857年达到顶峰，当时法院发布了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决定，宣布被解放的黑人永远不能成为公民，而且国会不能在西部地区禁止奴隶制。
在这一判决之前，民主党人已经在白宫统治了大约三十年，而在那个时代，南方主导了这个党对奴隶制的看法。这反映在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案作出裁决时的成员中：当时，9名大法官中有7名是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他们要么是南方人（安德鲁·杰克逊，詹姆斯·波尔克），要么是致力于保护奴隶制的北方人（马丁·范布伦, 富兰克林·皮尔斯）。
但是，这项裁决是在自由州的人口和经济产出在很大程度上超过南方，而新的共和党正在成为他们的主要政治声音时作出的。
正当共和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时，德雷德斯科特裁决基本上宣布了其政治纲领违宪，而这项纲领的基础是阻止奴隶制向西扩张的承诺。
1860年，林肯作为美国共和党有史以来的第二位被提名人赢得了总统职位，而南方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脱离了，这使得塔尼的高院捍卫奴隶制的努力被推翻了。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多数派通过批准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解决了战前与最高法院的斗争，这些修正案结束了奴隶制，确立了被解放者的公民身份，并试图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权。
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剧性的是，林肯的共和党继任者所选择的最高法院法官，允许了南方白人通过19世纪末的一系列裁决破坏了这些保护措施，为“分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打开了大门。
从林肯到赫伯特·胡佛期间，大部分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是保守派大法官，在72年中，共和党控制了白宫56年，引发了新兴的政治多数派与根植于旧时代的法院之间的下一次对峙。1933年在罗斯福上任时，法院的9名成员中有7名是由先前的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不像今天这样与他们的党派身份完全一致，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任命了法院坚定的保守派之一，而胡佛任命了法院的顶级自由派之一，但共和党的选择主导了控制法院的右倾集团。
从1890年代开始，保守的法院多数派不断地宣布进步时代的州和联邦的法律无效，包括限制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征收联邦所得税，打破垄断，并制定最低工资。正如历史学家杰夫·谢索尔在他2010年出版的关于罗斯福与法院对抗的书中所写的那样，“激进和改革运动兴起，以打击工业时代的不公正现象，保守派法官认为自己在打一场神圣的战争”，以保护美国的个人自由传统。
法院保守派多数的讨伐热情，直接撞上了罗斯福和1932年当选的大规模民主党国会多数的议程。在罗斯福的头几年，最高法院连续推翻了他的新政法律。
罗斯福和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与法院的对抗是与一个被打败的、无所依靠政治联盟的残留影响的斗争。罗伯特·杰克逊曾作为司法部长为罗斯福服务，后来自己也成为了最高法院法官，他直截了当地将司法机构描述为，“上一代人对这一代人的制衡……而且几乎总是被拒绝的政权对正在存在的政权的制衡。”
这种长期的斗争（在1935-36年的法院会议上达到顶峰）激发了罗斯福在1937年提出通过增加成员来“填塞”法院的提议。这项立法以失败告终，但在国会权衡时，法院的两名保守派在新一轮的案件中开始倾向于支持关键的新政法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为拯救九人的及时转换”。
这种对抗在大法官们纷纷死亡和退休后结束了，而民主党人在1932年至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白宫和参议院，并且任命了法院中的自由派多数，从而加强了这种优势。
今天的民主党人不太可能建立起接近林肯时代的共和党人，或罗斯福时代的民主党人那样的长期政治统治，尽管他们在过去八次总统选举中史无前例地赢得了七次大众选票。然而，民主党与共和党法院多数派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在一个关键方面与这些早期事件相似。
在1850年代和1930年代，保守的法院多数派代表了最抵制美国变化的力量，首先，南方人对工业化的北方日益增长的人口优势感到震惊；其次，小镇和农村的保守派敌视移民涌入的大城市，并且反对镀金时代的商业大亨与工人和消费者的新需求，
与当时一样，扎根于受变化影响最小的地方的法院保守派多数，在美国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比如说宗教。根据最新的PRRI全国数据，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基督徒构成了美国人的大多数，但随着国家在人口和宗教上的日益多元化，他们的比例已经下降到约44％。但在PRRI的调查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仍然自我认同为白人基督徒（最后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达到这个水平是在1990年代中期）。
根据PRRI的调查结果，在25个州内，白人基督徒现在占人口的49%或以上。2020年，特朗普赢得了其中的18个州。这些州也选出了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37名。
移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达到了20世纪初大熔炉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特朗普只赢得了外国出生居民比例最高的20个州中的两个，而共和党人只占有40个参议院席位中的四个。
共和党向受移民影响最小的地方倾斜。而特朗普赢得了外国出生居民比例最低的20个州中的17个，而这些州也选出了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33名。这20个低移民率的州加起来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多一点。
同样的对比也延伸到了衡量经济变化的标准。共和党人在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少的州占主导地位，但在大学毕业生最多的州，以及在科学、工程和计算机职业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州内，共和党人都在挣扎，这些都是新知识经济中的重要行业。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这类工人占比最大的22个州中只选出了6名共和党参议员，而共和党参议院核心小组的31名成员代表了这类就业比例最小的20个州。共和党人在那些依赖过去一个世纪强势产业的州要强得多，包括农业、能源开采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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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塑21世纪美国的转型影响最小的这些地方，我称之为共和党的“复辟联盟”，它对社会和人口变化的看法比社会上其他地方的人更加挑剔。例如，在PRRI的民意调查中，尽管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说堕胎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非法的，但所有其他美国人中有70%的人说，堕胎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合法。
虽然55%的共和党人说，应该允许小企业主以宗教理由拒绝向同性伴侣提供服务，但几乎四分之三的其他人不同意。虽然约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说，现在对白人的歧视和对黑人的偏见一样是个大问题，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其他人反对这一观点。
然而，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共和党任命的法院多数派，似乎准备让法律急剧向复辟联盟的偏好倾斜。人权运动的沃贝罗说，通过宣布法院打算重新考虑早先对堕胎、平权行动，或许还有其他方面（如公开祈祷）的裁决，共和党多数派正在颠覆法院遵循先例的惯常做法。
她说，从历史上看，当法院这样做时，“它一直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更大的权利。但是，法院现在考虑的案件……不是为了扩大权利，而是为了限制权利，以及使关于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充分享有权利，非常狭窄的观点持续下去。”
使这种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另一种趋势。共和党法院的多数派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因为最被他们威胁的群体数量在增加。
例如，2020年的人口普查中，发现有色人种首次占全国18岁以下人口的多数，而根据联邦预测，9月入学的一届学生，将是有史以来白人学生占全国公立高中毕业生多数的最后一届。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共和党多数派似乎准备进一步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平权行动方案，这是法院在1978年作出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并且在之后又以各种裁决确保了高校录取少数民族。
同样，法院的多数派也一再缩减对少数族裔的联邦投票权保护，即使在许多红州中，有色人种的孩子占了年满18岁的公民的大多数，而这些州也在最有力地限制选民准入。
法院即将作出的关于堕胎的裁决，可能会引发与几代年轻女性的类似冲突，因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这种权利是可以永久获得的。尽管法院通常倾向于扩大同性伴侣的权利，但如果推翻罗诉韦德案，削弱隐私权，最终也会威胁到同性平权一些成果，尽管有史以来最多的年轻人在民意调查中，公开承认是LGBTQ群体的一部分。
事实上，推翻罗案可能只是威胁其他裁决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些裁决允许人们在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的许多领域，享有更大的个人自由。
大多数法院观察家认为，由于担心失去合法性，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共和党大法官只占5-4多数的情况下，对一些最尖锐的裁决进行了打磨，直到金斯堡大法官在2020年去世。但是，由于共和党现在占有6-3的优势，而且有五位大法官明显比他更右，罗伯茨曾经拥有的限制性影响已经减弱，这一点从这五位大法官愿意在本周阿拉巴马州投票权的案件中，投票反对他和三位民主党任命的法官就可以看出。
现在，扎根于变化中的美国的各种团体，特别是倡导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方面实现更大公平的组织，都公开想知道，共和党的多数派还有没有底线，如果还存在着底线的话。
历史学家谢索尔认为，答案是：很少。
他不认为保守多数派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和，或者来自公众对法院决定的巨大反弹会阻止它。他说：“如果你回顾几个世纪以来”，法院的多数派在面对公众批评时“非常善于坚持下去。他们在制度设计上是被保护得很好的。”
谢索尔记录的1930年代保守派法院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对抗，可能是这一规则最明显的例外。但是，他指出，在罗斯福面前退缩的多数派，在此之前已经阻挠了几十年的进步立法，也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些斗争的能量。在谢索尔看来，眼下的这个法院，看起来更像是20世纪之交前后保守派法院多数派力量最强大的时候，而不是罗斯福最终征服的那个精疲力竭的版本。
谢索尔告诉我，“1930年代已经到了尾声了。考虑到这些大法官的年纪，考虑到他们在法院的多数派的规模，考虑到他们的狂热，我担心我们正处于与1890年代类似的情况，我们正处于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斗争的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