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受访者：李思宇，作者：阿唐，编辑：刘敏，原文标题：《择优录取：高考竞争宣扬的究竟是聪明，还是努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年六月底，高考放榜之时，在媒体的报道里，高分考生的努力总被描述为“写过的卷子摞在一起有多高”，或者“用过的圆珠笔有多少根”。在社会学博士李思宇看来，这种对“努力”的推崇，其实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
李思宇是巴黎政治学院的讲师，同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国里尔大学联合培养的社会学博士。今年，她的博士学业来到了第七个年头。她的博士论文《择优录取》，希望通过社会学方法，从高考的备考过程出发来理解高考制度。
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李思宇曾在宁夏的一所扶贫中学做过调研。这所中学每年会选送学生至北京某中学交流学习。宁夏的学校与北京学校之间的强烈对比，激发了她进一步研究高考制度的想法。
2015年，李思宇在北京的一所普通中学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从高三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一直到第二年六月的高考，她和一个班级的师生相处了半年时间。她和学生们一起吃烧饼油条、一起上课，在老师办公室和他们聊天，成了老师口中的“北京小孩”，学生口中的“姐姐”。
第二年，她把田野点换成了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在一个排名靠后的实验班里，又待了半年。
这两年间，她观察老师们如何备课，学生们如何上课，以及老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现象。
宁夏的扶贫中学：让瓜农的孩子考到外面去
先生制造：你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宁夏的一所中学。在那次田野调查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李思宇：我硕士第二年的研究是关于宁夏的一个扶贫中学和北京一所学校的交流项目。每年会有一部分这个中学的优秀学生到北京上学。这个项目是希望能促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资源平等化。
2014年，我去宁夏山区的学生家里，跟他们一起住了一个礼拜，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刚进入田野点时，发现北京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们会觉得北京来的人是电视上来的。我们到一个学生的家里时，他们夹道放鞭炮。一家子人，七大姑八大姨都出来迎接，有种“接新娘子”的感觉。进到屋里，一派“过年景象”。他们摆了花生、瓜子，拉我上炕聊天。
家人向亲戚介绍的时候反复强调“北京来的”。在那个场景里，我意识到，北京在很多其他地方是一个有很强意涵的符号。隆重的欢迎仪式既不是欢迎来做调研的硕士研究生，也不是欢迎“孩子学校来人了”，而是为“北京来的人”准备的。
考试很重要的价值是流动的正当性，就是你可以正当流动到一个所谓的“更好”的地方，有更多资源的地方。北京在他们看来是电视上出现的地方。但是通过孩子的教育和考试，他们是有可能实现这个几乎不可想象的流动的。高考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的巨大吸引力正在这里。
先生制造：在宁夏研究的这所中学，和你后来在北京做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中学，你观察到了什么不同？
李思宇：最大的差别在于学校的组织形式。宁夏的学校是“衡水模式”，军事化管理。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半全部是安排满的。学生管这个学校叫“监狱”，因为不可以随便进出。家长去看孩子的时候，要隔着铁栅栏，聊聊天，给孩子送点东西。
他们每两个月只有一个双休日周末，可以回家。当时我才发现，对于地方上的学生来说，其实很多人十一二岁就离开家了，在县城里住宿上学。到了高中，已经很习惯这种脱离家庭的状态。
原本当地镇上、甚至村里都是有中学的，近些年为了改善教育环境，当地会在县这个行政级别里集中建设中学，以至于很多地方，只有县城有中学了，镇上可能就只有小学。
北京的学校，即使是上课时间，学生也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学生放学也早，下午3点多放学，有些学生去上选修课，有些可能去校外上课。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3点，最多到4、5点在学校，其余就是学生个人的时间。
北京的家庭，本身更有实力，所以学校会让渡一部分时间和管理给家长，北京家庭对学生的投资，也会大于学校对学生的投入。
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正是要展现家长投入的价值，比如卡拉OK大赛、学生会选举等等，是把无形的“能力”转变成一种奖状和名号。北京的学校也会帮助学生参加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比赛，一个学生乐器考到八级、在世界比赛里拿到金奖——北京的学校在提供一个平台，把家长的投入转变为有符号价值的东西。这个功能是宁夏的学校所没有的。
宁夏的学校，对于学生一切帮助都仅限于学业层面。这是他们的唯一目标。他们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考出去。一个学生考了出去，带来的就是整个家庭面貌的改变。在这所学校教书的老师，其实很多也是靠自己考学考出去的，所以他们自己也会相信考试的意义在于改变家庭的状态。这种意义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完成了代际传递。
先生制造：你刚提到的这种对比，是否说明了，在宁夏和北京的学校，学校和学生的家庭之间，权力关系是不一样的？
李思宇：是这样的。刚才是说学校的组织安排层面上体现的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权力关系。其实家长和老师之间也是不一样的。
在宁夏，家长会觉得老师是值得尊敬的，非常认同老师所安排的事情。宁夏出西瓜，有的老师就会觉得瓜农父母“有钱也不会花，不会教孩子。”老师常认为家长什么都不懂，家长也觉得老师值得尊敬，对老师非常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老师安排的事情，家长认为是命令，一定要执行。
在北京的普通学校，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比较多。但在我做田野调查的重点学校，老师说“不知道孩子家长都是什么人，不敢得罪”。跟学生说话的时尽量以安慰、鼓励为主。重点中学老师是从社会意义上来看的：这个孩子来自非常优秀的家庭，所以Ta也应该是很优秀的孩子。
在北京的重点学校，老师对学生的情绪有一种很强的保护。老师是以服务行业的态度对待学生，要调整自己的情绪跟学生对话，这对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北京的普通中学：争取全体上本科
先生制造：北京重点中学的学生，将来要读的也都是国内外的顶尖高校，如果老师本身的毕业院校没那么出众，学生会不会觉得老师连自己都不如？这中间会否存在一些权力关系和师生交往模式的变化？
李思宇：我觉得重点中学的老师还是分两种。像新招的年轻老师，大部分确实是北大清华毕业的，可能是硕士或者博士。至少从学历上，会在学生面前形成权威。
第二种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师，经验非常丰富。学生对这些老师反而更加信服。因为他们在教学上娴熟有思考，对学生的理解也深入。他们的出身院校也都不差，北大清华的少，但也都是北师大、北理工这种很好的学校。这些老师很少是北京本地人，大部分是各省市优秀的学生考到北京，为了留京，就到中学来教书——他们本身就是考试出来的地方精英阶层，他们会给学生带来一种制度文化上的传承。北京本地学生虽然跟老师的境况不一样，但学生依然有通过考试实现自我的期待。
而在北京普通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北京本地人，很多是首师大毕业的。学生也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师生之间会产生一种很本土的氛围：比如大家会说一些很北京本地的用语。因为我是北京人，老师们都叫我“北京小孩”。这种本地的意识在学校里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些学生家长是外地的，老师也会说“外地小孩”。
先生制造：这样来看，似乎北京的这所普通中学是一个有意无意出现的“纯北京”的场域。
李思宇：对。法语里有一个词叫Connivence，是指一些如默契这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这所普通中学里会有一种预设，就是大家都是北京人。大家的情感交流也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比如在吃东西上，老师可能会默认你喜欢吃烧饼油条、豆腐脑，不会再问你想吃什么。
先生制造：那在北京普通中学里，是不是也会有一种预设：这些孩子将来也会在北京上学，然后留在北京，做一份普通的工作？
李思宇：是的。虽然学校领导还是希望可以有突出的成绩，但也没有很用力去激励学生和老师。大家还是一种比较随遇而安的感觉。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学生都上本科。所以那所普通中学不是一种打鸡血、出状元的状态，而是“一个都不能少”的状态。他们会很关注游移在本科线上的学生，专门把他们拉出来补课。
那所普通中学的老师，表现得更像父母，可能会强制学生做一些事，有时候会骂小孩，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而重点中学的老师更像是在扮演一种服务业的职业形象。
先生制造：在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里老师和家长的交流模式是怎样的？
李思宇：这也是我论文里的一个点。在重点中学，学校的地位很高，所以家长在某种程度上更轻松。在备考阶段，家长其实不需要做太多额外工作，把学生放到学校。老师都是专业备考的老师，所以他们很放心。如果学生的成绩不行，那就是他们家孩子不行，他们不会对学校有什么质疑。
普通中学的家长对学校会有一种不信任，会说这个学校历史上没人考到北大清华，学校帮不了我们，就自己带孩子去外面上课。有老师告诉我，外面的培训机构自称，一年十万块钱交过来，保证学生能上什么什么学校。这些老师听了很不高兴，觉得这个钱是白花，培训机构也不了解学生，怎么能保证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普通中学中会产生这样私营机构和公立学校的竞争关系。
另外，在普通中学，老师常提到“家庭问题”，就是指家长配合老师的问题。出于对学校的不信任，家长不在乎老师的话，孩子成绩不好，家长有时会打电话过来跟老师抱怨，觉得都是老师的责任。
北京的重点中学：老师像在做服务业
先生制造：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学生备考的过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李思宇：最大的不同还是老师不同，尤其是老师的工作量不同。普通中学做练习题，老师找到的题都会尽量发给学生，一部分是学生决定做不做；但在重点中学，老师先自己做很多题，根据学生情况再出题。老师用历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先筛选出好题，明确知道什么时间，用什么题。判卷子也非常快，给学生的反馈都非常明确和具体。
在重点中学，老师的工作真的太辛苦了。因为老师干得多，学生自己就可以干得少。老师替学生想好、做好、准备好。如果想考得好，就是要有那么几百个小时的工作。在重点中学，这个工作大部分是老师做，在普通中学是老师做得相对少，学生也不可能做那么多，因为学生时间上有限，认知也有限，动力机制也是有限的。
当然，重点中学老师的辛苦并非一件好事。但这老师在备考中过多的付出不常受到关注。其实老师的付出和他们可以得到的经济上，心理上，荣誉上的补偿是完全不对等的。这一说是奉献，实则是剥削的工作状态非常值得更多的研究。
先生制造：你提到的学生的动力机制是指什么？
李思宇：学生的动力机制，就是他们看到“考试”这个东西有多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被建构的价值，和我们刚刚说到的流动的正当性作为考试的意义有很大关系。
最认同考试价值的人其实是重点学校的老师。他们非常辛苦地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通过考试，才能留在北京。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仍然在延续这一动力机制。
不过在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动力。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流动需求。但是重点学校的老师会觉得，“这些都是好学生，我不能耽误他们。”他带着很强的负罪感，督促自己一定要干下去。
先生制造：我看您之前提到，重点中学的老师对于学生，是一个工具性的作用。
李思宇：对，重点中学的老师就像是服务业从业者。
就像你去餐厅吃饭，服务员是很工具性的，给你上菜，让你开心，不能让你搓火。在重点中学，学生会觉得老师就是帮我提分的，如果不能提分，就没有用了。有一些学生会毫无顾忌地抱怨老师，中午去找老师讲题，老师说要先吃午饭，学生说你先把题给我讲清楚——个别学生不会考虑老师也是人，也需要吃饭、休息。
重点中学的一部分学生不会认为考虑老师也有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大部分老师都是女性，回家还要操持家务。但整个环境不支持学生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家长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做田野调查时，一次模拟考试的作文题是看图说话，一对母女路过正在施工的水管工，图里妈妈对女儿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干“这种活”。那几天在教师办公室，老师们总自嘲，说得告诉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就干我们这种活儿——他们的工作确实非常辛苦。
在学生眼中，老师的形象很“扁平化”。其实我在重点中学遇到几位老师都很宝藏，一位是中文系毕业的，对儿童文学很有研究，我当时替朋友、亲戚向ta咨询选书，不同年龄层的孩子，ta都能给选出特别优秀的读物；还有一位老师每周都跑马拉松，跑过世界很多地方，每天从家跑步来上班。但他们的学生很难发现老师的这一面，学生对他们的家庭、个人的性格，完全是不关心的。
非常残酷的是，这种忽略也许会一代代传下去。重点中学培养新一代精英时，给学生一种正当性，去忽略身边的人，去只把老师当成工具性的存在。学生们觉得自己考得好，就是比别人聪明，别人就是要为我服务，而不会用一种人与人平等相处的角度去看别人。他们看不到人是多面向的，别人也有很多面向，有学校以外很值得他们了解、学习的地方。他们会觉得学校就是为他的未来铺平道路，他们只需要在其中攫取适合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某种程度上，学校变成了功能型的场所，学生是备考并考出好成绩的一种存在。学生自己也不把在学校里的自己看成一个完整人，在整个备考过程，是学生、老师习得这个状态并反复强化训练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去人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像经典的社会学研究中提到的剥夺个人用品，个人空间这一过程，还有改造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机构提供的角色的过程。
这一制度化的要求不仅仅存在于学校，一定程度上反应的是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学生工作以后，仍需要继续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变成一个没有面孔的劳动者群体，这里更多的是一个中产的劳动者群体。
制度化的努力
先生制造：你在之前的一次读书会里说，“努力”这个概念是你论文的其中一个核心点，你觉得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化的活动”。
李思宇：对，尤其是赋予“努力”这个词意义的过程。从内容上看，努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说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努力，而是你做了老师让你做的这些事情才叫努力。老师说的就是上课听讲，听老师的话，反复练习、做改错。做练习本身不困难，但反复做练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可以被视为努力。但学生做其他老师没说、但能提高成绩的事情，可能就不叫努力。
这是对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它是一个在机构和制度中才存在的东西。当我们离开这个机构和制度的时候，我们做的事儿他就未必是努力。
重点中学有阶梯教室，可以让学生自愿上晚自习。阶梯教室就被视作努力的场所，学生出现在这里，就会被视为是努力的。学生之间也会有努力和不努力的身份的确认。一旦被确认了是“努力”的，他们会反复去巩固自己这个正面的身份。这是一个意义的赋予和激励机制。
这种努力也有互相展示的功能。在努力的过程中，别的学生会看到，会和自己做比较。如果是追求这个身份和形象的学生，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也要多待一会？他们之间会互相有投入时间长度上的比较。
先生制造：你刚才说学生之间互相展示“努力”的身份，让我想到，我读高中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同学喜欢展示自己“不努力”，说自己这个不会那个不会，但到了考试，他们又考得很好。
李思宇：选拔考试经常和meritocracy（注：精英政治，一种政治哲学思想，主张根据个人才能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联系，而meritocracy的两个面向就是天赋和努力。因此希望得到奖赏，证明自己“值得”的人，或者展示自己很努力，或者展示自己很聪明。像你说的这种，其实是在展示自己很聪明。
我在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在想，在考试的竞争中，究竟宣扬的是聪明，还是努力呢？
在法国，整个制度是非常宣扬“聪明”的。法国已经有一整套相关的研究和理论，对天赋有非常彻底的解构。但对于努力就没有太多这种讨论。
但在中国的高考制度里，更重视的是努力。老师和学生都说，现在的考试变容易了。老师经常说，把这些题给你，足够的时间内，其实谁都能考得挺高。中国的制度宣传的是高考的公平性，意思是无论是什么人，你只要努力了，应该都可以考得不错。
高考考的并不是一个人智力或者知识层面的高度，它会越来越推崇一种通过努力就可以成功的理念。在形式上，高考也在一直往这个方向调整。
先生制造：这种“制度化的努力”，对学生们来说，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李思宇：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大部分人对“自己做什么事情会高兴没有特别敏感的体验。让他们选择专业和学校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分数。选专业，所谓“好专业”经常指的是排名靠前的专业，“好学校”是录取分数的学校。在这一环境，根据自己的爱好做选择是非常难的。一个学科，只要分数够高，大家会蜂拥去考。这是发展下来的一个正常的路径，而中国找到了一个通过分数做引导的事半功倍的有效的路径。
先生制造：如果学生到了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可能没办法导向成功，就会变得非常矛盾。
李思宇：应该是吧，但这个就在我的研究范围以外了。我的研究能做到的解答是，学生所认为的努力是非常局限的。在社会上，努力还是存在的，但什么叫努力是由你在的机构决定的。
如果有这么一个机构来在告诉你要努力，某种程度上是在强制你。不是用强制力迫使，而是用所谓的激励方式来规范你的行为，告诉你只有这样才是努力。当一个人认为自己需要努力时，我觉得他要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一个机构、一个制度规训。所以努不努力和性格，和自己是否有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是和自己所处的机构、制度相关。因此不需要根据自己的“努力程度”来给自己下定义，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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