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对网络信息数据加强监管，近日将审查范围扩展到海外上市公司。
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网信办）7月10日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修订草案），拟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时，必须向相关机构申报有关网络安全的审查。
分析认为，此举是应对美国加强监管中国企业的最新举措，寻求上市的公司在中美对抗的态势下腹背受敌，或将大量转往香港上市。
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等多家企业近期在赴美上市后遭遇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暂停新用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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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范围可能超出想像”
分析指出，此前网络安全审查主要针对关键信息的基础设施，涉及的业务场景比较单一；而修订草案涉及的审查范围更广，扩展到国外上市活动——这是重大而复杂的经营行为，无论是在法律法规、业务场景层面，还是判断是否影响国家安全，都需要更长时间审查。
中国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魏武挥对BBC中文解释，草案提出的审查范围包括互联网公司的硬件、软件，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包括公关公司和网络公司所做的商业合作等，“涉及范围可能超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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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用户的门槛
修订草案最受关注的是新增的第六条：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这一门槛系首次在中国法律中出现。对于以用户数据为中心的中国科技公司来说，100万用户只是基础门槛，很多公司的用户都超过这一标准。
中国网信办近日连续发布公告，宣布对“滴滴出行”、“运满满”、“货车帮”和“BOSS直聘”这四个平台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这些平台所属的3家企业均在此前不久赴美上市，其活跃用户均远超100万。滴滴出行的IPO招股书显示，该公司在中国拥有3.77亿年活跃用户和1300万年活跃司机。
网信办上周五再次发布通报，称因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滴滴旗下的另外25款应用程序被要求下架。
《数据安全法》成为授权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强调，中国人大上月刚通过的《数据安全法》是其授权依据这一。 该法同样由中国网信办牵头起草。
该法律赋予相关部门更大权力，可以要求私营公司分享从社交媒体、电子商务、贷款和其他业务中收集的数据。该法案目前已经生效，将于9月1日起施行。
有评论质疑，网信办此举凸显中国政府加强控制民营企业的意图，目标尤其指向拥有海量宝贵数据的科技公司。
不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加强监管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打击互联网民营企业，而是要把规则真正树立起来，构建起助于保护竞争、促进互联网企业整体加快发展的大环境”。
该评论还称，“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打压，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
香港或收到“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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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许多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上市。绿专资本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38家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募资逾135亿美元，IPO数量及募资规模超过2020年全年，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38%和414%。
但目前中美关系恶化，一方面中国的监管机构采取行动加强执法力度，并进行反垄断调查；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强对中资企业的审查，包括去年底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强化了外资企业在信息披露和接受调查等方面的义务。这令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难度加大。
有美国议员近日呼吁阻止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除非服从美国的审计要求。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近日在一份声明中称，允许滴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形容滴滴是一家“无法摸透的中国公司”。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被认为对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发出的“狠招”，该法要求企业上市三年内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供审计底稿，否则可能被强制退市。
审计底稿是审批报告的原始记录，提交后可能导致重要数据、个人信息泄露。 “这是一种典型的数据出境问题，”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对大陆媒体说，“审计信息详细地反映了企业运营中的很多具体信息，是非常敏感的。”
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魏武挥认为，“在核查审计底稿议题上，中国如果和美国谈崩，那么香港就是最后的博弈空间，毕竟港交所还是一个向全球资本开放的金融中心。”
魏武挥对BBC说，网信办的最新举动相当于赠送给香港一个“大礼包”，因其所明确表示针对赴“国外”上市的公司，“香港上市当然不算国外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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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此举将令大量原本打算到美国上市的公司最终选择香港上市，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北京对香港事务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话事权”。
“目前国内互联网企业去国外上市，程序上还不需要经过证监会的许可，但接下来有可能会在上市流程许可里。北京当然不能去要求美国的交易所做什么事，但在香港，就完全不同。北京可以用建议或商量的方式，使得港交所出台各种各样新的规章制度。”魏武挥说。
中国企业暂停海外上市计划的迹象已经出现。据中国媒体报道，包括健身App“Keep” 、播客平台喜马拉雅 、亚朵酒店、社交平台Soul等在内的中国公司均暂缓赴美国上市。
撞上监管高墙，中国金融科技业何去何从？
MICHAEL HOUTZ
去年，当新冠病毒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之时，饶勇需要现金支撑他网店的手工艺品生意。但他又不愿意在银行白白耗去大量时间。
疫情导致快递服务陷入混乱，客人付款的速度也变慢了，于是，33岁的饶勇使用了支付宝这一应用程序提前收到款项。因为他的支付宝账户已经和他在阿里巴巴淘宝商城上的数字店铺绑定在一起，他可以很便捷地拿到现金。
几年前，支付宝也曾帮上饶勇的忙，当时他的生意刚刚开始扩张，需要30多万元来建立供应链。
“你那个时候找银行，银行不会去理你的，”他说。
在为饶勇这样的草根阶层寻找获取资金的新途径上，中国堪称先驱。像支付宝的所有者、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这样的科技企业，把金融变成了一种数字水管：它在人们生活中嵌入得如此彻底和无形，以至于人们几乎注意不到。而这种嵌入的规模极其巨大，在这个智能手机先于信用卡风靡的国家，将科技巨头都变成了影响力巨大的借贷方和资金管理者。
但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控制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北京一直在针对所谓的金融科技筑起新的监管高墙。
这场运动让阿里巴巴陷入了困境，今年4月，该公司因垄断行为被罚款182亿元。网约车巨头滴滴也遭到管束，上个月在华尔街上市后不久，其数据安全行为就受到了官方调查。
去年此时，蚂蚁集团也在为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做准备。结果一切都成为泡影，如今的蚂蚁集团正在整改业务，以便监管机构更能按照他们的定义对待它：即它是一家金融机构，而不是科技公司。
在中国，“金融科技增长如此之快的原因是缺乏监管，”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中国金融的何治国说。“这简直再清楚不过了。”
总部设在上海的蚂蚁集团去年准备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但后来成为泡影。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行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正是因为它能提供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无法提供的服务，那对它的监管将产生何种影响？
随着蚂蚁集团和其他大型平台垄断了市场，近年来中国的金融科技投资有所下降。因此，蚂蚁集团受到的惩处可能会使这一领域的初创企业更具竞争力。但如果经营一家大型科技金融公司意味着要受到和银行一样的监管，谁还会费力去创办下一家蚂蚁集团呢？
何治国教授表示，他相信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家会继续努力。“至于这是否还能带来巨大的利润，”他说，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你想知道智能手机技术让中国的什么地方看起来与全世界最不一样，就得去看看人们的钱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取代了钱包的应用程序。
不论贫富，人们都用支付宝和腾讯的即时通讯应用微信从街头商贩那里买吃食、支付账单、以及给朋友快速转账。官媒将支付宝与共享单车、电子商务和高铁合称中国现代四大发明，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并驾齐驱。
去年10月，在北京的一个市场里，顾客在支付宝（右）和微信付款码附近等待付款。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但这些科技企业涉足金融，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更便捷地购买咖啡。他们要做能赚大钱的生意：扩张信贷、管理投资、销售保险。再加上拥有那么多用户消费数据，他们相信自己在风险应对上会比传统金融机构强得多。
在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各色互联网企业都开辟了金融部门，包括搜索引擎网站百度、零售电商京东以及餐饮外卖巨头美团。根据一项研究估计，在2014年至2019年间，网络贷款机构的消费信贷年均增长近三倍。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的数据显示，此类平台近四分之三的用户年龄都在35岁以下。
去年，当蚂蚁集团提交上市申请时，该公司表示通过支付宝向消费者提供了超过1.73万亿元的信贷。根据研究公司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数据，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短期消费贷款的12%以上由蚂蚁集团发放。
然后在11月，官员们彻底阻止了蚂蚁金服的IPO，并开始拆解连接支付宝和中国银行的系统。
他们命令蚂蚁集团不要让用户能够方便地使用信贷付款——这些信贷主要由银行提供资金。他们禁止银行通过网络平台提供定存，并限制银行通过这些平台提供贷款的数量。一位央行官员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在一些银行，通过数字平台提供的定存占其定存总额的70%。
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对蚂蚁集团采取的措施，监管机构也会推行到其他平台。
范一飞说：“一方面是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另一方面，针对发展中出现的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行为，我们也在陆续开展工作。”
蚂蚁集团拒绝置评。
随着蚂蚁集团和腾讯努力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他们已经削减了部分用户的信用服务。
为贷款提供更多其自有资金的新要求可能是对蚂蚁集团利润的一大打击。多年来，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反感支付宝与银行竞争的想法。因此，蚂蚁集团扮演一个银行合作伙伴的角色，利用其技术寻找和评估借款人，同时银行提供贷款资金。
不过现在，这种模式在北京看来是蚂蚁集团避免面临下行风险的便捷下注方式。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它自己是安全的，但是它合作的银行会受牵连，”龙洲经讯驻北京的分析师张晓曦表示。
当中国监管机构想到这些风险时，他们想到的是周韦全这样的人。
上个月，北京一家商场的购物者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展位旁。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现年21岁、留着红褐色的鲻鱼头发型的周韦全，每月通过一份办公室工作能挣4000元左右。在他18岁之后，支付宝和其他应用程序开始为他提供每月数万元的信贷。他充分利用它们来旅行、购买电子产品，而且通常不会去想他花了多少钱。
4月支付宝大幅下调信用额度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失措地拨打客服电话。但他表示，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量入为出。
“对于特别喜欢超前消费的年轻人来说挺好的，”周韦全谈到压制信贷时说。
中国近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很可能让官员们更愿意控制金融科技，即使以牺牲一些创新和消费者支出和借贷为代价。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当你考虑到目前中国家庭债务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居世界前列，那么增加家庭债务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几年前，52岁的曲超群（音）发现自己每月可以通过多个应用获得约20万元贷款，这让他非常激动。但他想要更多。他开始购买彩票。
在大城市广州送外卖的曲超群很快就在一个应用程序上借钱，用于支付另一个应用程序上的账单。他向亲戚朋友借钱偿还应用程序上的账单，然后再次在应用程序上借钱偿还亲戚朋友。
广州街头的快递员。 THE NEW YORK TIMES
当他的信用在4月几乎减少了一半时，他陷入了他所谓的“无尽的深渊”，因为他难以偿还未偿债务。
“人难免有时会产生一些心理波动甚至是冲动，会给自己和家人甚至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和不安定因素，”曲超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