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个事实是，由于印度国内核酸检测能力有限，印度疫情局势或被严重低估，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是现公布人数的20到30倍。
关于印度疫情，我之前写过一篇《濒临崩溃的印度，为什么还在作死边缘徘徊？》，谈到了印度政府和民众的一些“作死”举动，前几天又看到一条令我哭笑不得的新闻：
印度有个约1600人的村子，只有十几个人愿意接种疫苗，因为他们认为疫苗有毒，为了躲避前来注射的医护，很多人不惜跳入河中。当地官员保证不会给他们接种疫苗后，这些村民才肯上岸。
倒不是说印度疫情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采取严格的“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举措。但印度胶着的疫情迟迟未见拐点，持续时间难以预计，这对很多服用印度仿制药的中国患者情况不利，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关注到的。
这部分中国患者，是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若不是3年前那部热映的《我不是药神》，这个群体更鲜为人知。他们中有癌症患者、HIV感染者和一些慢病患者，因为经济承受能力较弱，他们长期只能靠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续命。
印度疫情持续恶化，这些患者难免忧心忡忡，假设印度全面封锁，药企停工，或者航班和快递停运，指不定哪一天续命的药就断了。
隐秘而庞大的患者群体
讲印度仿制药前，先给大家说一下专利药和仿制药的区别。
所谓专利药，顾名思义，就是申请专利的新化学药，专利有效期约20年。因为新药的研发前期往往要投入巨额资金，所以一种药品研发成功后，往往会被定出一个“天价”，在专利期内专利药厂商独占该药市场。
一些人可能认为仿制药是劣质药、假药，其实不然。
所谓仿制药，是在专利药过了专利保护期后，由其他厂家所生产的，与专利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药品。
不过，仿制药研制周期较短，也不用像专利药那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做研发，生产成本一般较低，有些仿制药的价格只有专利药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也就是说，专利药和仿制药除了成本，在成分和药效方面几乎没有差别，是被法律认可的替代药品。所以对于那些负担不起高价专利药的患者来说，仿制药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就拿《药神》为例，影片中化名出现的抗癌靶向药“格列宁”原名是“格列卫”，也叫伊马替尼，在它问世之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被视为绝症，它的诞生让很多慢粒患者看到生的希望。
这无疑是一款伟大的药品，但也是天价药。格列卫在国内正规渠道买需要2.5万元左右一盒，而印度相同效力的仿制药只要800块钱左右，在印度药房还能讨价还价，价格简直天差地别。
《药神》主人公的原型陆勇，就是一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在接触印度仿制药之前，他只能吃正版药，一个月药费3万左右。用他的话说，两年下来，吃掉了两套房子，这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印度找仿制药。
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此前我父亲被诊断出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们选择通过进口药伊布替尼保守治疗，一个月一盒，常年不能停药。
和格列卫类似，伊布替尼是一种抑制BTK的靶向药物。最初，这款药物国内售价48600元/盒，多数患者根本吃不起。尽管2018年被纳入医保之后，价格降到了17010元/盒，对很多患者来说依然难以负担。
我每个月都要购买的进口药伊布替尼《药神》便借助艺术化的表达，触及了中国癌症患者在刀锋边缘行走的残酷一面。但真实的世界或许比电影更复杂和残酷，为什么中国人吃不上便宜的抗癌药，非要寻求印度的仿制药？
印度仿制药之所以如此便宜，是因为印度的土地、劳动力、设备都比较廉价，一条印度生产线成本比西方国家低40%，劳动力成本也只有西方国家的一半。
所以，《药神》中从印度购买仿制药的类似事件每天都在中国上演。找代购、从印度发快递购药，是很多中国患者的常态；有在印度工作的中国人，回国的时候就会帮患者带各种抗癌类仿制药，他们都是现实版的“药神”。
印度仿制药神话的炼成
按理说，专利权是一个药企的生命，研发的根本动力，也是他们对新药销售定价的绝对控制权。
只有在印度是一个特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的专利法不承认药品专利，印度的制药公司也因此可以大规模仿制国际制药巨头研发的新药。
这还要从1947年印度实现国家独立说起。
当时，印度的医疗市场基本上被跨国药企垄断。一边是高昂的药价，一边是贫困的居民，有些抗癌药价甚至是印度人均收入的30倍以上，他们宁肯不吃药，也不让药吃了他们。
人家印度也不傻，看到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一些药企通过仿制药发家致富，自己的国家又有庞大的需求量。于是这时候，印度也出现了本国自产自销的仿制药。
70年代，总理甘地主导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部《专利法》，规定对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品专利。也就是说，在印度，药品专利保护自此被废除，低价格才是主旋律。
他们出台了其他附属规则，坚持医药消费是穷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就像甘地夫人1981年在日内瓦大会上说的那样：
“我认为，在一个良好秩序的世界中，医药发现是应该没有专利的，不应该从人的生与死之间谋取暴利。”
仿制药业又赚钱又能让本国患者吃得起救命药，印度政府当然要支持。为此颁布了各种外汇法案，把在印度经营的跨国制药企业排挤了出去。
另外，他们成立法律团队在美国上下打点，又派遣研发团队去美国学习，把技术研发、审核门道等细节搞清楚后，再从中国等市场购买便宜的原材料到本国投入生产。
尽管后来印度也加入了WTO，但印度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对药物执行“强制专利许可”，他们斡旋国际规则的姿态和手段可谓不讲道理，为本国的仿制药业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比如，他们修改了自己的《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提供专利保护；又比如，他们将西方专利药的工艺流程稍微改造一下，或添加一些不影响药效的成分，就变成了他们所谓的“新药”，然后再以低价在全球销售。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就开始大规模出口仿制药了，而最大的买主居然是美国人。由于种种原因，印度仿制药一直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几年前随着《药神》的热映，很多中国人才知道，原来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商。
目前印度拥有3000多家制药公司，上万家药厂，占世界供应量的20%，霸占全球绝大部分中低端市场，誉为“世界药房”。
如今，“世界药房”在疫情肆虐之下，其国内的抗疫举措很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也牵动了很多中国患者的心。
中国患者可能丢了救命药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印度发往3000多公里外的中国的快递中，就有很多抗癌和抗艾滋仿制药。
对于这些吃不起进口药的底层患者来说，能通过代购印度仿制药来缓解病情就是“赚到了”。
而在疫情横扫全球一段时间后，国际物流断断续续，以前从印度邮寄到中国的包裹只需要一两周，后来要几个月甚至多次出现停运。
去年中旬就出现了一次“断药危机”，印度的国际EMS通航名单中突然没了中国，很多中国患者陷入焦虑。
印度疫情失控后，一些包裹再也没有送到中国患者的手上，海关不放行的话，直接退回印度。而且，在印度的中国人去年已经陆续回国，还在印度的目前很难回国，代购的途径也基本上断了。
我朋友圈之前就有代购仿制药的微商发信息，催患者们尽快囤药，否则后面可能停运。这样的消息也在中国患者微信群里炸开了锅，之前就看见有病友囤了半年甚至一年的药，尽管如此，印度的情况还是让他们不安心。
但如今的现实是，根本没法一次性买到更多的药，因为疫情恶化，印度政府下令境内一些地区限时封城，企业生产受到限制，库存面临紧张，一些抗艾滋药开始限购且不收新客。
还能买到的，价格也开始上涨，比如抗癌药奥希替尼、索拉非尼和吉非替尼等就遭遇了坐地起价，囊中羞涩的中国患者无奈接受现实，续命的药不能停。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不是有国产药和医保吗？
但问题是，国内企业生产的仿制药质量，实在难以令人满意。前些年，钟南山就曾毫不讳言道：“我们国家虽然有这么多药，有几万个获批的药物，但基本没有药物能跟原研药疗效相同。”
另外，如今市面上不少药物并没有纳入医保，有些“天价药”尽管在医保范围内，但报销之后的自付费用，很多患者依然无法承受。
所以说，我国目前医保的“最后一公里”依然崎岖，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医保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医保现状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其实不只在中国，很多药物在专利期内，很多国家都吃不到便宜药。就拿我父亲在吃的伊布替尼来说，如今这个药价，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这让原本就不富裕家庭雪上加霜。
现实如此残酷，用不起伊布替尼的患者只能选择化疗，但化疗副作用更强、疗效较差，这对上了年纪和体质虚弱的淋巴癌患者来说实在太痛苦了。
所以再贵，勒紧裤腰带也得买，有药可用便是幸运的，若用药后患者可以维持平稳状态，整个家庭也能够进入到正常运转和可循环的状态，便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乐观结果。
“穷人如何活命”的问题在这个年代依然难解，专利药与仿制药之争，仍是一本难念的经。
有人说，能让人民吃的起药，就是了不起的药，专利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的确，对于贫病交加的人而言，高价的专利药才是杀人的刽子手。
但从研发的角度而言，专利是必须应该受到保护的，低药价就是扼杀新药的凶手。创新研发才这是人类进步意义之所在，但又不应该成为一些人敛财的工具。
如何在专利和治病中寻找平衡，无论哪个国家，依然都是道阻且长。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医疗改革非一日之功，希望“病有所治，药有所医，医有所保”会成为中国未来达成的一个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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