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ID：mingbaizhishi），作者：明白知识er，原文标题：《这个物种在中国叫荷兰豆，在外国却叫中国豆》，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你认识下面这两张图里的物种吗？
一种植物与一种动物，它们之间有何共性？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左侧是荷兰豆，右侧是荷兰猪，共性是名称中都带有“荷兰”二字。
既然如此命名，想必它们都是原产自荷兰的物种了？
完全不是。荷兰豆和荷兰猪的原产地与荷兰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的名字与荷兰有关，是荷兰黄金时代繁荣贸易的功劳。
17世纪前后是荷兰的黄金时代，那一时期，经过荷兰的全球贸易，原产自东南亚地区的荷兰豆到达了中国东南沿海，原产自南美洲的荷兰猪抵达了欧洲大陆及世界各地（关于荷兰的黄金时代，参见《不是什么国家都能被认可有一个“黄金时代”》）。
1. 荷兰豆与荷兰猪的由来
荷兰豆的原产地存在争议，有东南亚的泰国和缅甸地区、地中海沿海和西亚地区、高加索南部和伊朗地区等多种说法。
不过，一般认为，荷兰豆在泰国、缅甸一带很早就有种植（那时还不叫荷兰豆，只当作是豌豆的一种），后来被欧洲商船带回到地中海区域种植，又从地中海传入了欧亚大陆内部。
但荷兰豆并非是通过这条路径传入中国的，而是经由国内海商和荷兰商船将种子带到了东南沿海。
17世纪，荷兰人凭借强大的海上舰队和贸易实力，以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为核心，控制了整个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海上贸易。
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汇聚于此，荷兰豆自然也包含在其中。
前往南洋经商的闽南、潮汕等地的商人，在贸易中将这种特别的豌豆带回了家乡，并称呼其为荷兰豆，原本不种植豌豆的闽南地区也开始有人种植荷兰豆。
这只是小范围的物种引入，荷兰豆在中国的较广泛种植得等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
据乾隆年间《台湾府志》记载：
“荷兰豆，种出荷兰，可充蔬品煮食，其色新绿，其味香嫩。”
嘉庆年间广东人刘世馨在《粤屑》一书中也提到：
“荷兰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乾隆五十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豆种自荷兰国来，故因以为名云。”
此后，荷兰豆在中国开枝散叶，逐渐成为了常见的食用蔬菜。
荷兰豆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还有非常有趣的一点要特别说明。
荷兰豆在中国被称为“荷兰豆”，可在其他一些地区并非这么称呼，乃至是恰恰相反。
在外国，尤其是英语国家，荷兰豆时常被称为“中国豆”。
荷兰豆的荷兰语写法为“peultjes”，在英语中一般写作“snow peas”（直译为“雪豌豆”），然而很多人习惯于称它为“chinese snow peas”（中国雪豌豆）或“chinese peas”（中国豆）。
为什么要在“雪豌豆”前面加上“中国”一词呢？
这一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欧洲商人在将荷兰豆从东南亚带回欧洲时，人们知道这种豌豆是从东方带回来的，但大多数人对东方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中国和印度的存在，因而便称呼其为“中国豆”。
这是荷兰豆的命运。
另一个物种荷兰猪，命运则与荷兰豆不同。
荷兰猪的学名叫豚鼠，这种外表呆萌的可爱动物生存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公元前5000年，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今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国）的土著部落便已有饲养、驯化豚鼠的传统。只不过，那时候不是将豚鼠作为宠物，而是作为食物。
后来，豚鼠除了作为食物，还逐渐成为安第斯地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在各类艺术作品中，都有它的身影出现。
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曾出土过约制作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间的豚鼠雕像。生活在秘鲁的莫切人（Moche），也在金属器皿上留下过豚鼠绘画，制作过豚鼠状的陶壶。
此外，在社交活动、宗教仪式与巫医治疗中，豚鼠的地位也变得重要。
人们会将豚鼠作为礼品来交换。
巫医视豚鼠为通灵媒介，把它们放在病人身体上摩擦，以此来诊断诸如黄疸、风湿、伤寒等病症，并在诊断后，将豚鼠开膛剖肚，取出其内脏以检验治疗效果。黑色豚鼠尤其被看作是有效的诊断工具。
这一方法传承千年，至今仍在安第斯山脉一带某些难以获得、也不信任西医、西药的原始部落中使用。
于是，为了扩大规模，VOC在阿姆斯特丹公开发售公司股票。
股份制并非是VOC首创，早在1554年，英国的“莫斯科公司”便已实行股份制，但莫斯科公司的股东数量有限，直到1604年，股东也只有160人。
VOC不同，它的股票每一位荷兰公民都可以购买。
故而，在实际上，它是世界第一家公开上市交易并发行债券的股份公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募股中，由于公司的广阔前景和政府撑腰的背景，几乎所有荷兰富翁和大量平民都对VOC进行了投资。
VOC轻松筹集到650万荷兰盾（荷兰17世纪的通用货币为银制荷兰盾），约合现在的1.1亿美元，是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起始资金的十倍。
趁着西班牙与英国交战的时机，VOC开始驱使船队，横扫远东，打破葡萄牙人的垄断，并建立起新的垄断贸易。
1605年，VOC攻克了葡萄牙统治的印度尼西亚城市安汶，建立了公司第一个全权管理上的据点；
1614年，VOC彻底占领了盛产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的马鲁古群岛；
1619年，VOC在爪哇岛上建起了巴达维亚，并在此后以该城市为中心，对东南亚地区进行疾风怒涛般的殖民掠夺；
1624年，VOC进犯中国台湾（在1662年被郑成功逐出）；1641年，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1656年，占领锡兰（今斯里兰卡）；1667年，占据苏门答腊岛；1669年，占据望加锡；1682年，占据万丹。
至此，荷兰与葡萄牙已然“攻守之势异也”。葡萄牙的东方据点除澳门、帝汶岛、果阿、第乌等少数几处外，其余皆被荷兰占领。
随着殖民地和贸易规模的扩大，荷兰的海上力量也愈发强大。
截止1670年，荷兰所有船舶的吨位之和是英国的三倍，除了不能进行远洋航行的小船外，荷兰船只总数达到6000条以上，几乎相当于欧洲其他各国的总和。
到了1691年，光是VOC一家公司，在不包括驻防军的情况下，就拥有至少100艘装备了30~60门火炮的战船，船员总数达8000人以上。
因此，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
“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之强大，其它各国的印度公司不能望其项背。”
依靠垄断贸易，VOC攫取了巨额的贸易利润。即便刨除掉每年的庞大军政费用开支，其红利依然很高，年均可达到20%，大股东甚至能获得100%的红利。
1602至1782年间，公司共付出高达2.32亿弗罗林（弗罗林，一种从13世纪开始在欧洲广泛使用的货币，和荷兰盾的汇率约为1比1）的股息，相当于原始股本的36倍。
在此期间，VOC自然也与中国发生了贸易上的广泛往来。
3. 中荷早期贸易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核心目标是在与葡萄牙和英国的竞争中，掌握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并建立自身的贸易据点。对华贸易则是核心目标外的一个次要目标。
荷兰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601年，那时VOC还未成立，中国处在明朝万历年间。
万历时，由于沿海地区日本倭寇作乱，加之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一直实行着时断时续的禁海政策。中国商贾只有在开海时期拿到下海许可证才可以出海经商，否则便是走私。而外国商人如果想与中国通商，必须得到明政府的首肯。
荷兰人试图获得明朝的通商许可，但遭到拒绝。
后来，荷兰又派遣一名使者随同与明廷有着良好关系的暹罗（今泰国）使团一同到达北京，申请互通贸易，也未成功。
1604年，因外交渠道屡次受挫，荷兰海军中将韦麻郎（全名威布兰德·范·沃韦克，Wybrand van Warwijck）在华商的诱导下，率领两艘船入侵澎湖列岛，要求互市，再次遭到失败。
又过了三年，荷兰人带着奥伦治亲王的亲笔信件抵达广东南澳岛，在与当地官府互赠礼物后，要求开放贸易，依然未能成功。
在此之后，直到1622年，荷兰政府再也没有派遣船只来与明政府商讨通商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荷兰放弃了对话通商，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生丝和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热销以及高额利润，荷兰越发迫切地希望与中国通商。
1603年，荷兰人在马来西亚柔佛港外劫掠了一艘葡萄牙商船，截获了船上的1200捆生丝。这些生丝在运回阿姆斯特丹后，吸引了全欧洲商人的注目，最终共卖出了225万荷兰盾的高价。
当时，中国的生丝在欧洲市场上有着极高声誉。一荷磅意大利生丝值5.4荷兰盾，一荷磅波斯生丝值9.6荷兰盾，一荷磅中国生丝值16.2磅，是意大利生丝的3倍，波斯生丝的1.7倍。
1621年，VOC在泰国宋卡购买了1868荷磅中国生丝，每荷磅的购买价格为3.81荷兰盾。而运抵欧洲后，售价为每荷磅16.9荷兰盾，毛利高达317%；1622年，VOC又在台湾购买生丝1211荷磅，每荷磅买价4荷兰盾，在欧洲的售价为16.88盾，毛利达322%，足可称为暴利中的暴利。
巨大的利润让所有荷兰商人陷入狂热。
然而，直到明朝灭亡，荷兰也没能拿到官方的通商许可。VOC董事会只能根据中国的情况，发布单独的指令，要求用间接购买的方式来进行生丝贸易：
“我们必须用一切可能来增进对华贸易，首要的是取得生丝，因为生丝利润优厚，大宗贩运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收入和繁荣，如果我们的船只无法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那么公司驻各地商馆就必须前往中国船只经常往来的地区（北大年等地），购买中国生丝。”
除生丝外，17世纪中荷贸易第二大交易品是瓷器。
1604年，VOC捕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上面载有30吨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如同一年前的生丝一样，被送回了阿姆斯特丹拍卖，再次引起了轰动。
中国瓷器的欧洲市场名声大振，成为各国贵族家中的必备物品，需求量和贸易利润迅速攀升。
荷兰商人接触不到明政府，只好经由华商之手，大批量进购瓷器。
根据泰国南部大泥商馆1608年的记录，荷兰商人在该年订购了——
“瓷器：黄油碟50000枚，碟50000枚，黑色壶1000个，大碟1000枚，大碗1000只及若干小碗，葡萄酒壶50个，小水壶50个，漂亮的大杯500个，小调味碟500枚，漂亮的水果碟2000枚，盐罐1000个，以及漂亮的、直径2.5英寸的大碟20枚。”
而这只是一年所需的量。
据有关档案统计，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1604～1656），中国销往荷兰的瓷器达三百万件，平均每年六万件上下。
到了十八世纪，随着中国闽、粤、江、浙四海关的设立，《南洋禁海令》的废止，荷兰与中国的贸易不再时断时续，两国的瓷器交易量节节攀升。
雍正十二年（1734）一年中，销往荷兰的瓷器便多达四十万件，交易额约占总贸易额的20%。
这种贸易繁荣不仅限于瓷器买卖，更扩展到了其他商品种类上。
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在1729至1795年间，前往广州一地的荷兰船有231艘，带回的货物包括茶叶、瓷器、生丝、纺织品、药品、大黄、姜黄、大简香、古米、金、漆器、扇子、壁画、金属锌、锡、铁、藤等。
如此大规模、涵盖各类物什的贸易，对于两国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扩展到了物种和文化上。
4. 物种交换与文化交流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在全球贸易的背景下，物种交换与文化交流普遍发生，有不少著作，如《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等，专门论述这个关键时刻。
作者：[美]查尔斯·曼恩，译者：朱菲、王原，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16
而在中荷贸易之间，除了开篇提到到荷兰豆外，最为重要的物种交换是马铃薯，即土豆。
土豆与豚鼠（荷兰猪）一样，都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
西班牙人在16世纪征服了秘鲁后，将土豆的栽培种带回了西班牙。
1586年，英国人于加勒比海击败西班牙人后，在南美洲搜集各类植物种子，也将土豆栽培种带到了英国。
之后的几十年里，土豆便经由西班牙和英国传播到欧洲各国与各殖民地。
不过土豆传到中国的过程与西班牙和英国关系不大，更大可能是通过与荷兰的贸易，在明万历年间传入的。
16世纪末（明万历年间），福建漳州海澄月港曾开放过对外贸易。漳州附近便有不少人出海经商，据传：
“是时，漳、泉民贩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一带）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庸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东南地区的商人往返于福建和东南亚之间，同主要控制此区域的荷兰商人进行贸易。
荷兰商人手中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土豆便很可能通过此种方式流入中国大陆。因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位于爪哇岛，故而也有一些人将土豆称为“荷兰薯”或“爪哇薯”。
然而，在万历年间传入大陆后，不适合在亚热带生存的土豆并未被大规模种植，而是经由东南沿海至北京，成为了仅能在宫廷享用的珍馐。
万历时的举人蒋一葵《长安客话·皇都杂记》中记载：
“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
蒋一葵又在书中引了明代文学家徐渭名为《土豆》的诗：
“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花落子，蜀国叶蹲鸱。配茗人犹未，随羞箸似知。娇颦非不赏，憔悴浣纱时。”
在明末刘若愚著，吕毖选编的《明宫史》，亦有：
“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莺嘴笋、黑精、黄精，北山之榛、栗、枣、桃......不可胜数也。”
这些记述可以说明土豆在明末已经存在，并在都中（即北京附近）种植，是供给宫廷享用的稀罕美食。
到了清朝，土豆不再那么金贵，种植规模扩大，开始进入百姓的餐桌，不过也仅局限在京畿一带。
真正的广泛种植大抵到了乾隆年间。
乾隆时，土豆也开始通过西北和西南的陆路进入中国。同时，人口数量成倍增长，对于垦荒增粮的需要激增，海外的高产量作物便在此时承担起了重要角色。
土豆作为一种耐寒作物，适合在高寒山区生长，因而在西南和西北部山区地带被大量种植，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常见食物。
说完了作为物种交换代表的土豆，再来说一说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代表是瓷器，特别是其中的一种——“克拉克瓷”。
所谓克拉克瓷，其实就是泛指明万历时期出口的青花瓷器。
在上文中提到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曾捕获过葡萄牙商船，而商船的类型为“克拉克帆船”。
为了纪念战胜葡萄牙人，拿到这些瓷器，荷兰人便把初次到达荷兰的精致瓷器称为“克拉克瓷”。
在抵达欧洲后，克拉克瓷立刻受到了广泛推崇，贵族把拥有克拉克瓷视为身份的象征，甚至有一些荷兰贵族会专门向中国定制瓷器，将郁金香等图案烧制在瓶身上。
如果我们今天去荷兰的博物馆参观，就会发现一些瓷器上的图案风格是中西合璧的，瓶的颈部绘有郁金香花纹，而腹部画的是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
同时，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越来越多，价格下降，瓷器拥有者的范围也逐步扩大，许多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在家中陈设瓷器。瓷器由上而下，在一个世纪内逐渐融入到荷兰文化当中。
因此，在荷兰十七世纪的生活画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克拉克瓷盘、碗、果碟、酒杯、酒壶、军持等物品充斥其间。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影响——以“克拉克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荷兰陶器的制作。
这里一个出众的代表是后世被人称为“德尔夫特陶”的，由荷兰德尔夫特市生产的陶器。
在中国瓷器涌入荷兰后，荷兰本地的一些传统马略卡陶器厂倒闭，一些则改为烧制陶砖。
还有一些荷兰人想把陶器延续下去，但他们没有制作瓷器的技术（18世纪初，荷兰才有了瓷器技术，此前制作的均为陶器），便考虑如何对陶器进行改革。
在1625年左右，一群来自德尔夫特的工匠改进了锡釉陶工艺，使其在外表上接近中国瓷器，甚至连颜色也照搬了中国的蓝白配色，以至于这种陶器与青花瓷非常相像，被一些人称为“荷兰瓷”。
不过，虽然与青花瓷颜色相近，德尔夫特陶器却没有完全照搬。
德尔夫特的陶器制造商很清楚，如果外表与青花瓷完全一致，那么必然没有市场竞争力，于是在花纹和样式上，德尔夫特陶器进行了变化，主要采用了欧洲纹饰，只有在一些中国本土没有的器物上，才会采用中国纹饰来迎合时尚。
荷兰人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
在1644年前后的几年间，中国局势混乱，明清之间征战不休，中荷贸易也一度停滞，每年交易的瓷器量从25万件锐减到了一半，12.5万件。
德尔夫特的制造商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大量生产模仿中国瓷器风格的陶器，填补市场空缺，很快就受到了买家的热烈欢迎。
德尔福特陶器的兴盛迅速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陶器厂改为生产“德尔夫特陶”，专门为其生产陶泥、色料等原料的工厂也应运而生，行业规模越来越大。
图片来源：陈昆. 十七至十八世纪荷兰德尔夫特陶器中的中国风格. 湖北美术学院，2007.
到了1665年，德尔夫特已有20多家仿制中国瓷器的陶器厂，陶工数量超过一万，生产的器物除了供本国使用外，还大量出口到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甚至与中国一道进入了王公贵族的家，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品，“德尔夫特陶”一词的含义也渐渐由最初的“仿制中国瓷”（Bastard-china）变为了“白地蓝彩锡釉陶”，成为了荷兰艺术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再兴盛的国家也有衰落的时候。
随着十八世纪中后期，荷兰在与英国的交锋中落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现经济危机，并于1799年解散，“荷兰的黄金时代”步入了历史。
但曾经的辉煌不会被历史的尘埃轻易覆盖，相反，它仍然在我们身边闪闪发光。
从“荷兰豆”到“荷兰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余波依旧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而“克拉克瓷”与“德尔夫特陶”的名字更时刻告诉我们，中国与“海上马车夫”在那个年代便已相遇，彼此相互吸收的物种与文化，早已融入到各自文明的血脉当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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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ID：mingbaizhishi），作者：明白知识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