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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人性的经典电影不少。
尤其是《阿凡达》的重映，又带我们回顾了科技与原始、征服与抗争的主题：生活在潘多拉星球的纳美人善良勇敢，掌握了先进技术的人类却显得丑恶而利欲熏心。
而去年的动画电影《疯狂原始人2》中，淳朴简单的“原始人”在邂逅了“文明人”（Bettermans）之后，开始有了更多的欲望，变得不再团结。虽然最后回归了大团圆结局，不难看出其讽刺“现代化”文明人的意味。
这种对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对比，源于西方流行的人性观——“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
“高贵的野蛮人”通常追溯到卢梭。卢梭在1755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写道：
“当大自然让人类同样远离野兽的愚昧和文明人狡黠的智慧时，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更为高贵的了。”
不过，这一说法倒不是卢梭的原创。它的真正出处来自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出版于1672年的英雄剧《格拉纳达的征服》：
“我像大自然最早创造出的人类那般逍遥，束缚人的规则尚未运行，那高贵的野蛮人在林中纵横驰骋。”
看来，悲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只是中国的传统，重回“三代之治”也不仅仅是儒家的理想，西方社会也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状态。
一、追寻逝去的好时光
在很多人眼里，现代社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是被资本主义糟蹋的腐朽世界，人们普遍焦虑好斗，道德败坏，繁华的物质世界背后隐藏的则是淫欲、伪善和卑鄙。
在文化批评、反思文化霸权、后现代、反殖民主义等一系列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原始社会寄予了诸多美好的想象，认为那是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曾经被视为落后的原始人从而变得高贵起来：原始人、野蛮人没有受到科学与文化的玷污，保持原始的自然、真诚、纯粹和勇敢；野蛮人没有被所谓的文明熏陶，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天性无私、崇尚和平，德行美好，很少有罪恶。
为了追寻逝去的好时光，美国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放弃公职，独自搬到了瓦尔登湖畔实践做一个“高贵的野蛮人”；
法国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踏上去巴西的航船，不惜远渡重洋，去热带丛林中寻找真正的“原始部落”；
英国作家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远离战火蹂躏的欧洲，义无反顾地开始自己“野蛮人的朝圣之旅”；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Paul Gauguin）也选择了抛弃现代文明，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Tahiti）进行绘画创作，回归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即是以他为原型。
如果说文人们只是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那么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则为世人“真实”地展现了现代人逝去的好时光。
1925年，23岁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只身前往南太平洋小岛萨摩亚，经过艰苦的考察，她写成了风靡美国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本重量级著作。
米德在著作里描述了一个天堂般的热带岛屿：这里的人们和平相处，共享伴侣，自由恋爱，没有竞争、强奸、暴力和凶杀。她声称，在萨摩亚，“性别角色”是完全相反的，性嫉妒根本不存在。
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高贵的野蛮人”有了新版本——“生态的印第安人”。根据“生态的印第安人”的说法，在白人到达以前，印第安人所居住的北美洲是一片没有被破坏的伊甸园。
与破坏环境的、贪婪的白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印第安人代表的是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形象。
这一形象随着印第安部落领袖西雅图酋长（Chief Seattle）发表的《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演说和好莱坞演员克迪（Iron Eyes Cody）所扮演的《哭泣的印第安人》而在欧美社会广为流传。
二、丑陋的桃花源
然而，真实的桃花源却远不如理想般亲切与可爱。
受到米德著作的启发，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也于1940年来到了萨摩亚，并用三年多的时间熟练掌握了当地语言（米德只用了9个月考察，并且没有学会萨摩亚语）。
1965年，弗里曼又回到萨摩亚继续考察。通过前后长达六年的实地调查，他得出了结论：米德被她的“文化决定论”所误导，其研究的方法论、经验证据和结论都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并不符合萨摩亚的实际情况。
真实的情况是：萨摩亚社会有着严格的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并且谋杀率和侵犯行为发生率都比美国更高。
在米德所谓的“天堂”里，如果女孩在新婚之夜不是处女的话，她们就可能遭到殴打或者杀害，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可能会殴打甚至杀死第三者。
当年为米德提供材料的两位女性也承认，她们所说的“自由恋爱”的观念和“性自由”行为都是为了取悦米德而虚构出来的。
后来关于“生态的印第安人”的研究也发现：西雅图酋长那篇著名的演讲根本不是他本人所为，而是一位环境主义者制作的电视脚本；
《哭泣的印第安人》则是环保组织的宣传片，片中宣称拥有切诺基和克里印第安人血统主人公克迪其实是一名意大利裔演员。
1999年，考古学教授谢波德·克雷克（Shepard Krech III）在他的著作《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中对“生态的印第安人”进行了考证，认为这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概念。
大量的证据都表明在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就改变了北美洲的自然环境。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蛮人并不高贵，桃花源的世界比现代社会有更多复仇、冲突、强奸和凶杀。
考古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的研究发现，南美洲和新几内亚岛的土著人的战争导致男性死亡的比例，要远远超过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包括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数据在内）。
1972年，人类学家W·T·狄瓦勒（W.T. Divale）对37种文化背景下的99个狩猎部落进行调查发现，其中68个部落在当时正处于战争状态，20个部落在过去5年~20年之前曾经发生过战争。
1978年，另一位人类学家卡洛·恩伯（Carol R. Ember）的研究表明，90%的狩猎部落都会发生争端，64%的部落在两年之内至少会发动一次战争。
各种跨文化证据惊人地表明：野蛮人并不高贵，现代人也没有堕落。
不管是野蛮人还是现代人，人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喜好、思维、情感和生活方式，这让我们看起来仿佛是归属于同一个部落。
而爱情、复仇、强奸、性嫉妒以及男人联合暴力遍布于全球各地的文化之中，这可以归纳为普遍人性。
野蛮人和现代人，谁也不比谁高贵。
尽管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在不断进步，我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但人性中的某些劣根性却始终没有改变。
“高贵的野蛮人”只是一个传说。
但我们应该从这个传说中看到，其背后包含着的对于现代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反思，以及对于理想人性状态的向往。
我们成为不了“高贵的野蛮人”，但可以成为更高贵的我们自己。
参考资料：
Freeman, D.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Shepard Krech III. The Ecological Indian: Myth an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9. Brown, D. E. Human Universa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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