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好
出生在东北农村、初中辍学、两次被人强暴、和出轨丈夫离婚，开过按摩店、歌厅、黑煤窑，进过拘留所，游走在灰色地带，这是唐小雁的前半生——想混个人样，却始终像在泥潭中挣扎，生活中除了暴力就是污言秽语。直到她第一次从人群中感受到“尊严”，才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把自己解救出来。
我是唐小雁，1975年，我出生在东北农村。当时我妈难产，差点丢掉两条命。来到世上的第一步就难，注定我的人生要吃更多苦头。我有仨哥一姐，家里穷得叮当乱响。降生为农民，命定被套牢在土地上。可我不认命，死死抓住机会。
1979年的全家照，我5岁。作为农民，世界的变化跟我们没多大关系，我们只关心春天的到来，好有新一轮播种。可交完公粮，家里剩不下什么。对大多数那时候的农民来说，一生的艰难奔波，到头来基础的生活都完成不了。
农忙季节，刚上小学的我就跟着下地干活。我8岁上学，推着二八大车叫卖冰棍儿，挣学费。上到初一，家里供不起，只有辍学。爸妈早巴不得我回家添个劳动力。
没书读，我开始下地干活。穷人的世界一成不变，这是宿命！我在家里最小，却最受气。棒打鞭抽是常事。我不听我爸的，他就破口大骂，如果我胆敢回他一句，他举起凳子就砸我，我妈从不拦着，她没发言权。我受不了逃出家去，家里从不找我，正好少一张嘴吃饭。我爸骂我不帮家干活，可我一回家，他又找茬儿揍我。家就是个噩梦，我没法待下去，只想尽快找个出路。
1989年，借别人家当背景，我15岁（后排左一）。 我先去山里帮人打木耳椴。打一趟三分钱，干得快一天能打三百趟。我在山上住，三月份的原始森林冷得要命，可冻死我也不想回家。一天，在下山去讨工钱的路上，我被一人拖到田里强暴了。那时我只有17岁。没告诉家人，告诉有什么用？说不定还遭到嫌弃。
1992年，在东宁，我还没满19岁。不久，我看到电视上说北京来宏源宾馆招收服务员。因为一只眼睛斜视，我自卑不敢报名。旁人劝我去试试，第二天去试，就被录用了！还有几个小姑娘一起。我妈一听就说，“别被人骗了”，骗又怎么样？我宁可让人骗，也不能在家待，被骗我也认了！家里没钱给我治病，我天天对镜练习纠正斜视，终于自己治好了眼睛。
1993年开春，来宏源宾馆还在装修，我们四个人坐火车去北京的另一家饭店谋生。
1993年，刚去北京我们姐四个在景山公园（左二是我）。老板很色，别人都睡地下室，唯独把我和一个小姑娘安排住办公室。扣掉砸碎的碗碟钱，第一个月工资只有1块钱，老板给我50块钱说是“奖励”。他夜里拿钥匙来开门，吓得我们在里面安了插销。他没得手，就把我调到另一房间。我一看就知道没好事，偷出身份证离开那里。我交了一个北京男朋友，他在甘家口开地下小旅店，我当收银员。他家是北京人，瞧不起我这个农村人，搅散了我们。
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到北京，穷人的无所事事就是在犯罪。我马上开始找活干。通过开服装厂的人，我认识了一个搞装修的香港人。我和他好上了，就开始在恒基中心里的香港公司学画图学设计。可惜，这个好机会我没抓住，不久我们闹分手。
1994年，我和香港公司的同事在北京逛公园时照的（左一）。在这期间，我去迪厅跳舞，认识了一个斯文的男人。我跟着他去“喝点东西”，一到地方，他就拿出刀，顶着我脖子逼我脱衣服，他说他是杀过三个女孩的通缉犯，为了活命，我只能顺从。回到住所，我吓得整宿一直在发抖，心里恐惧得要命，却没人可以诉苦，只好又回老家待了一段。很显然，那个家还是待不下去，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
这次到北京，我遇见了前夫，他也是无业游民。我们一起上石家庄学了一阵做洗衣粉，没挣到钱。1997年结婚后，我们又被村里一个邻居带到湖南搞传销。刚干了半年，传销就被取缔，我们只好又回北京。接着，我们认识了一个搞建材的大哥，跟着他卖油画、卖软包、卖地板。2001年，我们有了儿子。
2002年，儿子在我北京租住的四合院里。即便成了家，我也好像一片飘零的叶子，没有哪个地方让我有归属感。他出轨了，越来越不着家。我在东宁县坐车时认识了一个佳木斯大哥，因为东宁县就在中俄边境，互贸区可以合法开赌场，我通过佳木斯大哥找到了一家“码房”打工。刚干到第十二天，公安局就冲进来抓走了我们。第二天出来，宿舍里已被洗劫一空。除了一条命，我已经一无所有。
我从最好的姐妹手里借了100块钱，2005年，31岁的我在东宁县办妥了离婚手续，孩子归了他。即使这么惨，骨子里的我还是倔得要死，不愿低头。那段时间在东宁，我又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各路人。
2005年离婚后，我（左一）和四哥四嫂合影。很多道上混的或者衙门里做官的，都觉得自己是大咖，觉得我应该巴结他们。我心里想“你能帮我什么？到头来我还不是得苦头哈脸地自己去挣钱？是朋友咱们就一视同仁，什么这局长那局长的，在我这一律不好使！”对于弱者我反而会心软，看到活得更惨的人，我就帮他们一下，哪怕是给路边的乞丐一点零钱，或者帮捡破烂的大妈攒一堆瓶子。
人走投无路，就要抓救命稻草。急于谋生，我求佳木斯大哥再帮我找个活干。没去判断这人可不可靠，我就跟着他一路到了佳木斯。一到佳木斯，他就让手下的兄弟把我带到按摩房，我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我推说自己没干过这行，先待两天，等适应了再干。这当然是我的缓兵之计。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是被诓到那“先开了眼，再入的行”。那两天，我认识了一个珠海人，他说“这生意珠海好干”。于是，我说服了按摩店里的一个女人，三个人一起去了珠海。到了那，珠海人就想把那个女人卖到步行街去。我当场拦住了他，我说这种事情只能自愿，人家不愿意就不能逼着。然后我就和那个女人回到佳木斯。
2006年夏天，我（右一）在珠海和朋友在一起。这样来回折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混出头？遇到什么人，碰上什么事，是好还是坏，只能老天说了算。我也很想安安稳稳地活！我也很想做好人！想到老爸老妈翘首期盼我回家的时候，我能带回一堆钱，那更叫我激动不已。可是，那些激动又有什么用呢？只要老爸一个嫌弃的目光就把它给浇熄了。
2006年年末，我回到东宁。拿着离婚时分到的几万块钱，我和人合伙开了一个烤串店。忙活了一段，仍然没挣到钱。就在这时，珠海大哥打来电话说“你过来吧，这边开串店才赚钱呢”，我带着开串店的家什再次去了珠海。为了有出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去”。社会的水太深，一不小心就得淹死。每次出门时，我都会提前把路费钱藏好，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准备随时逃走。
到了珠海，我才发现他压根就不想开串店，他开的是按摩房。他只是想让我投资去买越南小姐，再把她们弄到珠海来。我一听就觉得这事没把握，不能干。可我又走不了，既然来了，就得找到挣钱的路。
2006年，我（右二）再次去珠海时和朋友们的合照。这座靠近赌城的城市里，金钱和欲望都被放大到了极限。笑贫不笑娼的世界，没有人关心“谁更高尚”，没有人在乎抓钱的手肮不肮脏。待了两个月，我又认识一个开按摩房的福建大哥，他告诉我干按摩房来钱最快。为了尽快摆脱这潦倒的生活，我决定铤而走险，和福建大哥合伙干起了按摩房。
像我们这种混的人，为什么非要走“偏门”？因为被逼无奈！尤其因为没文化！我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挣钱又多又快？偏门嘛！其实，偏门非常艰辛非常危险，说白了，就是在鱼龙混杂的模糊地带干违法的事。这是我和魔鬼做的第一笔交易，等我明白过来想抽身时，魔鬼是不会随便答应的。
灯红酒绿之下色情业暗潮涌动，我整天提心吊胆，黑道白道都得防。有一次，一个客人想赖账，还跟我叫嚣他“曾经拿着冲锋枪把谁突突了”，我跟他说“你有没有搞错？你以为你在演电视剧？你今天不弄死我，给我留半口气，我缓过来你就死定了！”他得知我的背后有人罩着，就乖乖回去结了账。
我通过东北哥们找来很多小姐，还是没挣到什么钱。正当我想撤出时，有一个东北姐妹跟我说“你别走，在我这待着就行了，我去哪都带着你”，我早就听说她心狠手辣，心想：我哪敢跟你！你这么狠，哪天没准儿就把我卖了！
不久，去北京一起打工的一个姐妹来珠海帮忙。按摩房实在干不下去了，我们就琢磨着回东北干夜场。我哥们说东宁压根就没夜生活，开什么夜场？干歌厅还差不多。于是，我就兑了一个歌厅。2007年，开始干歌厅。没干多久，我的姐妹因和人打架就离开了，我只好自己单干。从早忙到晚，歌厅还是没挣到什么钱，而我已经熬得只剩一副皮包骨了。
2007年，我（左一）开歌厅时和朋友一起。 2008年夏天，福建大哥打来电话说“你来北京干按摩房吧”，当时歌厅生意惨淡无比，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我做不了高尚的人，干不了正经的事。没有文化，体面的工作永远和我无缘。
为了生存下去，我只能再次铤而走险，赌王说过“中国人血液里流着的就是赌性”，此时让我金盆洗手，根本不可能。魔鬼不会轻易放过我，他逼着我做第二笔交易。就这样，在福建大哥撺掇下，我们在双桥找到了一个地方，开始仨人合伙干起了按摩房。
2008年我在北京的按摩房。我什么都感受过了，什么都忍受过了，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都失去过了，什么都哭过了。我再也不躲避了，我再也不怕什么了。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赤脚汉、穷光蛋、可怜虫……面对庞大的世界，我和他们一样，只觉得它冷酷无情，我们像是狂风中摇曳的烛光一样，挣扎起来那么微弱，随时都能熄灭。我听说过干这行的太多人被抓，太多人没好下场。可无论是谁，伤不伤心，难不难过，都必须承认一点：我们这种人命如草芥，不管少了谁，生活都得继续。
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好。这里容不下半点同情和柔弱的泪水。生活已经把我逼得不像女人，像一只“咬牙切齿，茹毛饮血”的困兽。大炮顶我脑袋我也不会哆嗦。碰到上我店里胡搅蛮缠的地痞，我会自己操起大木棒子打跑他们。合伙人看到有钱进账就红了眼，变着法儿地挤兑我。我找来一票哥们，关上大铁门就暴揍他们一顿，直接让他俩滚蛋回家！按摩房变成了我自己一人单干，我决定死撑到底。
暗地里我经常哭着对干女儿说，“我特别需要一个人抱着我，我非常需要安全感，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我自己。哪怕一个月只挣六百块钱，有一个很好的老公，穷也好富也好，他关心你，疼你，就是女人最大的幸福，而我没有”。
孤苦无依，最容易迷信。当时，我去河北燕郊找了算命老头。报上生辰八字后，他掐指一算，就说我是个“孤单命”。接着他又说，要想扭转我的命，就得“在名字上做做文章”。好吧，听他的！我把名字改成了唐小雁。
2009年1月，在河北燕郊算命老头那儿。我的命运真的会改变吗？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人生就好比两间屋子，第一间是暗的，第二间是黑的。出路是没有的，怎样选择都没有光明。今天的我才知道，生活的真相是：我们这种人仅仅靠努力，是很难改变命运的。底层游民并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如能遇上引领你一段的人，借助适当的外力，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轨道，开启另一种人生。谁会想到，在我熬不下去的时候，这个人真的出现了！
他叫徐童，当时正拿着DV在燕郊拍算命老头。我跑来算命，正巧走进了他的镜头。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拿他当个朋友，就想着把心里话和朋友唠唠。后来，他又来我的按摩房找我聊，还是一边聊一边拍。拍就拍吧，我对自己的身份没有什么避讳，我不偷不抢，挣的都是辛苦钱，我怕什么？
有一次，一个无赖在我店里死活不走，我找人过来收拾他时，过来的大哥带着弩就冲了进来，见到徐童，直接就把弩怼他头顶上，“妹子，是不是他？干他！”，要不是我及时拦住，差点误伤了他。一天，徐童告诉我，他要带着他的作品去参加电影节，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可当时的我也没觉得那是个多大的事，也没觉得他是个多牛的人。我朋友一大堆，过了这个村再到下个店，谁还记得谁。今天聊得好，没准儿明天就分道扬镳了。因为这份不用讨好别人的松弛感，我和他聊了很多我的过往。
2009年3月，按摩房被仇人点了炮，店里的小妹给抓了现行。干女儿扛不住电棍，当场把我给“撂了”，随后我也很快被抓。在朝阳看守所里，我突然想起徐童，好在他的电话号好记，我就托出去的姐妹捎信给他来救我。
我的被拘证明。其实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徐童一接到电话就从云南火速飞到北京，当下抵押了自己的车子，凑足7万块钱，在我被押的第十三天把我捞了出来。我记得，那天小喇叭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还吓得要死，结果仔细一听却是喊我“出来”。出来后，我想办法把干女儿也救了出来。我的朋友说“你真够意思，她把你整进去了，完了你还给她整出来”。干女儿的姑姑还打电话来跟我讹钱。这就是江湖险恶！恩将仇报的人有的是！可我唐小雁绝不会做这种人！见到徐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要我的命我也给”。
他当然不会要我的命，只告诉我说把我的镜头不打马赛克剪进了纪录片《算命》里。江湖上有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可他不一样。我们刚认识两个月，他就出面捞我，那么讲义气，就算我心里不愿意，为了报恩，我也得答应。
这是2009年徐童在河北燕郊拍《算命》，就在当时我遇到了他。不久后，我就把按摩房兑了出去，2009年8月，我回到了东北老家。生活还得继续，我跟哥们开起了小煤窑。没过多久煤窑就被举报，我们把“举报人”给干了，然后躲了一阵风声。我们这帮游民都想混个人模，却始终逃不过狗命。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我的恩人，2009年10月，我打电话邀请徐童到东北来玩，他是个爽快人，坐上火车就来了。被我接到家里后，立马像个老乡一样开始和我爸唠上了。没想到我爸浑身是戏，嬉笑怒骂，出口成章。他脑袋里装着80年的故事，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从伪满洲国讲起，絮絮叨叨地讲了自己的一辈子。徐童听得入了迷，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头儿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个礼物，不拍都不行。
2009年冬天，我家，左一是我爸。我不理解，这老唐头有啥可拍的呀，千年谷子万年糠地，抓住人家没完没了地唠，跟个录音机似的，一个段子讲好几遍。可徐童要拍那就拍吧，我必须全力支持。没想到老唐头太能唠，徐童很快用完了带来的两盘带子。他赶回北京准备了一下，带着设备又开车回到东宁，那个冬天他就蹲在我老家拍摄。最后，整部片子下来，我们一大家子都出镜了。
有意思的是，我爸没拍够，还抱怨为什么拍的是他，别人却都来抢他戏。2010年春天，徐童拍完就离开了东北，躲过风声的我又和哥们一起干了一阵放贷和货车物流。我还是在我的圈子里，按照原来的轨迹，摸爬滚打地继续讨生活。
没想到，我的命运正在悄悄发生剧变。
2010年底，徐童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参加《算命》的放映会，我欢呼雀跃：“太好了！你以后是不是打算把我推成一个明星？”那是第一次和观众见面。临去前，我突然觉得片中呈现了我不堪的往事，心里开始犯怵。在那种场合，和那种身份的人交流，我肯定很紧张，肯定不会说话。可是，出于报恩心理，我还是去了。和观众交流时，我才发现有文化的人思维很特别，我那鸡飞狗跳的家庭尽是家丑，在他们眼里却是“老唐头嘴皮子耍得很可爱，老唐家一家子很有意思”，慢慢地我心里一点不紧张了。结束时，我收获了无数掌声。这掌声来得太突然，我被震撼了！
我第一次参加放映会。我的生活本是一个泥塘，除了暴力就是粗言秽语，我从没被人认可过，更没尝过被人夸奖的滋味。那个瞬间，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尊严”是什么。这种感觉太陌生，我都来不及细细体会。接着我又去了《老唐头》的首映会，在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当主持人说“有一个神秘人物到场”时，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它——“尊严”！我发现自己再也不想失去这种感觉！我像被电击一样觉醒了！我突然明白了尊严是什么，尊严就是你走过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我的生命，在这之前，只是一堆垃圾，我从没觉得需要去珍惜它，反正是混日子，是苟且偷生！自从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要追求点什么。我发誓我要活出个人样！
2011年，我又跟着徐童去南京出席了“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底展”，那个场面更大，国内外的文化人聚集在一起，说白了，全场最没文化的人就是我。我得了“真实人物奖”，一上台我就说上了大实话：“感谢电影节给我颁奖，你们太有眼光了，你们这个奖颁对了！只有我们这帮人才能奉献我们的隐私，让你们这些导演拍，要不你们拍啥去？喝西北风去吧！”全场笑声不断。
从那时开始我就出名了！天哪！从前的我躲在跟狗窝一样的地方，干着一点也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吓得屁滚尿流，现在的我却跟着徐童参加各种电影节、放映式！去香港、荷兰、日本、韩国、美国……盛装出席，人头攒动、闪光灯不断，步入象征不俗地位的VIP区，亲眼目睹大人物……一路走来，我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我没想到，在镜头前贡献自己的生活，对于别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意义。这让我太有成就感了！
参加完香港国际电影节，我就开始想：接下来还得不断有东西拍才行！我主动和徐童说：“我有个四哥，我回老家找四哥混去，看看能不能再找点事干，你顺道再拍一下他”，因为我知道，在导演看来，四哥的身份更江湖更有代表性。徐童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去东北拍《四哥》。可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徐童很难接近四哥那个圈子。熟悉地头是一回事，有关系还会和他们打交道又是另一回事，而就这是我的强项了。
这是2012年，我们在东北拍《四哥》。为了拍好《四哥》，我就带着徐童经常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怎么生活，我们就怎么生活。有一次，四哥拿着徐童的棉袄教手底下的小兄弟“手艺活”，他媳妇在一边说：你试试偷一下导演的兜，他号称他是搞艺术的，让他瞅瞅你这一行也是搞艺术的！结果四哥说“我早就得手了”。显然，此时的四哥对导演已经完全放下了戒心。有一次他的一帮哥们喊他出去喝酒，他说：“我这有拍摄的，你要是不让他们拍，我就不去”，那帮人就说：“来吧来吧，可以拍！”，结果他就带着我和导演一块去，跟他们一起“混真正的社会”。
2013年，徐童去内蒙拍《挖眼睛》，要拍的人物也是道上混的。徐童觉得我是刀尖上趟过的人，搞定一个阴晴不定的江湖艺人是我最擅长最熟悉的事，于是我被他邀请去当了制片人。
我们想挖掘二后生被挖眼睛的来龙去脉，可是一开始，他们很谨慎，不让我们拍，对我们很有敌意。这时，我就得哈着人家。打溜须也是有技巧的，只能让人家潜移默化地接受，不能明说。因为他是盲人，我就让他摸我们的摄像机，告诉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在做的不是坏事。
2013年，我在二后生家里。最难的是，谁也听不懂他们的商都方言，待了差不多四天左右我才听懂了一点点。我开始试着和他们交流。我发现二后生抽中华烟，我就带了两条中华烟去看他，还买礼物送他媳妇。慢慢地我能接近他了，他也一点点开始接受了我。他爱跟我逗，愿意给我讲他的故事，他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到后来就真的混成了自己人，走到哪他都叫我“情人儿”，最后他总算同意带我们去他家拍摄。也许我入戏太深，“老拿自己不当外人”，经常跑进镜头里，和人物整到一块去，徐童总是要在镜头后面喊“穿帮啦，穿帮啦”。
我在江湖混这么多年，已经能做到“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收放自如”。上《锵锵三人行》时，窦文涛见到我时的原话是“老实说，我有点肝儿颤”，我说“我也不是老虎，有什么可怕的？”后来我想，可能人家觉得我是“道上混的”，一准儿是个狠角色。其实，混的人也没那么可怕，不都是被生活所迫吗？没有一个好的职业，你的人生就会走下坡路，你接触的只能是偷摸打砸抢的人。
我在《锵锵三人行》。 进入了艺术家、文化人的圈子，我要学习很多东西，比如谨慎，比如分寸感。平时“出口成脏”的我，在录制《锵锵三人行》时，整集节目没说一句脏话。后来，窦文涛夸我“很聪明，有很强的控制力”，徐童导演也说“足见唐小雁的尊严感和克制力”。
但是，我有时也的确得刻意控制自己一下。记得去日本参加电影节的时，下飞机后，当地负责接机的女孩来晚了，让我们等了很久。她一到机场，就点头哈腰不断地道歉，当时的我爆脾气就上来了，心里气得要命，可我告诉自己千万得忍着，不能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爆粗口。后来那个女孩和我熟了，一个劲跟我说“小雁姐，我看过《算命》，知道你打人特别厉害，我来晚了把我给吓得，真怕你打我呀！”
光有野心，没有能力也不行，我不想再混日子，总是寻找更多的学习机会，没有机会也想办法创造机会。《老唐头》以后，我一直在参与徐童的纪录片拍摄。而真正开始跟着徐童一起拍片子，是在2014年拍《赤脚医生》时。那时，我开始主动拿机器拍了。
2015年，我三哥出事了，《赤脚医生》没拍完，我就要回东北，徐童说《老唐头》里有三哥出镜，你再接着拍个小片吧。他就给我拿了一个佳能小摄像机。就这样有了《两把铁锹》，我那沉迷于文学而郁郁不得志的三哥成了片中主角。当时的三分之一镜头都是我拍的，因为不会手动曝光，很多画面都得靠后期调色，这时我知道自己技术真的不行，还得使劲学。
这是2013年《两把铁锹》片尾字幕，上面有我的名字。我总是随时观察周边的动静，随时准备开机抢镜头。有一天，我和我爸在家唠嗑时，突然我爸闭上眼睛就要晕倒，我去抢救我爸的瞬间还不忘让我侄子赶紧开机拍。后来导演夸我“有灵性”，其实跟导演混这么多年，这种反应已经是本能，这点超强敏感都没有那不等于白混了？
现在我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国家，参加了好几十个电影节，我看到了外国什么样，也看到了上层知识分子是怎么喝咖啡、怎么聊电影、怎么发奖和怎么装的。在朋友眼里，我走进了上层社会，成了名人，他们都说，“你命真好啊，现在都混成这样了，能出国到处走”。人生真的像场戏，昨天还一起胡作非为，今天就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说实话，我和原来的朋友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人的命运是靠自己把握的，遇到了一个引领我帮助我的人，如果我没把握住机会，即使遇到的是伯乐，自己不努力，也是白搭。
2016年，我在美国，是作为导演助理去的。在拍《老唐头》时，徐童曾夸我拍的剧照好，有天赋。可是那点天赋算什么？如果不加上能吃苦，多思考，一不小心，机会就溜跑了，我还是会滑回原来的老路。反思从前，我们这些人痛恨社会不均，咒骂命运不济，但又梦想一夜暴富，不择手段。我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为家，却又拉帮结伙内斗不止，我们反感管制，却又崇尚暴力权威。其实，我们有很大局限性，所以才挣脱不了命运的枷锁。每次碰到好奇心满满的大学生说“羡慕、崇拜”我时，我都会劝他们有文化得好好地生活，有的经历看看就好，别好奇瞎折腾，等你真遇上后悔都来不及。
面对眼前从天而降的机会，我不敢再有一丝懈怠。我随时随地都在跟徐童导演学拍摄，有人说“雁，你被徐童给毒害了，一聊天就是聊镜头”，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不满意自己的技术。也许我用力过猛，在实际拍摄中，连徐童也感到自己成了我的“工具”，很多时候，我会主动提出我的想法，传达我自己的东西，控制节奏，主导故事的走向。我们早已经不是导演和片中人物的关系，而是在共同创造一个作品。从镜头里走出来的我现在要把镜头对准别人。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世界……人类生活极其相似。就算文化、饮食、传统如何不同，人总得面对一些相同的问题，谁都会有生老病死，谁也都有父母妻儿，人都要面对同样的时间，体会同样的生命感受。这让我更加尊重自己的个人经验，哪怕是曾经的不光彩。上天给予我的苦难让我与众不同。
我很多事都想明白了，看开了，我渐渐懂得：人活一口气，除了吃饱穿暖，还有更有意义的事做。我老爸已经90岁了，我不再怨恨他，选择了原谅。现在的他在养老院里过得挺开心，前几天我想问他走后想不想捐献器官，他同意了！一辈子过得辛苦，最后还能感恩社会，做个好人，难得。我得向他学习！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还应该追求一些他现在也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我很喜欢拍纪录片，我想用镜头去讲述那些沉寂在底层的人群。他们的悲剧是：他们的成就不值一提，他们的人生无人关注，他们的存在无足轻重。我是从他们当中走出来的人，我想为他们发声，我想去维护他们那点微不足道的尊严。
我经常扛着机器四处跑，还是像个流浪的人，不同以往的是，我现在有了方向感。我曾经逃离过家乡，漂泊在外，只要能糊口的事我都去做，因为活下去最重要。我也曾经带着失意和宿命回到家乡，面对没法改变的贫穷，无所适从。我曾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行走江湖觅食谋生，苦于找不到归宿。
在日本，曾有一个观众抱着我哭，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跟我说：“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想起你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勇敢地活着，我身上就充满了能量”，他们并没因为我的过往鄙夷我，反而敬佩我，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你战胜苦难，它就是你的财富，苦难战胜你，它就是你的屈辱。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我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心，我会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刻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