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常将信贷快速增长视为“经济繁荣”的体现，但更多时候，信贷激增的背后推手不是金融创新或是经济繁荣，而是缺乏风控的不良借贷。这种缺乏实际经济基础的金融狂欢不可持续，当“借新还旧”难以为继时，国家最终将走向债务暴雷和金融危机。在作者看来，印度目前就正在“金融无序发展”“不良贷款引发虚假繁荣”，最终“债务暴雷经济奔溃”的道路上狂奔。印度看似金融服务发展迅速、信贷规模不断扩张，但印度的金融服务业，将大量贷款发放给缺乏还款能力、只能靠借贷维持消费的中低收入家庭，而将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排除在外。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印度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金融业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愿望本身正是由于其未能将制造业打造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作者认为，印度应真正将金融业用于促进生产和公共物品提供，而高度依赖信贷的经济战略，只会将印度引向深渊。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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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高速增长恰似“海妖之歌”——它许以国家经济繁荣，却最终将其引入危机。每一轮金融热潮，都被描绘为是金融创新、经济昌盛的结果，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被有意鼓动的无根狂热，即经济学家希勒(Robert Shiller)所定义的“非理性繁荣”。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也在其著名的《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一书中指出，政府与市场参与者常常凭借“这次不一样”的说辞，力图证明当前的信贷发展境况有别于历史上的几次金融危机。
一、一种“崇高”而危险的话术
印度当下正置身于类似的荒诞景象当中，决策者热衷于炒作本国经济表现和发展前景。“这次不一样”的话术将印度数字基础设施吹嘘为金融创新与包容性平等增长的促进剂。讽刺的是，在这种“崇高”话术的刺激之下，监管不力的金融业与收支失衡的消费者共同促成了贷款的迅猛增长。
印度国内外的分析师均对这一增长予以肯定。2023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对印度金融业的表现大加赞赏，指明印度银行贷款增长势头强劲，不良资产水平处于低位。同样地，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于2024年3月的审查当中，也对银行贷款相较上年增长20%这一变化表示认可，认为“个人贷款”的大幅增长（然而工业贷款却进展艰难）昭示着该国光明的发展前景。
信贷增长带来的乐观情绪，将民众注意力从长期存在的就业市场供需不匹配问题中转移，并将这种炒作延伸至危险境地。现实是，当信贷扩张时，由于借贷者可以用新贷款偿还旧债，金融部门可以在表面上维持良好运行。但是，当贷款速度减缓、人们无法借新还旧时，“纸牌屋”就会轰然崩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过程了若指掌：债务缠身的家庭和企业为了清偿债务而大幅度削减开支，最终导致经济陷入紧缩。
当下，印度的家庭贷款正以每年 25%至 30%的惊人速度迅猛增长，这意味着上述令人痛苦的信贷危机必然会在该国再度上演。随着金融中介机构持续抬高贷款额度，众多中低收入家庭把贷款视作便捷资金（easy cash），将其用于维持生活、购置房屋、购买电器和汽车、支付教育费用以及进行享受资料消费（涵盖度假和选择性医疗项目）。
举国范围内的债务热潮属于典型的不良繁荣（bad boom），这种繁荣非但不能提升生产力，反而会推高国内物价，削弱国家竞争力。正如经济学家米安（Atif Mian）和苏菲（Amir Sufi）所指出的：家庭债务负担越沉重，随之而来的经济崩盘就会越剧烈。除了不良信贷繁荣之外，企业投资疲弱、消费者支出匮乏、汇率被高估、政府当局夸大不实数据等诸多因素相互叠加，致使股市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由此可见，印度堪称一个教科书般的范例，用以展示金融危机的爆发进程。金融危机不但会引发短期经济痛楚，还会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虽然莫迪政府的两届任期致使我们走到了如今这一步，但印度奉行长达30年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无法有力推动能提供丰富就业机会的制造业发展，连续几任印度决策者都着力推动金融服务业，以期借此提高GDP增长率：在过去10年里，金融业对印度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
二、混乱的金融服务业
更为糟糕的是，印度式的自由化造就了一个庞大且混乱不堪的金融服务业。处于前列的众多大型供应商——常规商业银行和主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曾存在不法行为记录。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小型参与者，包括“一夜暴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科技公司，也在以不太健康的方式运营着。
问题显而易见：金融服务提供商数量繁多，然而生产力提升项目获得贷款的渠道却少之又少。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印度企业部门降低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减缓了借贷速度，贷款的机会已然减少。故而，金融机构承受着巨大的盈利压力。
自 1991 年经济自由化启动以来，对“赚快钱”的追求催生出形形色色骗局。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金融服务提供商重新把贷款目标对象定位于收入停滞且急需用钱的家庭。一些新涌现的金融科技企业向这些陷入绝望的家庭提供高利率贷款，将易受骗者引入新的骗局之中，部分借款人对这类贷款尤其沉迷。
如今，家庭贷款中的“无担保”贷款（无任何抵押物）所占比例正在以危险的态势增长（接近四分之一）。信用卡债务是无担保消费借贷的典型范例。在2024年1月，印度人所持有的信用卡从2011年的2000万张增加至将近1亿张。虽然信用卡为人们带来了便利，然而向信用度低下的个人大肆推销信用卡，会给借款者以及金融系统造成压力。正如印度央行所表示的，信用卡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吸引了“信用等级次级以下”的高风险借款者。
25 岁的罗汉（化名）便是一个典例。他借助信用卡购置了一台电视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一部智能手机。在奖励、返现和“无利息分期付款”（将利息成本、购买价格与预付费用捆绑）的诱惑之下，他很快就陷入了收支失衡、负债累累的困境。最终，他借了一笔成本更低的贷款来清偿上一笔信用卡欠款。在印度，存在着无数个类似于“罗汉”的借贷者，宏观经济风险的威胁临界点便由此产生。
印度的家庭债务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 40%，依国际标准来看处于较低水平，然而该国家庭偿债与收入的比率达 12%，属于世界上最高水平，其原因在于这些债务大多为短期且高利率的贷款。实际上，印度的家庭偿债率与美国、西班牙在 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家庭偿债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时，美西两国的家庭偿债负担过重，致使经济大幅滑坡。
经济学家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的警示十分适用于印度：“危机到来的时间比你所想象的要迟缓得多，然而其发生的速度却比你所设想的要迅猛得多。”
危机的根源在于一个悖论：尽管信贷增长势头强劲，家庭消费却以极度缓慢的速度增长。印度家庭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他们的储蓄率已然下降，正在借助贷款来提升微不足道的消费。很快，他们或许将无法凭借新贷款去偿还旧贷款，消费甚至有可能出现萎缩。这场危机将会首先以宏观经济萎缩的形式呈现，贷款违约也将接踵而来。最初的违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相互关联所导致的后果，持续的大面积违约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萎缩以及金融行业困境。
三、解决方案
2024 年的大选结果或许会分散印度政府（对信贷前景）的炒作热度，然而信贷的突然停滞可能引发危机。若要阻止危机出现，就务必要对金融服务业进行外科手术般的缩减，让贷款能力与生产性借贷需求更为适配，并促使卢比贬值以拓展出口，在经济下滑时发挥缓冲功效。历史清晰地表明，信贷的快速增长与被高估的汇率是一组致命搭配。
与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倡导的“增长先行，金融跟随”观点相异，印度决策者致力于传播这样一种理念：金融应当推动增长，并助力克服印度在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方面的严重发展阻碍；另外，决策者还致力于将汇率的高低视作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与此同时，伴随金融危机风险的不断攀升，印度国内就业岗位严重短缺的问题始终存在，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劳动力灾难性地回流至农业领域。
印度严重依赖信贷的经济战略，恰似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疾速朝着悬崖边缘冲去。可悲的是，该国的金融和政策精英抱有一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态度。毕竟，随着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底层民众才是承受危机重压的主要受害者——严峻的不平等问题将变得愈发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