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老家的月薪只有3000多元，还不及留学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今年春节，在老家国企上班的时一就被同学们频频问起：为什么留了学，还是选择回来躺平？
“只有到一线城市里苦哈哈地生活，人生才值得吗？”她很想反驳回去。何况，她也没有“躺”：街舞、滑板、考证、做家教……
体制内的工作充满勾心斗角，但工作8小时外的时间都是她的，想怎么利用都可以。
小镇中产家庭的子女们，通过高考、留学努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终于发现，家门口的自由和幸福也许更加诱人。
2023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我从澳大利亚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那是一座西部三线城市，没有连绵的高楼和喧闹的车流，十分安静。我就住在城市东部，距离单位只有两公里，每天用不着起早贪黑，可以睡到自然醒，掐着时间踏进公司大门，坐在办公室，静候到下午五点。
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从来是无人打扰的。我喜欢一个人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对电视，抓一把零食；有时也会静下心，捧着一本书；或者到附近的舞蹈教室，跳街舞和爵士。
在许多人眼中，这样的生活舒适、悠闲。可日子一久，我却很烦躁。
起初只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小事。
公司是国企，属于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不过“铁饭碗”规矩繁多，小到怎样称呼对方、怎样打印文件，大到一份工作由谁来做，全是“智慧”。然而我已经在国外无拘无束惯了，习惯了直来直去的工作方式，来到这里感觉如同被关进了牢笼。
澳大利亚的公园里，老人们在下国际象棋首先要学习的是“正确”称呼主管。直呼其名，固然不行；但叫人“哥”，叫人“姐”，也不行。公司规定，要称呼头衔才行。
可只有领导才有头衔，这就苦了我这样的小喽啰，每天不得不“经理”长，“经理”短，还刻意陪着笑，感觉就像《甄嬛传》——嫔妃是嫔妃，答应是答应，奴才是奴才，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时刻提醒自己位于生态链最底层。
倘若仅仅如此，倒也算了，偏偏我很快发现，如何干活，同样是一门学问。
在单位，除了分内的事情，还时常有许多额外文件要写。毕竟大领导是甩手掌柜，嘴皮子一动，下面人跑断腿。只是谁也不乐意跑断自己的腿，那就需要扯皮。
扯皮是技术活。办公室里大姐们自有办法——先紧盯文件，推算着各部门的责任，一发现工作和其他部门有关，立马推得一干二净。
刚入职几天，我就见到了这个技术。单位派下来一份新闻稿，部门大姐马上和其他部门的大哥开始“战斗”。
大姐的论据是“宣发不归我们管”，大哥的论据是“内容和你们有关，就该你们跟进”。两人在办公室里鏖战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大姐渐渐占据上峰，大获全胜。
她得意洋洋，翘着嘴角，偷偷朝我比出一个“V”。可我却觉得荒谬——一篇新闻稿满打满算三四百字，用不了三十分钟就能完成，大家却宁可花费大量的时间扯皮，真是毫无意义。
这还只是“明枪”，不久后，我又遇到了“暗箭”。
一次主管不在，其他部门领导突然找上门，说时一，这里有个文件，你学问高，就你来写吧。来不及等我开口，她便开始上思想课，说“你呀，要注意团结”“年轻人嘛，要有大局观”。见我仍然不为所动，立马又说：“你初来乍到，没有业绩。这件事你做好了，大姐一定跟总经理好好夸奖你。”
这份差事最终没落到我头上，倒不是我会扯皮，而是主管及时归来，让她不得不悻悻而归。很久后，我才明白，她这是见我初来乍到，拿我当“枪”呢。
如此日复一日，公司里的同事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这便涉及到了第三门学问，如何跟同事打交道。
进了体制内，时一连出去玩都不敢大方发朋友圈公司里任何事情都要审批，而手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是“爷”。有次只为了打印一个文件，我来来回回找了四五个部门，整整一天不停解释，文件才打印成功，可其他什么也没做。
我抱怨着工作效率低下，但对桌大姐却说这就是公司，重要的不是活干得如何漂亮，而是如何才能不犯错。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时一，慢慢你就明白了，你的一举一动，别人全盯着。
秋天时我请了年假去旅游，临别时，经理特意叮嘱，出去一定要保密，不能发朋友圈。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对着迎面走来的隔壁同事，淡定地撒谎出门见客户。
话说出口，连自己也惊讶，转而疑惑：不过是休假而已，为什么好像在做贼一样呢？
单位如同一个模具，规矩着我的行为，也规矩着我的想法。不知不觉，我学习了相互扯皮，也学会了面露友好，心怀警惕。可是一想到自己每天将时间全耗费在了这些事情上，心中难免感到沮丧。
我是单位里唯一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研究生，环顾四周，许多人学历不如我，见识不如我，可却一样做着相似的工作，拿着一样相似的3000多工资，彼此没有任何不同。这样平庸的感觉让人很不甘心。
我想起来《围城》里的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这座小城，就是我的围城。
十年前，我在这座围城里读书，从小到大，试卷上成绩永远漂漂亮亮，一直是长辈们眼中“好学生”。那时我想象，未来自己一定是在一线城市，每天出入于高耸的写字楼，穿着精致，过着电视里的“精英生活”。
我的人生轨迹也的确如此。高考考进了北京的知名院校学金融，毕业前还申请到国外的学校继续读研——我们专业出国的不少，父母也希望我像其他人那样长长见识。
因为疫情，出国定在了毕业后第二年。空闲的一年时间也没荒废，我先去北京，后去上海，在券商里实习。
券商里的日夜容不得喘息。每天花费一个小时挤地铁上下班，每一个人都像条晒干的咸鱼挂在横杆上，一路挂到了国贸和徐家汇，然后一涌而出，钻进了一个又一个布满玻璃幕墙的高大写字楼。
办公区是一个又一个格子间，像蜂巢，塞满了衣着考究的男女，互相不是聊着投资回报，就是争论着财务报表上的天文数字，每一个人语速飞快，时不时就飚出几句英文。
我每天埋头电脑前，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直到肩膀酸痛，才发现已经临近下班。不过下班也时常无法闲着，晚上十点多的线上会议，在这行里再正常不过。
幻灭的感觉开始浮现出来了，我渐渐发现原来所谓的“金融精英”也就那么回事，尤其是底层员工。有人沉默寡言，日日加班，眼圈黑得像熊猫，看上去随时准备晕倒；也有人联系客户时才展露笑容，一挂电话，就皱起眉，不时传来轻叹。
见多了，我也明白了，“精英”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与流水线工人没什么两样，每天不情不愿，只为工资，只是生计。
在上海实习时，一眼望不到顶的大楼可无论如何，他们还有工资，我忙个不停，却一分收入没有，还要每个月花三千块来租房，花三千块吃饭和坐地铁。而和我一样，为了刷履历的免费实习生有几十个，彼此之间，只能自嘲为“小黑工”。
自嘲之余，大家依然一如既往地“黑”着，因为金融行业就这样，高高在上的人谈着上亿的大买卖，对最底层的人却一毛不拔。
这样干了一年，我终于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那时我觉得等到学成归来，自己也会找一家券商，像大多人那样，日子没滋没味。只是没想到，国外的日子，完全不同。
那是一座很小的城市，见不到多少人，只有无边无际的森林。有人将这里的生活戏称为出家，远离红尘，六根清净。
本地人全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无论男女，喜欢穿着宽松短裤，套着卫衣，在草地上踢足球或玩飞盘，全然不顾太阳炽烈。而像我这样精心打扮，时刻保持优雅形象的中国女孩子们反而成了异类。
对于未来的规划，他们同样让人错愕。第一个学期我住在校内，一个白人女孩兴冲冲地告诉我，自己曾经休学一年，到非洲做教育志愿者，晚上住在营地，有时一开窗就能见到野生动物。后来她还感染了疟疾，几乎死掉。
她对此充满自豪，可我却目瞪口呆，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年，对于未来能有什么帮助吗？
可之后我发现，这样的事情在国外不是例外。有人商科读得好好的，突然转去学文学，就算注定了赚不到钱也无所谓；也有人书读到一半，决定休学一年跑到国外，在酒吧唱歌打工，只为了体验不同的文化。
这么一比较，我那所谓的GAP只是体验了一年金融“小黑工”的生活，真是苍白又无聊。
在国外的第二个学期，我搬离了宿舍，一边读书，一边到奶茶店打工。
留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个学期学费十万，每个月房租四五千，还要吃饭，生活费一个月要一万多人民币。就算父母不说什么，我还是难为情，感觉应该自力更生。
打工不算累，每个礼拜只需去三四次，在柜台后，一站五六个小时。每小时21澳元，是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折合下来差不多一百块人民币。用来生活当然不够，但可以自己支付房租。
老板是个很随和的中国人，彼此直呼其名，说话、做事也不用绕弯子，而且准时下班。有一次见我到时间没走，他甚至责备我：“时一，你不赶紧回家，还留在这里加什么班啊？”
有时他也会聊自己。他说自己之前在这里读机械，读完了，却发现自己才不想做个无聊的工程师，更愿意做个自在的小老板，收入虽然马马虎虎，可想去哪就去哪。他时常给我看旅行照片，讲他在海上逗海豚，还有在林地露营遇到了狐狸。
我说：“你有勇气放弃做一个工程师，也真是厉害。”
他却不以为然，“活着不就是为了快乐吗？”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决定独自搭乘飞机，飞去珀斯看海。站在金灿灿的沙滩上，与世界各国的陌生人一起听着海浪声，聊起彼此的故事，放肆大笑，像一群鸟，自由自在，无所顾忌。
一个人飞了趟珀斯，那个很出名的海上小火车就这样来到了第二年，最后一个学期临近，毕业在即，大家纷纷开始忙着出路。有人准备一毕业就去大都市碰运气；也有人计划一边打工，一边等待机会。
可我的决定是离开。
小城固然安逸，但异乡也实在寂寞。我想念家乡的食物，也想念父母。虽然友情能够缓解思乡之痛，可毕业越来越近，大家见面也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只能独自出门，独自归家。
路上陪伴自己的只有野生动物，野兔最多，偶尔也会碰到袋鼠，它们并不怕人。有一次，一只袋鼠就站在了几十米外，静静地转过头，盯了我十几秒，才自觉无趣，一蹦一蹦，远远离开。
想到继续留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情形日日都要发生，我可不愿接受。
于是最后一个学期我只选了几门网课，在家里两个多月，边应付着功课，边给国内的互联网和金融企业投简历。北京和上海的面试通知纷沓而至，生活瞬间也变得十分紧凑——白天读书，晚上找工作，几乎日日忙到后半夜。
可一个朋友的话却让我犹豫了。他在互联网公司里做运营，虽然收入不错，可是每天要忙到晚上十点，几乎除了睡觉，就只剩下了工作。
忽然间，我想起了实习时的忙碌，也想起了留学时自由自在的时光，还有奶茶店老板的话：“活着不是为了快乐吗？”
回澳洲完成最后一学期学业，透过窗外往外看有时候有种压抑和想家我发现自己内心充满了矛盾：想要在国内生活，可是又怕在大城市里的辛劳。直到一个晚上，情绪忽然彻底崩溃，面对着怎么也准备不完的资料，莫名想哭。
母亲安慰说，你不想去就不要去了，干脆就留在身边吧，何必非要到外地去遭罪呢？
我点了点头，就在第二天，放弃了辛苦得来的面试机会。几个月后，一拿到毕业证，从国外径直回到了这里，进入这间两公里外的公司。
进了老家的国企后，许多长辈把我当做了榜样，劝说着远在他乡的孩子回到身边。他们说，你看时一，去了那么远的地方留学，现在不也回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回来呢？
听着这样的话，我只能苦笑，心中五味杂陈。
的确，小城的缓慢节奏是十分养人的，可在内心深处，看着如今三千块的收入，还不如当年在奶茶店里打零工，十分别扭。我很怕外人会产生一个念头：你读了那么多书，最后不也只能做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吗？
为了弥补收入上的不甘，也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我找了一份家教工作，顶着名校头衔，每天下班后，对着初中生解释一元二次方程以及如何制造氧化钙。一天三个小时，每个月赚上三千块，加上工资一个月收入六七千，在小城里还算不错。
可环顾四周，高中同学们全飘向了地图上的大城市，做互联网、做金融。只有我，学校比别人好，学历比别人高，为了少受生活的苦成了唯一的“逆行者”。
一想到自己曾去过那么远的远方，却要困顿在办公室，整日忙着扯皮和混日子，还是不免觉得荒废。
给自己找了一份家教兼职，不再为工资的事情内耗了迷茫的感觉无处发泄，那就只能和远方的好友互相倾诉。
那个姑娘是大学同学，在券商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她说自己很忙，经常要通宵达旦地计算着盈亏，还要每天要穿着纤细的高跟鞋和高腰裙，行走在高楼林立的徐家汇，鞋跟和地面一碰，敲出清脆而急促的节奏。
“这不是你以前想象中的样子嘛？”我问她。
“年少无知。”她很快回答，叹了口气，继续说：“年薪大几十万，看起来很多，可上海这地方，吃饭很贵，房租也贵得离谱，还不得不购置名牌衣服和首饰。我不喜欢这些，但没办法啊，必须要装点门面。到了年底一盘算，以为自己赚了很多钱，结果账户上只多出了十万块。”
“十万块也不少了。”
“以后要买房的。上海房价多贵你也知道。攒上十几年，最后才够首付，就为了能贷款，继续还债。还着还着，二十年就过去了。奋斗了半天，只是为了让自己债台高筑。这就是一线城市。你说讽刺不讽刺？”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忽然顾自笑了：“时一，其实我好羡慕你现在的状态。真的，至少你的每一天，只属于自己。”
一席话不光没有解决困惑，反而让人更加迷茫了。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北上广装不下肉身，三四线装不下灵魂。那，我的灵魂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在城中心的咖啡店，一个朋友兴高采烈地给我展示了她的事业：画表情包。她说她再也受不了单调重复的打工生活，有一天突然醒悟，“老娘不做了”，辞了职。从此用不着再看老板的脸色，只要一台电脑，和一个画板，自己也能过得很好。
我很羡慕她，一瞬间，也想到了自己。从小到大，我的人生按部就班，好好读书，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去国外留学，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看上去“体面”。但到了国外，我才发现世界那么大，人生多种多样，“体面”与“我是谁”并不是等价关系。
从那天起，我想明白了许多。我做了一个表格，列举出了种种没有做，又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1，学滑板；
2，考CPA；
3，学日语；
4，开一个补课中心，教更多小孩子；
5，去流浪，每个城市住上三四个月；
6，继续留学，去看一看更多的人，更多的景；
……
当然，很多事情还很遥远，需要慢慢积攒。不过前三项，倒是随时可以发生。
利用周末和下班后的时间，时一学会了摩托车和滑板从此每个周末，在附近的公园里，都会出现一个27岁的姑娘。她满头汗水，在阳光下踩着滑板，动作跌跌撞撞，笨拙又缓慢。周围飘来的讥笑目光她不在乎，摔得是否漂亮优雅她也不在乎，只专心致志地享受着风吹过发梢的感觉。
也许“体面”永远也不会发生，但至少，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