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掀翻中国最高学府的屋顶，只需要一部法国电影。
如果不是在北大的礼堂发生一场火药味极浓的性别论战，恐怕大部分中国观众并不会留意一部低成本且没有影星的欧洲艺术片。
当《坠落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后，连法国导演茹斯汀都感到惊讶：
没想到，中国人对性别议题如此热情。
《坠落的审判》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它拿奖拿到手软。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这部电影拿下了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奥斯卡颁奖典礼，它作为外语片拿下了5个提名以及1个奖项。
这部血统纯正的女性主义电影，讲了一个微小但沉重的故事——
女作家和儿子在屋外发现了坠楼死亡的丈夫的尸体，作为唯一一个在场的人，女作家被作为第一嫌疑人进行审判。在这场庭审中，痛苦的婚姻生活碎片被迫摊开在公众和儿子面前，女作家也要经历一场社会对女性的审判。
而一场北大首映礼，为这部电影抹上了一笔不同的色彩。
3月24日，这一天被网友称作“戴锦华受难日”，在场的两位男性给金棕榈奖女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一点“中国的爹味震撼”。一连串新词诞生：肯肯而谈，爹爹不休，男言之隐。
原来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肯”（Ken，芭比电影里代表传统男性的角色），简称“中肯”。
茹斯汀大老远跑这一趟真不亏，围观一场首映礼，回去多了200个G的新素材。如果这些素材能变成她下一部电影的创作灵感，那才是绝妙的闭环。
北大合战那天的阵容不可谓不豪华——
如果按性别划分，可以分成两个阵营。
一方是奇葩说辩手陈铭作为首映礼主持人，北大法语系教授董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另一方是著名的戴锦华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台下的大部分观众和媒体人。其实现场的翻译老师缴蕊，也是一位电影领域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三大学现代文艺研究所THALIM电影学博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
在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人们本来期待的是一场同等水平的思想交流，结果现实却成了一场性别笑话。
通过网络上流出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这场映后交流就像陷入战火的萨拉热窝。
而点燃这场战争的催化剂，就是主持人陈铭。
或许是出于辩手的职业病，他包揽了太多发言的机会，恨不得在舞台上做完一辩做二辩，做完三辩做四辩。
辩论的核心就是反驳。陈铭在无意识中引导了戴锦华和董强两位意见相左的老师互相反驳，而不是给嘉宾空间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至于台下的北大学生数次愤怒地打断喋喋不休的陈铭，大喊着“让导演说话！让导演说话！”
就像一面诙谐的镜子，映出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女性的嘴在电影和现实中，都被捂住了。
让这场战争走向白热化的，是网友评价“爹味超标”的男教授。一个停留在旧秩序的温存之中的男性，紧紧攥住自尊不愿放手。
董强教授一上来就夸奖茹斯汀导演“比我想象中的年轻漂亮”，并且将这段“恭维话”重复了两次。
在一些愤怒的网友看来，这套话语结构有点熟悉。如果将这句漂亮话翻转过来，就能读到他背后的语义。一个拿到了戛纳金棕榈奖的艺术片导演，大概率不会是一个女性，更大概率不会是一个年轻、漂亮、打扮时髦的女性。
说起“坠落”的意象，董强教授展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更年长的女导演（拍的）？因为‘坠落’这个意象在法国文学、西方文学里是非常传统的。比如蒙田，从马上坠落，（引发）对自己存在感的探索；诗人亨利·米修，一只脚摔断，会思考存在的方式，身体与社会、个人（的关系）。”
话音刚落，戴锦华教授就给出自己言简意赅的意见：“坠落就是跳楼。”
戴锦华认为，这部电影应该从性别视角进行解读：
“在现实许多家庭中，男性被放在‘传统妻子’的位置上。而千百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在这样的位置上，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人有任何事故，都要陷入深深的负疚和社会的责备中。男性被放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是特别让我去思考的。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作为男人、女人、丈夫、妻子，成为在社会中艰难求生的个体？我认为这是女导演的视点，才会把这样的真实，如此准确、隐忍、精致地表达出来。”
但董强教授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这部电影不需要强行套上性别议题。
“我觉得今天整个气场，我们男的就不行了已经。我这个人吧，真的不愿意看一部电影上来就进入这种男女的讨论，我不是这么看电影的。I'm sorry to say，看电影上来就让我去看里头谁起到了所谓的更重要的作用，像女的是不是忍辱负重什么的，太沉重了。”
“大家跟着真实往前走，对我来说最感动的是这个，而不是男女谁的地位高什么的，我很少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去看电影，对不起。”
戴锦华转头就询问导演“你认为性别议题是不是这部电影创作的重要核心”？ 导演回答：“是”。
当戴锦华的发言不断获得现场观众的掌声时，董强教授持续表示不解：“我不知道怎么大家这么狂烈地鼓掌啊”，他对电影的理解和大部分观众的理解不同时，他表示“I'm sorry to say，你们应该再看一遍。”
戴锦华也很无奈，只能冷静地回应他：“我的想法不值得这么反驳，可以不用浪费时间。”
而全场最具Kenergy（肯能量，即爹味）的一幕，是董强教授为了自证法语系的荣光，坚持要用法语向茹斯汀提问。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最后一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用法语来问，我会用中文再说一遍的。”
一位女观众和她旁边的女观众几乎在同时捂脸叹气：我们都太熟悉这套操作了，这种“我一定要再教你点什么”的男性魅力时刻。
给现场进一步煽风点火的，是陈铭略显阴阳的陈辞总结：
“可能台上的主持人和嘉宾发言让您不悦，在此深表歉意；但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性别让您感到不悦，我们也要深表歉意，这确实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他仍然自怜地认为，那些被嘘声覆盖的发言，是台下观众出于对性别身份的不满，而不是他们的陈旧与傲慢。
和这部女性主义电影形成互文的，是插不上嘴的茹斯汀导演与戴锦华老师。
陈铭甚至还对翻译老师缴蕊说了一声“加油”，让广大网友也颇有微词：缴蕊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电影博士、北大的文学硕士，本应是她更有资格主持这场对谈，是她更有能力发表专业的学术观点。
讽刺的是，《坠落的审判》就是一部关于“女性表达权利”的电影，现实中发生的这场笑话，就是电影最完美的外延。法国媒体也报道了这场别开生面的由性别议题引发的辩论。
更幽默的是这场辩论后续的“破防时刻”。
董强教授接二连三在微博上自证。他痛心于“你怎能指望明明长着眼睛却不‘看’电影，读过几段电影分析，听了几句女权金句就觉得懂电影的人进影院，看电影。”
还有一件趣闻，是网友扒出来董强教授晒在朋友圈的照片，在未告知舞台上其他人的情况下，举起手机对着他口中“年轻漂亮”的女导演自拍。
按理说，自信的强者不需要寻求任何人的认可。
董强教授随后又晒出了自己和杨紫琼的合影，并且重点强调，杨紫琼“确认了我的很多感受”。
他两次强调自己会将电影名翻译为《坠亡剖析》，如果你看得懂法语“Anatomie d'une chute”，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句法语直译。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北大的这场思想大战并不是荒唐的闹剧，反而意义非凡。
在后续接受NOWNESS的采访中，导演茹斯汀表示，中国观众让她有些意料之外的震撼：没想到这里的人们对性别的讨论如此火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甚至中国观众对性别议题的敏感，已经远超其他西方国家的观众。
“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回到电影《坠落的审判》本身。
《纽约客》评价这部电影是“a magnificently slippery thriller”，一部杰出的、丝滑的惊悚片。它的恐怖之处在于，婚姻的真相不忍细看。
所谓的“坠落”，除了字面意思的“坠楼”，还有一层隐喻：传统男性话语与权力的坠落与崩塌。简而言之，就是当一个男性处在女性的处境时，他就会走向自我毁灭。
故事的主角是女作家桑德拉（德国著名女演员桑德拉·惠勒饰），她和丈夫塞缪尔、儿子丹尼尔住在法国阿尔卑斯山间的小木屋里。
桑德拉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女性主义符号。她身材高大，面孔坚毅；她强大，事业有成，是知名作家；她冷静，几乎对一切问题都保持客观和镇定。她是一个高浓度的理想女性主义化身。
影片开场，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来到雪山中的木屋，慕名采访大名鼎鼎的女作家。但很快，女人们的笑声被一阵嘈杂刺耳的音乐声打断了。
楼上是正在装修房子的丈夫塞缪尔，他大声播放着美国说唱歌手50 cent的歌曲P.I.M.P.（皮条客），这是一首很常见的流行歌曲，同时也是一首厌女的歌（在美国说唱中，大部分都是以厌女为主题的创作，这已经被视为说唱领域的创作传统）。
采访很快就中断了。此时，有视力障碍的小儿子丹尼尔，出门去溜家里的边牧犬史努比。一段时间后，当丹尼尔回到木屋，边牧犬史努比开始恐慌地吠叫，丹尼尔靠近时才看清楚，雪地上躺着的是父亲塞缪尔的尸体。
当警方勘测现场时，发现塞缪尔头部疑似受到重物撞击，自杀之外的可能，便是妻子的谋杀。一场漫长的审判等待着桑德拉。
经过警察、法医、律师、专家们的各种推测和讨论，两种可能性摆在面前：
要么是塞缪尔自己跳楼，头部撞到了楼下的房檐；要么是桑德拉在愤怒中袭击了丈夫的头部，并将他从护栏边推了下去。
看到这里，作为观众也很难判断女主角桑德拉到底是不是杀夫凶手。
这就是导演的叙事陷阱。甚至在影片开拍前两天，演员本人询问导演茹斯汀，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自己究竟该如何表演，导演的回答是“不知道”，“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但她到底有没有杀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揭晓谜底。
如果你相信桑德拉，那她就是无辜的；如果你不相信，那她就是虚伪的。
在审判的过程中，婚姻的暗礁与女性社会身份被迫晾晒在公堂之上，接受公权力与大众的审视。
这是一份力量悬殊的亲密关系，它倒置了传统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让女人成为男人，男人成为女人。
桑德拉是成功的女作家，而同为作家的塞缪尔却是失败的。因为塞缪尔的一次失误，导致儿子丹尼尔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视力造成永久性伤害。由于承担不起丹尼尔高昂的治疗费用，一家人从伦敦搬回塞缪尔的老家。
对孩子的亏欠彻底击溃了塞缪尔，他主动承担了照顾孩子与家务劳动。这些变故导致他的事业走向终结，出现了心理障碍。
反观妻子桑德拉的成功，让塞缪尔心生怨怼：是妻子抢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写作灵感，抢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时间，而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完美受害者。
但妻子桑德拉并不接受丈夫的指控。
她并非铁板一块。她会安抚丈夫的情绪，她妥协来到丈夫的老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学习说法语，她可以在任何地方继续工作，并且取得优异的成果。
而丈夫不去学校教书、写不出畅销书、回归家庭照顾儿子——这是成年人塞缪尔自己的选择。
桑德拉机智地躲开了扣在头上的帽子，年过四十却仍然毫无成就的丈夫，想要找的第一个替罪羊就是自己成功的妻子。
“你在抱怨你自己选择的生活，你不是受害者，完全不是。你用你自以为是的慷慨掩盖着你内心更肮脏卑鄙的东西。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野心，还因此怨恨我。但并不是我把你变成现在这样的，我跟这些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而这场面目全非的争吵，被丈夫塞缪尔偷偷录了下来。在他坠亡之后，丑陋而真实的婚姻真相伴随着录音在法庭上播放。这是他在死亡之前，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击。
桑德拉在传统性别视域中，是一个非常“不讨喜”的女人。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段婚姻关系中，桑德拉是那个理性的强者，而塞缪尔变成了感性的、弱势的、感情用事的人——就像千百年来被塑造成“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女性一样，他变成了“阁楼上的疯男人”。
但大众无法接受这样的“反转叙事”，一个“男人情感崩溃选择自杀的弱者”的故事。因为他是男人，他为何会这么脆弱？要么是妻子杀害了他，要么是妻子逼疯了他。
检察官对桑德拉的指控，包括且不限于，她有双性恋倾向，有过肉体出轨的经历，她因为儿子的残疾埋怨丈夫；丈夫的心理医生也站出来指控，是她的情感漠视导致丈夫出现心理问题。而在生前那段争吵的录音里，丈夫更是将她称作一个“冷血的怪物”。
面对这些指控，她没有展现出一丝一毫女性的眼泪和柔弱。
她逻辑清晰，思辨有力：如果今天是自己的心理医生作为证人，也能说出几百页对丈夫不利的指控。没有任何一段婚姻经得起抽丝剥茧的分析。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作为德国人的桑德拉，用英语回应法语的质询，在这片非母语的土地上，她冷静地捍卫着自己的真相。
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形象。对于那些停留在巨婴阶段的人来说，桑德拉的成熟和冷静，让人难以消化，于是顺理成章地指责她是一个过于冷漠无情的妻子。
即便她会照顾丈夫敏感的自尊，即便她会用“我爱你”安抚对方，即便她在丈夫死后，仍然试图挽回对方的形象，不愿意在一开始就公开丈夫服用抗抑郁药的事实。她一边克服阻碍实现成功，一边承受传统女性的负累——像所有女强人一样。
男性的脆弱更加不堪一击。
桑德拉在向法庭自证时，不断强调“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工作”，她坚定而野心勃勃，打破了刻板印象中女性的一切弱点——这正是她的丈夫无法做到的，当一个男人被困在家里的时候，他的脆弱便掠夺了他的一切。这个击溃他的困境，也是千百年来女性需要面对的常态。
桑德拉的律师说出了这部电影的题眼：这个女人的罪过，仅仅是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茹斯汀导演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透露，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有两件非常有趣的事。
第一件，是很多女性告诉她，她们让自己的前男友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她们告诉自己的前男友：“你看完就会明白，当初我为什么和你分手。”
第二件，是观众爱上了那场争吵戏之后的桑德拉。
争吵片段中的桑德拉几乎残酷地拆穿了丈夫脆弱的借口，她的残酷也导致了丈夫最终的万念俱灰的自杀。
导演本身以为，这种对伴侣隔岸观火的冷漠，会让观众对桑德拉产生厌恶。但恰恰相反，更多女性爱上了桑德拉这个角色，她自我、强大、镇定。这让我们近距离观察到，性别处境是后天塑造的产物。
“女性总是待在家里，而男性则走向世界，有时间思考、反省、产生想法，女性则没有这样的时间，因为她们必须操持家务。因此，如果有一个女性角色，她是创作者，她写书，她终于有时间写作，那么这就意味着，受苦的变成了男人。”
茹斯汀无意于呈现完美的女性角色。
在性别运动如火如荼的西方世界，塑造完美女性几乎变成了政治正确的日常打卡任务。但茹斯汀并不想踏入这股潮流。
复杂的、不完美的、不够贤良，往往才是一个角色充满魅力的起点，男性角色可以享受这种复杂，女性角色当然也可以。
演员桑德拉·惠勒说过，“重要的不是她有没有谋杀，而是她从观众、法庭、家人那里得到的心理投射，如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对待和她同样处境的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不是对每个人都特别亲切的女性，那些不是让每个人都感到轻松的女性。”
导演只是站在上帝视角，抛出了一个会撒谎、会出轨、过于强势、语言不通、不干家务活的女性。她需要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女性，在证据链不足的情况下，被扔到一个针对她的法庭上，有多大概率会被判有罪。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不想在叙事中添油加醋。我更感兴趣的是展现女性的复杂处境，而不是把她们当作受害者。”
如果你翻开这些年获奖的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明确的趋势。
性别议题和女性主义，变成了一部电影必须先写的“解”字，也变成了国内观众划分阵营的斧子。
与《坠落的审判》同年上映的另一部电影，也在中文互联网掀起了骂战。豆瓣涌入了大批观众给这部电影打低分，表达对这部电影的愤怒和不满。
让艾玛·斯通二度封后的《可怜的东西》，已经被中国观众骂臭了。
虽然和《坠》相比，两部电影看上去风格迥异，讲的故事也完全不同，但事实上，它们讨论都是同一套东西。
二者的表现方式天差地别。
《坠落的审判》充满了写实风格的变焦镜头，像一部纪录片一样呈现一桩命案。而《可怜的东西》，几乎是黑暗、扭曲、邪典版的《芭比》，是一场畸形诡异的关于性别议题的行为实验。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一个科学怪人捡到了一个自杀的女人，把她腹中孩儿的大脑移植到了女人的头部。于是，一个全新的人诞生了，她叫贝拉，拥有成年女人的身体与一片空白的婴儿大脑。
鲜明敏感的性别议题被抛出来：假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下，诞生了一个未经任何规训的女性，她没有经历任何社会化训练，她不被耻感和礼仪束缚，那么她会如何实现个人成长，如何面对凝视与剥削？
这部电影给出的答案引起一片哗然——贝拉实现成长的路径是“性”。
她在蒙昧期通过用苹果摩擦下体获得了性快感，和风流律师私奔之后，通过纳入式性行为（她称其为furious jump，激烈的跳跃）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来到巴黎之后，她又通过做妓女去认识社会和世界。
影片中大量真实而丑陋的性行为与裸露镜头，让性保守女性主义与性激进女性主义的两派立刻打起来了。
一部分人认为，这部电影披着女性主义的外壳，实际上仍然是服务于男性凝视的色情电影。镜头中充斥着恋童癖以及男性隐秘肮脏的性癖好。
性产业本身就是社会对底层女性的剥削。这其中涉及的暴力、贫穷与疾病，不应该被如此浪漫化理想化书写。
观众不禁怀疑女演员是否存在被剥削的现象。但事实恰恰相反，艾玛·斯通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她在好莱坞的话语权甚至高于导演兰斯莫斯。
另一部分人认为，贝拉毫无耻感的举动以及黑色幽默的发言，是对男权社会的一记耳光。
当风流律师志得意满地炫耀自己的性能力时，贝拉转身就要拉着他再来一次。
律师无奈地表示男性身体是有极限的，贝拉认真地询问他：所以这是男性的生理缺陷吗？
这段对话会让多少人心照不宣地笑出声来。
当律师辱骂她：“做妓女是一个女人能做的最糟糕的事了”，贝拉却在片中大声宣布卖淫的正当性，因为“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生产资料。”
任何在当下社会看来过激、毫无廉耻、毫不自爱的行为，都在宣扬贝拉的主体性。
正是因为她没有被任何礼法、规则、父权制度污染过，所以她无所畏惧——虽然这种孤勇显得过分幼稚单薄。
这部电影的表达，确实有女性主义的部分，甚至能看到与《坠落的审判》呼应的细节。
当律师发现贝拉比一个风流渣男还要无情的时候，情场得意的男性瞬间变成了弱势的一方。他无助地发现，任何父权社会制定的礼法规则都无法审判这个女人。她毫无波澜。
在冒险的旅途中，贝拉开始对知识、哲学和阅读着迷，但当她捧起书本，律师就会愤怒地将她的书本丢向大海，因为她“越读书越不可爱”。
当贝拉随意和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律师那副无法占有贝拉而滑稽暴怒的跳脚样子，正是这部影片想要讽刺的东西。
当然，这些表达和《坠落的审判》相比过于天真，未经雕琢，只是在表层轻轻划下一道浅痕。
其中最突出的硬伤就在最开头：任何一个女性在性启蒙时期，都不会通过一根黄瓜摸索性快感。哪怕去了解一些儿童性行为的基础理论，都不会如此设计情节。
《坠落的审判》和《可怜的东西》看上去南辕北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当下对抗的两种叙事与两种价值观。无穷无尽的唇枪舌战，就是世界正在撕裂的证据。
在无数场令人疲惫的论战中，女权、父权、话语、权力——它们霸占了电影议题的时候，任何一部电影都能轻易吵起来，任何思考都会被划为正反两派。你要么支持A，要么支持B，我要么声援你，要么打倒你。
正如茹斯汀所说，中国观众以她未设想到的热情，争论着关于性别的一切问题。
她或许不知道的是，在东亚这口高压锅里，性别总是锅里最先爆炸的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