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故事吧。
一家AUM近200亿元的VC去年裁了好几个MD，但内部也有一个85后新晋MD。有一次碰到他，我说：“人家都被裁，你反倒升职，是公司里最年轻的MD了吧。”
他试着压抑住连日来的愉悦，表现相当体面，说：“我们那支新成立的专项基金……你知道，我忙了好一阵子。”我了然，看来募资功劳在他。这年头，能募来钱的人，当然该升职。
这让我想到了去年爆火的短视频段子，“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放到这位新晋MD身上，恐怕可以拍出不少版本，可以从拿到这个专项case开始，也可以从结识LP的契机开始，甚至如果拉来的是国资LP，还可以从融资国资话语体系的那一刻开始……
真正的命运不可抵抗，让人没得选，像专项基金找个人LP，现在你只能找能投1000万以上的。所以关于命运的段子，看上去充满了宿命，实际是因果，背后是人在关键节点的选择。
我最近陆续见了一些投资人，人民币、美元（基金）都有，大多数都对前路相当迷茫，可还是陆续作出了选择，苟着、跳槽、去企业、创业、干点副业……比如，某PE的MD找到一位猎头朋友，一来想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职位可去，二来问问有没有什么项目可参与，多个收入来源。
近期以类似目的找到这位猎头的投资人，数量不少，大家纷纷选择与猎头交流职业发展、打听机会、勾兑资源、发展副业。万年的“乙方”现在成了“香饽饽”，这到底是慌不择路，还是事出有因？猎头对这些找上门来的前“甲方”，又是个什么观感？双方捏合在一起，能成事儿吗？我挺好奇。
一、40岁的美元投资人
Allen在金融领域做高管猎头多年，自己也做投资，年底有不少40岁左右的美元基金投资人找Allen聊聊机会，尤其是想去企业，要是换工作不成，就看看有什么项目可做。
“核心一定是想让我帮他解决工作的问题，他感兴趣的机会能不能容得下他，能不能开出这么多钱，同时这个公司够不够稳、够不够大，他到底未来想做什么样的事。这些条件都不满足的基础上，大家可能会聊些发散点，就是攒一攒资源，你有什么，我有什么，一起能做点什么。”
所以找Allen的投资人画像大致是，40岁左右、美元投资人、职业危机。后两项无需赘述，40岁这个数，有点意思，我想展开说说，还是先举两个例子。
某AUM超300亿元的VC正打算裁员降薪，该机构某90后投资人信誓旦旦和我说，降薪他第一个同意，毕竟去年也没干啥正经事，项目一个都没投出去，工酬不对等，他拿钱还觉得愧对，誓要与公司共渡时艰，十分厚道。
我又有个95后朋友，之前在CVC和美元基金都做过投资，但没碰到市场好的时候。他第一次出来创业时，本来某VC答应投他种子轮，结果钱没到位，说好的种子基金打了水漂，而团队成员都从原公司辞职了，只能拿自己的积蓄硬上，运营了几个月，还是以散伙告终。目前他又在第二个项目创业过程中。
从个体里找共性，做投资，35岁以下还算年轻，等得起，未来还长，更理想化，愿意承担责任，积累为主，只要没有不可抗力，追求机会没那么迫切；稍微有点经验和资源的，包袱也不重，冲劲儿大，敢赌敢干，还能博出个未来。
反倒是40左右的中年投资人，大多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叠加在那是真焦虑，房贷、教育、社交，种种体面生活，求稳的想着跳槽到企业，再有点心气儿的，选择搞搞副业再折腾一把，这年纪，职业理想不能说没有，毕竟他们离退休还远，但搞钱是第一位的。
我身边就听说过，有80后IR在PE做事，又跟朋友合伙投了3D打印公司，没多久他那小笔投资就全亏进去了。后来他也离开那家机构，进了企业当CIO，没之前压力那么大，生活也看似更稳定。
但你说他还想不想继续搞点其他事情呢？我觉得是想的。
Allen告诉我，从机构跳到企业，薪资下降幅度大致是原来打7、8折，有些甚至要打5折。我听后相当理解，去企业就相当于买了个高分红的绩优股，图的是未来相对稳定的现金流，难免牺牲一些现在的估值。
二、企业不好呆
可问题是，不管当CSO还是CIO，匹配他们薪资的企业总归不多，岗位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更大的现实是，运营逻辑、组织架构、日常管理……企业跟机构有太多不一样，还有可能遭遇到企业的“系统性偏见”。
比如一位70后某公司合伙人，由于常和美元投资人打交道，就对我表示，“投资人这几年都是假装在忙，假装在出差，再过个一两年就装不下去了。”
我听后不可置否，“假装干活”或许是现实指控，但话语的优越感相当强烈，这让我感到不适，也许我自己也是行业生态的一部分，因而总是对投资人报以最大程度的共情。这时候不选择让自己忙一些，难道还要原地辞职？
就算进了企业，能否适应又是关键。这位合伙人认为，投资人不仅心气高，从机构进大型企业也不一定能适应。“比如公司内部有政治斗争，在派系林立的背景下，你怎么委婉地去处理这些关系，怎么分别人的蛋糕，又怎么帮企业去做落地。”
从猎头的角度看，这位合伙人的观点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尤其是当下硬科技的背景下，“美元基金出来的人，其实手里的资源很单一，往往只有金融资源，而没有产业资源。这些只有机构经验的人进到企业后有时很难证明他的价值，老板也会觉得请这些人不值。”
所以不要再对国资LP的“既要、又要、还要”有什么抵抗心理，对于市场化的企业来说，以后这也是基操。一位猎头谈起投资人进企业这个话题，打开话匣子就像机关枪一样，描述起他的担忧。
“你要进企业，首先就是看你能带来什么价值。比如公司融不上来钱，你去就能找来钱吗？你怎么帮它整合资源？公司业务发展到了瓶颈，你能帮它解决问题吗？你能把供应链成本压下来吗？你能从企业的战略角度出发，做战略协同吗？现实往往是，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只能交给天定，因为现在大家手里资源都很紧，不会轻易给谁。”
从老板角度看，请投资人的成本不低，“最少年薪150万打底还要加杂七杂八的钱，如果来了半年融钱融不到，项目又落不下来，就很难继续留下来。老板都怕招来的人没有用，所以特别强调企业经验，这是冲淡风险的一种方式。”
“企业招人的话，永远是企业经验先行，有肯定比没有好，” Allen说，“大部分企业招投资人，要求对方最好有过一年以上的 in-house经验”，省去试错磨合的过程，如果再有成功的融资或产业落地经验，会更贴合企业的实际需求。
“最怕的就是所谓大型机构出来的，你不便宜，又好高骛远，还做不了落地。”
三、跳不了槽，能搞什么副业？
因此，真正能跳槽去大型公司的投资人，多半有企业经验。跳不了槽，创业或搞搞副业也就成了很多投资人的选择。
副业之一，就包括投资一些小项目，例如上文提到的3D打印公司，投资金从数万到百万上下，平常也几乎不参与管理运营，多数是想利用自己的资源进行快速变现。而接触了这么多来搞副业的投资人，Allen认为，尤其是美元基金或双币基金的投资人，靠谱的副业还是利用现有资源，在金融、资本市场寻找机会。
另外，Allen相当不看好年轻投资人创业，“有不少更年轻的投资人辞职攒了局，几个朋友在一起创业，做了一半发现订单不够，营收不够，就只能散了，又都出来找机会了，还要嘴硬说自己不缺钱。”
《风险投资史》中总结，风险投资在地理和心理上都聚在一起，所以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网，一个公开质疑狂热市场的投资人，被认为是在破坏他人的派对。
但当过去二十年屡试不爽的定式，在几年间蓦然失效，主动戳破泡沫，把派对掀翻的人不在少数，就连甲、乙方的地位都在短时间翻转了，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他们找我，就是因为他手里的资源，不足够支持他往下一步走，所以才想看看我手里有什么机会，对吧？有枣没枣打一竿子，万一有合适的，”Allen说，“比如一些中小型公司有投资并购需求，但不适合花钱请高管的，这类咨询其实他们可以帮上忙，类似于项目制。”
但前提得有这些交易需求才行，吊诡的地方在于，市场景气的时候，投资人相信职业成长性，也没精力和时间去赚外快。现在市场下行，没那么多交易了，投资人闲下来想搞副业，却也没那么容易了。
但不管如何，我目力所及，大家还没放弃，还在求生。所以，回到开头的话题。也许在我接触的这几位猎头或者企业合伙人的眼中，由于过去的路径依赖，导致投资人，尤其是美元基金投资人的处境多有尴尬，但他们在关键节点的选择，其实仍然隐含着希望。
面对现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当下所有仍未放弃期望的人的共同选择，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面对虚拟世界虽然有挣扎有不舍，但还是选择了红色药丸入口，干就对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四十条资本 （ID：DsstCapital），作者：竺晶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