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全球性问题中，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地的社区和生计构成了威胁。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当地时间2024年2月16日至18日在德国举行。2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以气候变化为主题，与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举办正式官方边会。本次会议以“中国、欧洲和美国：大国政治时代的气候合作”（ “Chin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limate Cooperation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为主题，邀请了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政策顾问和领域专家，各位参会嘉宾围绕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政策变化、中欧美国内的绿色转型议程、世界三大经济体三边气候合作、全球气候治理不力带来的安全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凤凰大参考》摘录了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牛津大学布拉瓦里克政府学院院长林奈莉（Ngaire WOODS）的观点，他们围绕气候合作的必要性和如何推动气候问题解决两个话题进行了精彩阐述，现将其编译整理，以飨读者。
编译丨宋东泽 尹杨
气候合作的必要性：探索“气候相互确保摧毁”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政治学教授
气候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领域之一，我一直予以关注。但气候不是我的主要关切，我的重点是地缘政治，我要表达以下几个观点。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政治学教授。（中）
首先，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解决后，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世界将会以核战争告终，并导致数亿人死亡。这让肯尼迪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吗？因此，在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中——也就是在他被暗杀的五个月前，他谈到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制定的路线——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即在冷战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无论如何，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不得不集中精力“建立一个安全的多样性世界”（“building a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
我认为，在多样性成为当前讨论的话题之前，肯尼迪对多样性的理解是，多样性如同我们的世界存在良好的秩序，但这个良好秩序中也会存在邪恶帝国一样。如果我们不保持这种多样性，而做出另一种选择，那结果会是爆发核战争，而我们人类在核战争中将会被摧毁，这个事实将是所有人都不可接受的。最终，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他的著名声明中抓住了这一点的核心：核战争不可能会有赢家，因为到最后，国家将会被摧毁，因此永远不能打核战争。
▎ 古巴导弹危机揭示了核战争的危险性。美国总统里根在描述确保相互毁灭的逻辑时说，“核战争没有赢家，也不应该发生”，里根和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发表联合声明时也有相关表述。
我们所理解的“MAD”（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意味着里根是对的。双方都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寻找合作的方式，哪怕内心深处都想埋葬对方。所以我认为，如果在这种背景下看待中美竞争，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核领域的相互确保摧毁。但我的主要观点是：我一直在探索另一个想法，它可以被称为“气候MAD”（Climate MAD），即“气候相互确保摧毁”（climate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 广岛核爆炸后的情形。“相互确保摧毁”（MAD）代表了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通常被称为“核平衡”或“核威慑”。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长期处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在MAD的场景中，如果一个国家发动核攻击，另一个国家将以核反击作出回应，这会导致双方都面临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被迫投入大量资源以确保其在任何时候都能毁灭对手。此外，任何一方都不具备抵御对方核导弹的能力。由于对相互保证毁灭的担忧，国家更倾向于寻求和平解决冲突，而不是冒险发动核战争。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小的气候中，这是一个封闭的生物圈，每种温室气体都会进入同一个生物圈。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本身，都可能在几十年内使整个生物圈变得不适合我们所有人生存。因此，为了生存，这需要本国找到一种方法来限制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并说服他国，与他国合作，让他国也找到一种方法来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对人民和国家来说，生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机。事实上，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因素，美国和中国也已经找到了合作的方式，这是真正具有激励性的现实。在《巴黎协定》之前达成的中美协议成为了《巴黎协定》（Paris Accord）的重要基础。甚至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正如在第28届缔约方会议（COP28）上所看到的，美国和中国一直在合作。这是第一点。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多次公开讲话中谈及气候问题与中美合作，他认为，作为封闭生物圈的居民，我们面临着一种类似于“气候相互确保摧毁”的现状。中美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之中只要有一个国家持续排放温室气体，就会让全球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不再适宜生存。因此，双方需要找寻共同生存的路径，否则就是共同毁灭。对于双方来说，拥有强劲的对手对于形成合作、共存甚至是伙伴关系而言是必要的，艾莉森认为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第二，我被认为是一种气候怀疑论者——至少在哈佛德尔菲中心（Delphi Center）和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是这样，因为我试图提出一些不方便回答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这是我所相信的，我也希望有人能说服我：我认为，除非技术进步能够满足人们余生所必需的能源需求，否则真的没有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告诉人们要“勒紧裤腰带”，而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好消息是，现在能源技术发展非常迅速，而中国处于这方面的最前沿。因此，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绿色能源技术，中国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我去年或前年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美国的绿色未来是红色的”（ “America's Green Future is Red”）。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所有绿色技术中，中国占比70%。中国不仅主导着产品和供应链，而且以其他市场一半的价格生产产品。正如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最近在一月份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所说，这就是他必然受限的地方——他目前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动汽车公司，但他发现来自中国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除非没有保护主义，否则比亚迪和其他中国竞争对手将排挤世界上所有其他汽车公司。由于汽车公司在美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德国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最终将成为中美间产生摩擦的领域。
▎针对美欧对中国汽车产业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指出，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汽车产业链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每出口3辆汽车就有1辆是电动汽车，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正如王毅外长指出，有关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把正常的贸易往来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推动气候问题的讨论：政府要做得更少、做得更好
牛津大学布拉瓦里克政府学院院长
林奈莉（Ngaire WOODS）
作为政府学院的院长，令我震惊的是，大多数关于气候的讨论都围绕政府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为政府责任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事项。另一方面，任何在民选政府任职的人都知道他们可能只能实现其中的一两件事，而且它们的优先顺序将非常明确。因此，也许我们应该要求政府在气候问题上做得更少、做得更好。
▎林奈莉（Ngaire WOODS），牛津大学布拉瓦里克政府学院院长。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担任一家重要矿产金属开采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迫使我在两件事上改变了主意。一是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等都在呼吁这些公司剥离煤炭资产。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公司有能力使用资产负债表等方式，使其所持的煤炭资产的利用更加绿色和清洁，把它们卖给那些继续以肮脏粗放的方式管理这些资产的人，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的气候目标。
▎ 在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下，大型企业很可能会选择将自身业务链中高能耗的部分外包，转嫁节能成本，塑造绿色生产的虚假形象的同时获得更多碳排放权以及政策优待，再进入二级市场高价倒卖碳排放权。因为大型企业有能力却不愿承担节能减排造成的生产升级成本，外包的企业只会用更加粗放的方式经营、撕破这层表象，这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碳排放反而变得更多。
第二，我反思政府需要采取哪些行动，去动员这些公司将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十亿美元用于气候投资。各国政府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例如试图促进投资和融资。当你站在企业一方时，你会惊讶地发现，选举产生的政府创造了大约50个不同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大约每六个月或一年就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进行大规模投资。
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政府需要做得更少、且做得更好。政府必须稳定，这需要依靠党派合作；必须有不会被轻易改变的系列目标，只有这样才可以调动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十亿美元。我认为这是积极的，这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第二个观点是加强合作。在一些关于气候合作的讨论中，人们希望气候合作能够外溢并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对气候合作的期望太高了，另外期望几乎所有需要采取的气候行动都依靠合作的观点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这实际上需要我们回想，解决问题中的集体行动部分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合作是什么，然后对气候合作采取更多的主权保护方式，这实际上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上述观点有待进一步探究，但我认为，至少这些讨论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