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毯先生》的许多特点，尤其让它在春节档显得格格不入的那部分，在它最初的创作动机诞生时就已经被决定了：这是一部为刘德华主演而定制的电影。二十年前刘德华成立新公司映艺娱乐，启动“亚洲新星导计划”，一口气资助了六部华语地区低成本文艺电影，大部分口碑尚可，但票房上有较好回报的只有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二人就此结缘，也口头上达成了将来“合作一部戏”的共识。
但时机一直难以出现。
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开始，宁浩以其“疯狂三部曲”为创作主线，一直延续他标志性的现实风格——通常是以乡土或者城乡结合地区为背景的（而非大都市的），质感聒噪、激烈的（而非优雅文静的），戏剧冲突外显、强烈的（而非内敛收缩的）。
这既和他被卷在高速资本化的电影业之中，需要持续背负的商业稳定性有关；也和这个时期，也即21世纪初到201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光怪陆离，过程中小人物的矛盾、挣扎和发生在他们生活里的天然戏剧性。
出生于太原重工业工厂大院的宁浩对这样的题材和叙事有着天然的敏感。这个时期宁浩电影中的现实锚点是高歌猛进之中的被落下的人，他们有着未能顺利充分实现的自我，急切需要通过种种合法或违法的方式，在宏伟歌声无法覆盖的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
而在这样的故事中，刘德华新世纪以来积极、优雅的都市精英中产荧幕形象，实在难以契合。
时机一直要等到2020年疫情发生前后才开始成熟。美学上的背景是一个阶段的城市化已经充分完成，中国社会的都市面貌之象征性已经完全压过了乡土；宁浩还从线上到线下的大众媒体中观察到一种“中国式现代化”都市审美正在形成——“现在小红书上的照片都是大偏光，带着点数字感和科技感，不是以前说的要立体、要空间感”（《宁浩：我想和你坐下谈谈》关雅荻播客）。
主题的背景则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过去三四年以来萦绕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存在主义困境：外部环境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我们原先以为自己与世界之间已经建立起的、坚不可摧的联系被无情解构，大多数人都在面对重新探索自我、重新理解自己和世界关系的问题。我们生活中的荒诞当然依然存在，甚至更强烈了，但埋藏到了高楼大厦和万物互联之下，需要经过层层盘剥、切换到了更细致微观的层面上才能看见。
对于宁浩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德华这样一个“可疑的完美形象”，才变得可用且写实了。
《红毯先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演员刘伟驰（刘德华饰），尽管已经称得上功成名就、收获良多，但对自己没有得到国际大奖的认可耿耿于怀。为了寻求奖项突破，他决定“走出舒适区”去拍摄一部农村题材电影。
然而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以“D站”为代表的短视频生态有着全新的创作和传播方法，全然不同于他所熟识的电影行业；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舆论传播难以预测和控制，电影制作过程中对动物的伤害引起了轩然大波；行业中的年轻女性已经不再愿意为了和他这样的巨星缔结关系而让渡自己的尊严；人们对以勤勉、专业这样的价值作为唯一重要的工作伦理这件事，持着深深的怀疑……这些不断和刘伟驰身上的旧式价值观发生着冲突。
最后，电影没有拍成，过去辛苦建立的正面形象也被摧毁，身边人一个接一个离去。他这才意识到，问题大概出在他过分膨胀的自我、对身边人和事的漠视之中。
事实上，如果抛去对“春节档合家欢”的预期，在今天观看《红毯先生》的感受可以说相当流畅。在大城市新兴行业工作、近年面对剧烈变化的人们，大概很容易就能代入刘伟驰的视角当中，理解他在这些变化前深感不解的困惑神情——就算不是我们自己，这种神情肯定也在我们身边朋友、前辈身上出现过。
刘伟驰实际上仍像过去那样做事、做人，但世界拒绝给予他过去那样的奖励。在经济下行、技术变革和议题迭代的夹击之中，他那过分自我的性格，终于暴露出致命的缺陷，继而引发了这场生活大爆雷。某程度上他是今天最常见的“滑落”案例——那些曾在过去取得一些成功，但在世界巨变之后仍不假思索地、以旧方法面对新世界的人们。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影片虽然以刘德华的形象为原型出发建构，实际上也承载着宁浩的反思——对于他作为一个获得过巨大成就的著名导演，在电影行业面对巨大冲击时的迷惘、在职业生涯新阶段该面向什么创作的困惑；也对于他作为一个中年男性成功者面对新的舆论环境、新的公共议题时所感到的道德焦虑。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红毯先生》称得上一部还不错的、有足够层次的都市轻喜剧电影。至于其春节档的冷遇，实际上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个档期中，观众期待的，就算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合家欢爆笑喜剧”，至少也应该是一部故事简单直观、情绪指向明确的强类型化电影。《红毯先生》毫无疑问不是。它更适合的，也许是那些返乡过年的大城市漂泊青年，在逃离繁重不堪的节庆仪式和聚会后，独自走进电影院“透透气”。
而我对电影的核心介怀，大概在于，在宁浩笔下，冲击到刘伟驰的新世界是完全无序的、混乱的，似乎难以找到积极的面向。
例如，影片中影射的短视频生态，创作态度似乎是“认真”的对立面，编导头脑简单地认为“liaoliaoliao”比“666”酷得多；社交网络上，人们因为电影制作中一匹马摔倒在地，而愤慨地抵制一部电影甚至cancel了刘伟驰，这个关键情节本身似乎显得不太真实（实际上这更像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事情，在这个维度上我理解一些观众觉得影片对《方形》《主竞赛》等同样讲述文化行业的欧洲电影存在借鉴），而影片中对网上人们关心马儿时的发言和姿态也有些丑化，似乎更强调社交媒体上的无脑从众，而不是人们关注电影制作流程时正义的道德感等。
这些让我难以判断，在宁浩的眼中，所谓“新世界”到底是不是一个仍有希望的世界，还是全无积极价值的混乱和失序？在他眼中，究竟是刘伟驰膨胀的自我更可笑，还是这个旧秩序瓦解后的新世界更可笑？我有点找不准讽刺的锚点。当然可以以一句“都很可笑”来回应，但这使得影片像是做了很多描述，却没有提出独特的问题。
宁浩实际上也有办法规避掉我以上的所有质疑——他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过，影片是全然以刘伟驰视角中的世界，而非“全视角式”的电影。新世界所展现出的混乱和一无是处，可以被解释为刘伟驰本人的偏执和落伍，不代表宁浩的作者视角。他也在很多采访中都提到，面对这些纷乱，电影只想表现出来，而不是“给出答案”式的说教——但这有时候也是没有足够勇气给出鲜明指向的创作者们常常使用的方便借口。
换句话说，我认为在《红毯先生》的创作中，宁浩还是有点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
就连宁浩本人出镜饰演的角色“林浩”导演，在影片中都算是最正面的角色。影片中，从资方到主创到经纪团队，都有着非常可笑的面目，给人一种“草台班子”的感觉；而林浩实际上是当中最理性和果断的一个。
他多次用老中式的旁敲侧击提醒刘伟驰应该做什么事，推动影片的拍摄和剧组的工作。而在全片高潮，也就是电影拍摄现场，投资方对主创无理介入时，正是林浩转过头来，果断地对剧组说出那句“听资方的，我们还能比资方懂电影吗？”才引发了片场的大乱斗。在这个桥段中，林浩也许无法果断地拒绝投资方不合理的需求，但他作为导演，又可以使用独有的权力让资方挨打、受伤。
于是，整体的感受是，《红毯先生》描绘了一种新旧秩序（技术的、行业的、社会精神面貌的）交接时的纷乱，但宁浩把自己从这一切的纷乱中摘了出来。他成为了那个冷眼看纷乱发生的，有主动性的那个，而非被裹挟其中的被动者，然后把这一切归结为“人类无法沟通”（他认为影片的主题是沟通）的问题——但刘伟驰和林浩究竟又为积极沟通作出过什么努力呢？在我看来，这使得影片也许可以称得上有着一定反思和真诚，但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勇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ID：northpark2018），作者：木村拓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