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林大学一男生恶作剧，抽走一女生的凳子，致使其摔倒后肋骨断裂。事后，加害者拒绝赔偿医药费、护理费，学校也只想息事宁人，劝受害女生原谅加害者。
到这一步，还算是国内常态，接下来的转折才离谱：当这位女生坚持维权立案时，其父反倒责怪她是想敲诈对方，“你这样就毁了人家一生”，外婆甚至说：“为啥人家只把你的凳子抽走而不抽别人的凳子？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才让人家这样做？”
在校方出面协商赔偿后，双方现已达成和解，在此期间，这位坚决维权的受害女生一直被家人谩骂，现已被父母断绝关系，“自愿退学”。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着实让人震惊不解，以至于有人怀疑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没有披露，不然难以解释女生家长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反应——这到底是谁的父母？要说“帮理不帮亲”，这又算什么“理”？
为什么这一事件中倒是受害者被家人责怪？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受害者有罪论，之所以能理直气壮问出“为什么他不欺负别人欺负你”，潜台词是：“大环境没有错，你之所以得到这样的遭遇，最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这种“受害者有罪论”，在中国社会向来盛行，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都有这样一层意思：区分谁加害、谁受害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什么事，必然都不是好东西——如果你是好人，为什么这事会找上你？
吊诡之处就在这里：这原本是假定“只要我在道德上做到无可挑剔，就不会惹事上身”；然而在现实中，往往倒是受害者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有时甚至是更多的污名，而这样的结果当然是非正义的、有违道德的。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传统思路其实属于“基本归因错误”，也就是说，在描述和解释人们的行为动机时，倾向于高估个体性格、品格因素的重要性。
《社会性动物》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这种归因错误会影响家庭内部的关系与互动：
如果你的伴侣做了一些没有头脑的事情，你可能进行性格归因（“我的伴侣是个不体贴的懒汉，我们需要分手”）或情境归因（“我的伴侣一定是在工作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一个假期”）。猜想一下哪一种归因会带来幸福的伴侣关系？
这确实是中国家庭特别容易踏入的一个思维陷阱，太多父母都自以为了解自家孩子，很容易从品德上严格要求，但不会跳出来去考虑对方的处境有多难。
他们恐怕更难意识到，有时恰是自己的这种想法，将孩子导向了不幸。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事件中的女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平常在家就被PUA，有一张“好欺负”的脸，所以才会被欺负——这倒是不无可能，但顺着这个逻辑一想，你就会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当下的结果，其实父母就是最早的加害者。
平心而论，原先那种想法，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可言，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成立是需要一系列社会前提的，但到了当下这个时代，那些前提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
“只要我道德无暇，就不会惹事上身”，这一信念的前提是有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里，个人品德就是一张证明，确实常常倒也能远离是非，因为就连“坏人”也知道，惹这样的“好人”是会被群体制裁的。
然而，到了陌生人社会，你得到什么遭遇，和个人品德已经很难建立起关联，而原本“说理”的制约机制已宣告逐渐瓦解。此时如果法律不能主持正义，建立起新的秩序，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出现一个丛林社会：你之所以被欺负，只是因为你看上去好欺负而已。
可想而知，在这新旧交替之际，像女性这样的弱势群体会腹背受敌：她们被视为“好欺负”的对象，但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却又要求她们反躬自省，归罪于自己。
我一位女性朋友日前谈到一件小事：
今天在电影院开场时被人踩了脚，当时对方没道歉，我也懒得理论，怕影响小孩儿观影状态。结果散场时，她居然又踩了我。我叫住她，说请你给我道歉，把开场那个也补了。
回家路上，我又提起这件事。结果配偶说：这有啥好说的，躲开不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啥？再说了，是你没把脚往回缩，不应该先反思自己么？……所以，为什么我在家懒得说话，呵呵。
在西安地铁事件之后，一位当地朋友震惊地发现，她周围的亲友大多对那位女性的遭遇无动于衷，连女性也未必就能体谅女性，甚至反过来指责“是那女的不对”，因为“当时保安叫她下车，她乖乖配合就没后面那些事了，更不会拉扯中衣不蔽体”。
这是一种保守社会秩序下弱者的生存之道：抗争没用，早就默认外部环境是改变不了的，只能尽可能自己躲开，有时甚至默认那是不合理、不讲理的，但仍然以一种“我是好人，与世无争”的心态自我催眠，满足于精神胜利法，用对内的道德修行取代了对外的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当人们不去设法质疑、改变既定的秩序和结构，只一味要求弱者“反思自己”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结果就是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应有的罪感，而那些强横者反倒可以没事人一样逍遥。诡异的是，都想当“好人”，最终却是“坏人”横行而无人阻止。
由此想起近年来的一些流行语，诸如“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他人”，“少问自己为什么，多问别人凭什么”，虽然还需要用这种话来为自己打气的，生活中其实往往并不善于“指责他人”，但这确实表明一种社会心态的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之下，过度自我反思的结果，极有可能是自我屈抑，被人利用。
一些女性在遭遇性骚扰时，如果父母价值观很传统，第一反应很可能不是去支持她，反倒指责她穿着暴露，招惹了事端。可想而知，这只会让女孩子更不敢舒展自身，但她的谨小慎微却可能被视为“软弱可欺”，招惹来更多是非，这会给她带来巨大的困扰。
要摆脱这种困境，捍卫自身的权利，首先就要摆脱这种罪感意识。事实上，有研究证实，敢于穿着张扬的女性，反而更安全，因为这会给潜在的侵犯者一种“不好惹”的信号。
更进一步说，那种传统的“受害者有罪论”倾向实际上阻碍了问题的解决，潜在地影响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的看法，因为这样一来，你就会很自然觉得很多社会问题并不存在，有问题的只是你（“失业是你自己不够优秀，怎么别人没被裁？你再努力一点，就能找到工作”）。由此，真正的问题本身就被免责乃至视而不见了。
到头来，该反思的没反思，倒是不该反思的人默默承担、消化了难以下咽的痛苦，而这又反过来巩固了那个不合理的结构。反思当然很重要，我也一贯强调，但我所主张的反思，主要指向的是结构本身——在结构改变之前，指责受害者是没有意义的。
“受害者有罪论”要求受害者自我反思，但如果我们希望不合理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应当反思的，恰恰是这种“受害者有罪论”本身。在一个个体逐渐觉醒的时代，对这一论调有必要加以彻底的批判。
虽然“少问自己为什么，多问别人凭什么”也未必就触及到了根本，毕竟那通常情况下只是指向另一个个体，仅限于对他人越界行为的反击，不过，能划下自己权利边界，确立自主权，这就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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