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亮亮、丽君夫妇，在接连遭受挫败、宣称要回老家之后，峰回路转，没几天忽然又说要留下来，准备在郑州创业了。消息一出，公众的反应似乎并不是为他们感到高兴，而是普遍的失望，因为太多人都怀疑，这么戏剧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时来运转，甚至都谈不上是自觉自愿，而只不过是被“招安”了。
这很有可能——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想想看，这对小夫妻三年来的种种经历，早已成了普通年轻打工人在大城市（尤其是郑州）安家梦想破灭的代言人，如果郑州没为此做点什么，那才太奇怪了。
不难想见，让他们表态“留下来创业”，当然是一波“正能量”——这才符合“郑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郑州更有为”的调性。如果这是年轻人自觉也想要的，那当然不坏，问题只是做得太迟、太少，更未必是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做法。
对他们“留下来创业”的选择，有的人认为那也算是这对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不然还能怎么办？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据说都没有公司敢要他们，回河南灵宝老家难道就能更好？
当然，这一表态肯定是对他们原先形象和人品的一次消耗，难免丧失一些支持者，但他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没错，那或许是招安，但如果你不接受，那回老家或许还有麻烦等着你。
话是这么说，即便意识到这些，很多人仍然感到失望。那种失望是基于难以言明的期望落空：本来你同情的基础，是因为代入他们的处境，以为他们是自己一样为生活挣扎的普通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成了合作者。
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他们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在给人的观感如此，这无疑是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消耗——尽管你也可以说，本来这形象放着也难以变现，留在郑州创业，总好过回乡去带货卖农产品。然而，不论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你是无法像以前那样共情他们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转变，看起来与其说像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倒不如说更像是他们网上形象的终结——这种终结伴随着相应舆论话题的退潮，倒像是一次自我形象上的自杀，而这，恐怕正是郑州官方想要看到的：他们已经被“无害化处理”了。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他们别无选择，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如此：很多人挖出他们之前的一些言论，判定他们原本就是粉红，认为他们迄今为止的遭遇，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身认知的必然后果，甚至他们买到烂尾楼也是活该。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值得同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动机可疑，“即便他们要钱的理由合理合法，但方式方法的确很不妥”，有的人进而怀疑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人的同情心，博流量赚眼球，别有用心。当然，还有人觉得他们既然那么惨，为什么还能用那么好的手机。
这是在国内的舆论场上不时可以看到的一幕：一方面，公众同情在这类事件中特别重要，往往充当着引爆剂的作用；但另一面，这种同情却又是极为脆弱的，人们对同情设定了苛刻的条件，有时左中右不同立场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拒绝给予当事人同情。
这就是“完美受害人”的悖论：要让人能代入他们的处境，即便不必然是在道德上无可挑剔，至少也要符合旁观者的道德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人们的同情心。
然而，到了社会价值立场逐渐多元化的时代，要得到不同人在这一意义上的同情，事实上是越来越难了。其结果，人们往往只能同情那些和自己价值基底一致的人，而倾向于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异己者的遭遇都是活该——毕竟这既不用调整自我，还能让自己感觉好多了。
虽然此前亮亮、丽君这对小夫妻确实得到了大量公众同情，但这一事件的重点却不在此。我的意思是，关键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眼里有光”到“眼中有泪”才获得被同情的资格，而是他们作为遵守购房契约的普通人，就理应能得到那些基本权利——例如，在要回自己应得的2万元时不至于挨打。
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是否得到帮助，也不应该与其身份、道德、政治立场等“资格”挂钩。虽然我也知道这在情感上可能很难做到，有时甚至容易产生一种受背叛的感觉，但援助者最好想清楚这一点。
我刚进大学不久，曾和一位同学谈起过这个问题。那时我原本以为自己出身乡下，对生活的艰辛已经算得有所体会，但和他谈过后才知道，他老家乡下的贫困生活，是我难以想象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海边，他感叹说：“有时候，真的是人穷志短。”我有几分吃惊，因为在我印象中，他从未被生活所压垮，便说：“‘人穷气短’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说‘志短’呢？”他说：“不，就是‘志短’。你还不知道真正的贫穷意味着什么。”
他望着大海，对我说：“贫穷是腐蚀性的。我从小在乡下看到了太多黑暗的事，你会发现，一个人在穷困之际会不顾道德，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甚至道德对他们都是奢侈。穷人未必就是好人。但如果哪天我有余力，我还是想去帮助那些穷人，没有人天生就活该过那样的生活。”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