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网上认识的安萍。当时她在豆瓣发帖分享自己的经历，标题是“职高（中专）毕业五年，现年收入18w”。帖子里写，她出身不好，学历不高，她的父母无法为她的未来提供任何一点帮助，她在姐姐的照料下长大。从13岁到18岁，读书的每个暑假她都在打工，其间被同学嘲笑过，被客人嫌弃过。“不过那又怎样呢？所有杀不死我们的东西，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在那个并不活跃的小组里，帖子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关注，有六百多人点赞，四百人收藏。高赞评论说，“人人都慕强，慕的是自强不息的强。”安萍能打动这么多人，大概是因为人们知道她打的是一次多么艰难的“逆袭”战。
原本我找到安萍，是想了解这场“逆袭”背后的故事——作为一个中专毕业的00后，她是如何用五年的时间一步步在大学生遍地的职场里立足的。聊了几次后，我发现所谓的“职场爽文”，其背后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试图摆脱强大代际惯性的一次次尝试，是一个普通女孩的独立之路。
可以说，“出走”是安萍至今为止二十三年的人生中一个重要主题。
第一次出走，是初中在镇上做暑假工，这让她逃离了父母每日的打压和咆哮；第二次出走，是她选了远离镇子的中专，去到城里见到了那种有博物馆的“世面”；第三次，她离开福建去了川渝，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得以立足的工作，摆脱了“小渔村”的生活。
安萍的父母是四川广安人，农民出身，为谋生存他们早早背井离乡，落脚在福建晋江的一个“小渔村”。这个小渔村，准确点说是个工业强镇。小镇沿海，隔海与中国台湾相望。这里纺织业发达，遍地工厂、生意人和打工仔。
安萍就生于斯，长于斯。安萍有两个姐姐，她们分别出生于1996年和1997年。用社会学和人口统计学的术语，三姐妹是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也是“流动人口二代”。在这个海边的工业小镇里，有许多跟三姐妹一样的年轻人。
姐妹三个在简陋且逼仄的违建房里长大，大姐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去昆明打工；二姐初二辍学，在镇上做了两年工厂女工；“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安萍也没读成高中，初中毕业后选了一家中专“混日子，等成年”。
“等成年“的前十八年，安萍不怎么拥有童年。折磨着幼小的安萍的，除了剪不完的线头，洗不完的衣服，刷不完的碗，还有母亲突如其来的咆哮。
安萍说，“一辈子”她都在父母的打压下成长，从来没有听过一句好听的话。也许是因为母女间那种难以言说的联结，也许是父亲更为“隐形”的缘故，虽然父母同样失职，她始终对母亲更为介怀。至今她都没有母亲的微信。她仍记得，儿童节汇演前，母亲鄙夷地说“你一个疤子脸，还上台表演。”也记得，稍有不如意，母亲大吼着骂她“忘恩负义”、“好吃懒做”，或者扬言要将她赶出家门。她想不出一个跟母亲有关的温情时刻。
从幼年起，安萍就养成了咬指甲的习惯。这是一种典型的焦虑症表现。直到快成年，她的甲床都裸露在外，被啃咬得不规则的小小指甲瑟缩地附着在那里，像是安萍内心的外化。
安萍的指甲
“人小时候多少都会有些不开心，但是如果不开心占比太多，很难不介意原生家庭。”安萍确认自己的处境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她从网上了解到世间确实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从此不再奢求母亲的爱。
在放弃母亲的爱的同时，她也“放弃”了母亲的那种生活。她不想按着父母的轨迹绕圈行进，她不愿过每日要排队上公厕的生活，也不愿进工厂当一个计件女工。她想要离开小渔村，远离母亲，过一种属于自己活法的人生。
安萍“翅膀终于长硬了”，她称之为“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路”。走过贫穷且束缚的童年，在成都的办公室和出租屋之间，她终于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尽管那本该是一种极为基本的自由——她解释为，能为自己做主，有选择的权利，再承受一部分孤独。
就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温饱自立后，安萍接下来也要面临属于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一方面，她被现实的规划和烦扰淹没，要忙着补足学历短板，发愁接下来如何突破职场瓶颈。另一方面，她也在思索自我的意义，她觉得自己不再是谁的附属品，但也算不上什么精英。最后，刚满23岁的安萍得出一个结论——“在什么处境下都不要放弃自己，（以及）原谅自己的普通。”
二、工厂女工的女儿
很黑，很多灰，很吵，是安萍对童年和工厂的印象。
这里是全国有名的内衣小镇。早在2007年，镇上光是内衣相关企业就有300多家，全年生产总值超过40亿元。这是一个比普通县城还要富有的小镇，街上菲律宾和柬埔寨这样的异域面孔也时有出现，这是一个外来人挣钱的地方。
内衣厂里做工的以女性为主，安萍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个。大半辈子，直至今天，她像一只工蚁一样不停地辗转于不同的内衣厂做工。
母亲做的事很简单，就是当一条内裤经过机台裁剪、包边后，会来到她面前，她负责将内裤上多余的线头剪掉，将它放进一个格子里，让散装的内裤完成精美的包装，再打上标签，最后将它们集中送到另一个车间
母亲按件领取酬劳，一件内裤只能挣几厘钱，这就相当于检验1000个内裤她才能赚到几块钱。为了能多挣，三个女儿都被她叫来打过下手。安萍上四年级时，二姐辍学成为一名全职工厂女工，于是她接过了这根给母亲打下手的交接棒。
“工厂黑黑的，一点也不亮。因为做纺织，里面有很多灰，巨多灰，那个灰你看不见，我有鼻炎，吸到鼻子里就很难受。”里面还很吵，缝纫机和机台无休止地作业，嗡嗡嗡，噔噔噔，机器的噪音与阿姨们的聊天声、收音机的新闻播报声混在一起。一片嘈杂里，小小的安萍静静地待在母亲旁边，学着母亲，接过内裤，拿剪刀剪掉上面的须须，打上标签，将打包好的内裤从一个车间推到另一个车间。
她通常周末来，一天至少要干上几小时。有时放学后也会被喊来。从小，她就发现别的小朋友能出去玩，只有她要工作。她不去，母亲就会一直骂她，骂到她招架不住，然后就范。
有一次，母亲做工的工厂是安萍同班同学的父母开的。“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人在他们厂里干活，我小时候的自尊心很强，也有小孩子不成熟的心理”，因此她很抗拒去帮忙。她在屋子里央求母亲别让她去，母亲大骂她好吃懒做，不懂事，忘恩负义。“她一骂，所有人都听得见，我觉得很烦，就去了。”
打下手时，母亲也从未夸过安萍，反而是车间的阿姨们看到后会打趣，说这么小就能帮妈妈挣钞票哟。但她能让母亲多挣多少钱，她从来不知道。母亲“防备心很重”，从来不跟女儿说挣多少钱。
“不（想）去厂里，更多是不想跟她相处。”原来“丢脸”之余，真正的实情是，从小她就不知道如何跟母亲交流，两人共处一室她会感到尴尬，甚至，自然地喊出“妈妈”两个字也很难。
母亲爱抱怨，一点小事就能激起她的怒火。比如她回到家，看到女儿在看电视，就会觉得她过得太轻松，吼她怎么不去做饭；如果饭煮硬了，又会招来她的新一轮咆哮。
她不懂为什么她会如此粗暴。已经上小学了，母亲还是把她拽到院子里洗澡，那是一个相当于小区空地的公共场所。她被褪去衣服，被母亲按着搓，她感到羞耻，但“如果我敢动一下，她直接上手啪一下打到我身上打红的那种，很凶很凶。”
安萍好累。只要听到母亲咆哮，她就会紧张、害怕、不知如何是好，然后她会啃指甲。如果母亲看到她啃，就会“啪”一巴掌打她的手制止她，安萍就更害怕，只敢晚上躲在被子里啃，啃到双手流血。这一“陋习”直到安萍成年后还会偶尔复发，在压力大和失眠的那些夜里，她又会变成那个7岁的小女孩，靠躲在被子里啃噬指甲来缓解内心的恐惧。
安萍回忆，自己是在姐姐的照顾下长大的，是姐姐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原本属于父母的职责。“很小的时候，两个姐姐要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给我开家长会。大姐出去玩，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她会走哪都带着我。我姐吃一块糖看我馋，她会吐给我吃——现在想想有点恶心哈。”而母亲，从来不知道她读哪个班级，班主任是谁，“她对我只有抱怨和发泄。”
直到很久后，通过拼凑的碎片，安萍才大概弄清楚母亲为何会这样。
几年前回四川老家过年，外婆要母亲一起去参加一个亲戚家的宴席，母亲说她不去，外婆毫无预兆地震怒，咆哮道：“只要我还没去世，你就得一辈子听我的。”甚至，母亲只是忘了给外婆从镇上带东西，都会招来外婆无休止的抱怨。
情感暴力和述情障碍以代际的方式在这个家庭传递，母亲无从识别其中的“毒素”，也无力抗拒。安萍觉得母亲“很可怜”，这种“可怜”曾穿插于安萍的成长历程，只是可怜之余，更多的，还是对母亲的怨恨和惊惧。
三、“有个爸爸也不会怎样”
有时候，安萍觉得父母不爱她，还因为她是不被期待出生的幺女。
2000年的12月，安萍出生了。安萍的父亲和母亲是住隔壁村的同乡。重男轻女是这个偏远农村的一道“思想钢印”。安萍爷爷有三个孩子，幺爸（叔叔）家是两个女儿——姑姑有个儿子，可那是个外孙，算不得自家人——安萍母亲也连生了两个女孩，一大家子都在期待母亲肚子里的第三胎是一个男孩。
结果——又是一个女孩。“她（妈妈）对我是有怨气的，她多么希望第三个是儿子，结果没生出来。”
父亲则以没有遗弃三个女儿为荣，他觉得这已经是安萍和姐姐们莫大的福气。直到安萍长大，父亲还是会在过年的时候大谈，要是有个儿子，自己去卖血都要给他买房买车娶媳妇。他说这话时，安萍的母亲就在旁边会意地笑，仿佛真有个儿子已长大成人，就等着幸福地掏光他们的钱包。
安萍站在渔村的海滩上
也许因为没有儿子，也许只是漂泊至此，二十年间，他们有过存款，但从未想过在这个小镇买房。自安萍有记忆起，她就一直住在一个昏暗狭小的屋子里。那是当地人盖的违建房，它们常常依附在三层自建房的一角，用来出租给在此打工的“阿北子”（当地人对外来打工人的一种歧视性称谓）。
屋子不大，只有二十来平，但租金便宜，早些年月租才100块，后来也只是微涨。安萍的家只有一个房间，墙壁是未经粉刷的，家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热水器，没有洗衣机，没有自来水。在门口支起的桌板上做饭，去公共厕所解决大小便，用发热棒烧热水，在门口的井边洗衣服。屋里摆着两张床，一张父母睡，一张上下铺三姐妹睡。
安萍的父亲16岁就来了这个镇打工，他在工地做工，拉渣也拉货，靠体力挣钱。年轻时，父亲有力气，一个月能挣上八九千。母亲在厂里能挣三四千。后来父亲年纪大了，母亲的内衣厂效益变差，两人收入都略有缩水。按理说，在物价不高的小镇，三姐妹接受的又都是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安萍家的生活不至如此。
大概是因为赌博。安萍记得，父亲的闲暇时光就是打麻将，年轻时玩得大，有时候一晚上就会输掉一两万。后来玩得小了，一晚也要输一两千。安萍上初中的某一年，父亲赌博输了很多钱，母亲跟父亲闹离婚，那段时间两人常常爆发激烈的争吵。
当时安萍的两个姐姐已经离开家，房子里只有她跟父母，他们吵架，她不敢说话，躲在被窝里假装睡觉，晚上连上厕所都不敢去。
最后婚没离成，安萍的父母仍在那间屋子里凑合过着。打工似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力气，他们不仅无力关注孩子，也无法安顿自己。“他们的生活很空虚”，父亲仍时不时地赌一下，母亲不在厂里时，就躺在家里看电视剧。
父亲从来都称不上称职。他最常对女儿说的一句话是：“这个书你能读就读，不能读就去工厂打工。”
对于很多“打工二代”来说，去工厂是种坐在滑梯上的选择——很容易你就会沿着父辈走过的路滑下去。阶层跃升对普通的务工家庭来说从来都是小概率事件。
安萍二姐初二辍学后，就去镇里的工厂踩缝纫机了。她负责把内裤的松紧绳缝进去，工种比母亲的技术含量高一点。那时候，二姐每天早上8点上班，12点下班，下午1点又去上班，6点又下班，7点又去上班，一直干到夜里11点才算真正结束。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如此循环往复，二姐在厂里干了两年，数不清有多少条松紧绳被二姐缝进内裤里。
“我真替二姐惋惜，她十几岁那么好的青春年华就窝在了工厂，我太知道那种工作不会满足人的内心，如果这两年她用在别的地方，她的生活会变得不一样。”也曾在工厂做过工的安萍说。
但父亲不在乎。在养育孩子上，这个父亲表现出一种“潇洒”风范。
初中时，安萍读不进书，经常调皮捣蛋。老师想要督促她，多次请家长来学校谈话，而父亲接到电话的态度是不理。有一次班主任又给父亲打电话，说如果今天还不来学校，安萍就不能回家，“她是在逼父亲过来沟通。”
那天风很大，安萍等呀等，等到了很晚。等的过程里，13岁的小安萍不断地安慰自己：“爸爸会来的，爸爸是爱我的。”在她一次次纠结里，时间过去了，直到夜里11点，父亲都没有来。
“那时候我很小，很害怕。”即便已经过去了十年，说到这里时，23岁的安萍声音还是止不住地颤抖，我在电话这头听到她在努力地克制着啜泣声。
班主任最终放弃了。她让安萍回家。安萍看到老师脸上流露出一种可怜的表情，“那表情也深深刺痛了我。”父亲是不是忘了这件事？安萍笃定地说他没忘，他就是不想去。回到家后，她看到父亲正躺在床上玩手机，面对半夜而归的小女儿，他做的就是跟往常一样，把她骂了一顿。
“我父亲可能都不会记得这件事，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错过了，以后我再也不会有需要他的时候了。”
安萍有个从小长大的闺蜜，那女孩是本地人，是她在这个小镇上除了姐姐之外的另一个依靠。 发小会和她分享零食，把好看的衣服给她穿。她喜欢跟发小待在一起。夏天去她家“蹭”空调，用她家的洗衣机洗衣服，用她家的热水器洗澡，跟她的弟弟玩闹，待在独属于女孩的小房间里“密谈”。
放学路上，安萍和发小
发小的父亲早早去世，在爷爷和大伯的帮助下，她的母亲靠卖鱼撑起了小家。有时安萍会羡慕发小，羡慕她有一个好妈妈，但当“我回到家，我知道什么才是我的命运”；有时她心疼发小，心疼她从小没有了父亲——虽然她的经验是，“有个爸爸也不会怎样”。
四、枕头下压平的钞票
为了不在家看父母的眼色，上初中后，每一个寒假和暑假，安萍都在镇上打工，离开福建前从未间断。富有的小镇，有钱人不少，安萍很多同学寒暑假都会出去玩，开学返校后，孩子们会七嘴八舌地讨论香港、上海一类的旅游地，安萍没有过过那种生活，她没有一个寒暑假是闲着的。
“毫不夸张地说，小镇上的很多店，都有过我打工的身影。”她在餐厅做服务员，母婴店卖奶粉，商场卖手机，营业厅做外呼客服，还去超市点过货，挑过茶，摆过地摊……她笑称，别看我年龄小，工龄可不短呢。一个暑假，安萍少的时候能挣千八百，多的时候有三四千——凭着好口才，销售类的工作会给她带来额外的回报。
尽管，打工最初的动力是跟母亲保持距离，不用去厂里给她打下手。但她认真地想了下，承认她是有那么一丝想要讨好母亲的念头。“我知道她看重钱，我会把打工的工资全部交给她。我问过我的内心，我确实想得到她和父亲的认同。”
安萍说，自己没有其他能拿出手让父母骄傲的事了。比如作为一个学生，她的成绩不好。她说这是因为她不爱学习，她不聪明，她不是那块料。
安萍这样说时并未意识到——她对学习的抵触，并不能全归责于自己。有研究指出，“爱”是一个家庭代际动力的核心，也是个体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而“爱的倾向”与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紧紧捆绑在一起。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如果孩子与父母之间没有牢固的关系，社会资本在这个家庭中就流失了。
想一想，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家庭，一对鲜少给予孩子情感关注的父母，一间连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的屋子，还有那些遍布生活缝隙的打压……一个总生活在不安中的孩子要如何踏实地坐在书桌前，并爱上学习呢？这太难了。
那时，手机转账还不像今天这样便捷，老板发工资给的还是现金。每次安萍拿到钱，都会先闻一下，接着她会把钞票每个折角展平，每一张都朝一个面排好，然后把它们小心地放在枕头下压平。
钱不会在枕头下停留太久，顶多两天——母亲看到她连着两天没去打工，便知道结工了。但是，钱交了，安萍从未等来期待中的肯定。她猜测，也许他们会在背后跟亲戚显摆女儿“能挣钱了，还挣得不少“吧，但至少当面的肯定她从未听过。
怀着讨好的心理给了两次钱，安萍再也不抱希望了。“我对她心死了。”我问她那个导火索是什么，她说“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都是日积月累的小事。”她仍会听话地把钱交给母亲。只是放下期待后，打工让她感受到的是一种“自由”。
发小的大伯开了一家茶叶店，有时候他会请安萍和发小一起去挑茶。供应商送来的茶叶往往带着枝梗，需要人工将梗挑出来，论斤计酬。不同的是，发小是去体验生活，安萍是真的去挣钱。但安萍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她觉得大伯人好，从不在干活的时候吼她，还有最好的朋友陪着，她们说说笑笑，挑茶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母婴店的销售也是安萍最有成就感的一份工，她每卖出一罐羊奶粉，就能得到15块钱提成。而且母婴店很干净，来这里的顾客又都是一脸幸福的夫妻，在那里打工，她心情很好。也许是干活利索又有眼力见，安萍常常能收到“返聘”。那家母婴店老板，每年放假前都会问她还愿意来上班吗，安萍觉得，这种邀请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这种认可给她出走的动力添了一把柴。
打工给这个刚上初中的女孩一个重要的启示——她拥有挣钱的能力，而能挣钱就可以养活自己，可以不用再跟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她有了一种强烈的动力，那就是离开小镇，离开这个家。她盼望着赶快长大。
五、外面的世界
中考过后，安萍毫无意外地没考上高中。那时候，早已历经社会摸爬滚打的姐姐们劝她，最好继续读书。
“她们跟我说，其实现在出来挣钱也挣不到什么钱的。姐姐跟我一样，小时候都不喜欢读书，想早早出来挣钱，吃一点好吃的，见一点没见过的世面。但她们真出社会了，又跟我说，其实外面的世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外面的世界也许危险，富裕的小镇其实也在走向衰落。那些原本出口海外的内衣工厂，在用工成本逐年递增和招工荒的双重影响下，在相继倒闭，镇上早已不复安萍小时候的那种繁华。像安萍母亲这样以工厂为生的女工，总是在“换工作”，她跟着“老姐妹们”从一间倒闭的厂换到另一间。这是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变动。
常年居住在这个沿海小镇的安萍父母，已无法适应四川老家的气候，他们既融入不了当地，更回不去故乡。
安萍更是如此。尽管在她眼里小镇很美，沙滩细软，气候很好，房价也不高，但她从不认为这里是她的家乡，她的户口至今仍在四川，那个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小村落。那个“老家”更是个遥远的意象，只有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她会在那里短暂停留，别无其他。
因此，对安萍来说，并没有所谓的故乡， “外面的世界”则既抽象又充满魅力。她只想着：“我真的再也不想跟我父母一起过，我想早点出来上班，摆脱那种日子。”
她决定去城里读职高。
学校不是随便选的，是女孩独立计划中的一部分。离家近的学校被她首先排除，最后选中的是学姐推荐的一所公办中专。这所学校不收学费，仅收住宿费和杂费。学校位于泉州市区，离小镇50公里，坐公交车要3个小时，这样安萍就可以住宿舍，不用终日与父母共处一室了。
搬进中专宿舍后，除了离开家所带来的自由，也有生活条件上的改善，比如，她终于用上自来水了。
但学习，是不可能学的。
这所平平无奇的中专并没有学习的氛围，抽烟、喝酒、打架、搞对象是这里的日常。班里同学原生家庭普遍“没那么好”， 要么父母离异，要么是留守儿童，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正常家庭的也没钱，只能读得起职高。“小孩子都在里面玩，混日子，混长大，混成年。”
中专毕业前
安萍也不是“励志”的那个。平时就玩手机，看小说、追剧，放假了，就去打工，如此“混”到毕业，安萍也终于满了十八岁。
毕业后，中专的那批同学像被分开的无数股小溪，往不同的方向流去。少数几个想要考大学的人，后来读了大学，现在正初入职场或仍在读研。一些同学一毕业便早早结婚，现在已经是娃的母亲或父亲，安萍好奇“他们是否嫁了良人，会不会后悔”。也有人跟安萍一样，既没有上大学，也没有结婚，而是选择了继续“出走”，去往更外面的世界。
六、不甘心只是温饱
2019年9月，揣着自己攒下的3000块钱，安萍离开了小镇。原本她想去北京，但算了算手里的钱，作罢。最后她去了二姐所在的重庆。
二姐离开镇上的工厂后，先在昆明做了两年服装销售，后来独自一人来了重庆，继续卖衣服。卖了一年多，有了经验和积蓄，自己开了间服装店。安萍投奔二姐时，服装店刚开业没多久，每个月二姐有一万多的净收入，安萍视作榜样。安萍跟二姐住一起，就像小时候一样挤在一张床上，每个月交给二姐500块钱房租，自己管自己吃饭。
她想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一个学会计的中专生想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并不容易。不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起步要求几乎都是大专学历。安萍收到过无数次拒绝，也遇到过各种“奇葩“的面试。有一次她去一家酒店，前台说老板在客房，喊她进客房面试，她吓得掉头就走。
最初找工作的一段时间，安萍很焦虑，因为“从小穷怕了，怕不干活没饭吃。”找了快两个月，终于出现转机。一家电商公司，给她发了offer，让她管财务和人事。安萍至今对这份工作仍很感激，她猜测是老板看她是同乡，才给了她这个对她来说相当于敲门砖的机会。
干了一段时间，安萍发现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不甘心只是温饱。”那她想要一种什么生活呢？她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少年时她向往过港剧里那种都市精英的形象，蔡少芬、陈慧珊饰演的女主角们曾是她眼中成年女性最完美的模样。她们总是打着领带，穿着西装，脚踩高跟鞋地穿梭在中环。初入社会时，她对“白领”的想象仍是这样。而19岁的安萍，只是重庆一个小小办公室里的职员。她不太化妆，不穿套装和高跟鞋，每天套一件卫衣，脚上蹬一双运动鞋。月工资三千，不交社保。
安萍没有父母的“原始资本”，时刻为钱发愁，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她怕自己最终还是要回到“小渔村”。既然这样，只能靠自己积累“原始资本”，在职场努力是唯一的路——既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
那会儿她的工位旁边坐的是一个电商运营同事，起初她不懂这是什么工种，后来跟同事聊天，慢慢了解了这份工作，发现自己“还蛮感兴趣的”。“那时候我知道了一个道理，不管我每天多忙，后勤岗永远都没办法跟创收岗的工资相比。”她开始动调岗的念头，但还没等她向公司申请，公司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没过多久，她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也是一家电商公司，但职位开始接近她的“兴趣”，是客服和运营助理。这份工作能接触到具体的业务，也成为之后安萍拿到更高收入的跳板。
安萍变得异常忙碌。客服是很基础的工作，主要回答顾客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很琐碎，要么是询问优惠，要么是退货换货，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能让人迅速对公司产品熟悉起来。干了一段时间，客服主管离职了，她又被叫去兼职客服主管，担起培训新客服、解答各种疑问、结算他们的工资的工作。
客服团队通常以女性为主，有年纪轻的，也有很多宝妈，人员流动性很强，每个月都在走旧人来新人。刚满19岁没多久的安萍管理这样一支团队，障碍并不少。尽管并没有同事直接挑衅说“不服她”，但也偶尔会有摩擦，比如安萍讲话，他们不听或消极回应。这曾让她陷入过小小的“内耗”，如今回想，她觉得是自己当时太年轻，不够有原则，不够坚定。
兼职客服主管两个多月，安萍工资如旧，依然是三千多。她之所以愿意“无偿”接受这份塞来的苦差事，是因为她想学习更多，有更为长远的考虑。“如果想拿更高薪资的话，肯定要往管理层走。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人情世故和沟通能力还不是很强，我想锻炼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我以后也会走上领导这条路。”
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她还常常被喊去帮忙当直播主播。她过着早9晚9，单休，月薪三千多，过年过节不放假的生活。
对她来说，那份工作为数不多的优点是，每天晚上6点之后是公司组织的学习时间，有时学运营推广，有时学PR、PS一类的设计软件。一直将自己定义为“不爱学习”的安萍，沉迷于此。
下班后“上课”
“运营的工作不是什么高新技术，但它包含的东西确实很杂。虽然很多人配合你完成工作，但你要能一个人统筹一家店铺，各方面的东西就都需要懂一些。”
她在笔记本上记下学到的各种知识，其中有最基础的Ctrl+C这类快捷键的用法，也有更专业的知识——营销工具有哪些，如何进行订单管理，如何分析用户行为……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她问过一次，就立马记在本上。这样的笔记，安萍记了四五本，页数加起来有上千页。就这样，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家工作手册。可惜的是，在之后几年的数次搬家里，好几本都弄丢了，只剩下了一本。
安萍的笔记，她曾记满五六本
在同龄人大喊着要“躺平”的时候，安萍自认没有“躺平”的资本。她在职场上一直是一个上进的人。如果哪天到下班没有学点新东西，她会感到“惊慌失措”，觉得自己虚度了光阴，这一天班上亏了。
几年之后，激情也将逐渐被日常琐碎稀释，她也会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吐槽”老板和工作。但吐槽归吐槽，安萍仍然从心底认同工作的重大意义——第一，它让她谋生、自立；第二，它给她成就感和一种社会身份；第三，它让她拥有一个规律的作息。
七、过去的都过去了
2022年3月份，在做了两年半运营助理后，安萍终于成了一个正式的运营。这次入职的时候底薪达到了8000元。
她从重庆离开，来了成都。新工作是一家调味料公司，公司在成都郊区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同时在市区设立了电商运营的办公室。
电商运营的压力很大。作为店铺运营，他们有月度任务指标，也有年度任务指标，营业额、利润率、毛利率都有对应的考核标准。刚来时，这家公司的电商团队有二十个人左右，过了一年，仅剩下一半。“裁了整个抖音部门，因为抖音做得没起色，亏损较多。”
安萍有一部分同事的学历不错，有985毕业生，也有研究生，她是同事中唯一一个中专生。因为她工作早，年龄与工龄对不上，有同事会好奇。他们问安萍是读什么专业的。“我会直接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我读的是职高，学的是会计。”说这句话时，安萍表面大方自然，其实她是努力鼓起勇气才说出来的。
她一方面安慰自己，同事们都是很好的人，而公司能让她来面试，说明也不介意她的学历；另一方面，她认同社会对学历设置的这套标准体系，在心里，她觉得自己是被高考淘汰掉的那帮人，学历是她最大的一块短板，而暴露这块短板让她并不舒服。
因为压力太大，她夜里睡不着觉，月经紊乱，她又会啃起指甲。她总会在晚上睡觉时，不自觉地揣摩白天老板说的每一句话，然后陷入纠结。 她是一个高敏感、高自尊的人，很容易“拧巴”。她不自觉地把自己与那些“高学历”的同事对比，比如在汇报工作的时候，同事越流利，她就越紧张。她会因为PPT做得不如别人精致而神伤，也怕说错话被人嘲笑，还会偶尔被同事说出的她从未听过的单词而自卑。
“我很渴望成功，我压力太大了。”安萍会时常怀疑自己，她甚至偶尔也想过，“像网上说的那样，回去找个男人嫁了。”直到在这份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不安全感才渐渐消散。当时她手里分到了一间新开的店铺，这家店铺当时一天只能卖出100块钱的营业额。她接手后，先是盘了货，然后重新梳理了产品线，做了全新的运营推广计划。几个月后，店铺单日营业额超过4万，并持续至今。
“你看到数据一天比一天翻腾，那条趋势线每天都在往上走，你的成就感也沿着那个趋势在走。”信心就像一只上涨的股票一样，安萍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好。
因为表现亮眼，安萍适时地向老板提出了涨薪，她想，学习3年了，该是她挣钱的时候了。她跟老板摆数据、拉利润表、表忠心，最后谈到了年收入18万的总包。
老板还让人事部门做了一张红色喜报，发进了公司全员群里。在安萍的强烈“抗议”下，喜报没放她的照片。面对这种传统且大张旗鼓的表彰，00后的安萍狂笑着用四个字评价“一言难尽”。等她笑完，她又认真地说：“虽然我觉得很尬，但还是有被夸奖的喜悦。”逢年过节的专属红包，其他城市的交流机会，还有群里的红色喜报，她很清楚，这些只是老板激励员工的惯用手法，但她确实被短暂地 “收买”了，这是她从小一直渴望却很少拥有的东西。
安萍的工位，桌上是公司楼下商场送的美丽“赠品”
离开福建三年，一直陷在贫穷里的安萍总算可以稍微松口气了。“我感受到我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手上越来越宽裕，还有人认可我，我的内心得到了满足。”最显而易见的是，以前安萍总会在心里算今天又花了多少钱，一算就难过，现在，她不再会为了20块钱而抓肝挠肺，“奶茶自由”和“雨天打车自由”都实现了。
她花钱整了牙。她的下排牙长得不整齐，看起来就像一群不好好并排站的小人。因此，这排牙齿卫生死角很多，清洁成了大难题。从小安萍就总长蛀牙，需要常去补牙。有医生曾建议她整牙，牙齿整齐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母亲只是丢下一句话，“想整牙，长大自己挣钱整。”如今戴了两年牙套后，那排各有想法的牙终于乖乖地并排站在了一起。
她还报了一所开放性大学，想拿一个自考成人本科学历，为之后的人生做好铺垫。
不过，她的物质生活变化其实不大，因为相比花钱，她更倾向于攒钱，她告诉我目前已经攒了六位数。钱对她来说很重要，但钱的意义更多地其实体现在精神层面，跟随了她二十多年的“不配得感”大大减轻了。
平时，她常常得到同事的帮助。以前，她一边接受着好意，一边会有压力。同事给她分点零食，她会“觉得吃了人家这么贵的东西，下次还要请回去。”有人喊她吃顿人均两三百的饭，她会觉得“我的天，简直要过年了，过年都舍不得这么吃。”现在，她更能坦然接受那些善意了。她能享受朋友的照顾，也有能力去回馈他们了。她发现，她的内心从容了很多。指甲也在生长，它们长成了好看的椭圆形，涂上了亮晶晶的指甲油。过去的似乎都过去了，安萍似乎成了焕然一新的安萍。
现在的安萍
不过她与母亲的关系还是老样子。她依然没有母亲的微信，她已记不清和母亲多少年没有说过话。有一次父亲把她的手机拿走，帮她加了母亲的微信。她没有阻止。微信加到后，母亲从未跟她说过话。等了几个月，她还是把母亲删了。
来自父亲的电话每隔两三个月会打来，往往寒暄几句后便是沉默，父亲问她：“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安萍能察觉到他语气里的讨好。她有时也会心软。每年春节回去，她都看到父亲一年比一年老了。
安萍总说，母女之间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全是母亲的错，自己也有错。她说两个姐姐跟她在一样的环境长大，如今她们还是愿意给父母一个台阶下，软软地说几句好话，但自己个性太硬，没法对着母亲说出软话。她对母亲情感复杂，她恨她，也理解她、同情她，但不打算原谅她。
这种“硬”藏得很深，除了母亲，只在亲密关系里暴露过。安萍在亲密关系里安全感稀薄，她总会猜忌对方，不停地追问他是否爱自己。吵架时，安萍对着前男友情绪激动地说出刀子般伤人的话，那时，她才惊觉自己身上潜伏着一个母亲。这究竟是母亲的耳濡目染，还是因母亲导致的无安全感，安萍已经说不清了。
“时间过去很久了，现在我再阐述这些，内心已经没那么波涛汹涌了。”她在往前看。未来，她想在成都郊区买一套小房子，有一个自己的家。她和我说，一个人是哪里人，不是看她出生在哪，也不是户口在哪，而是心的归属感在哪。
回想一下，小安萍其实也有过幸福和自由的时刻。那是一个我想不到的答案。她说，跟着爸爸去拉货的时候会有幸福的感觉。她坐在货车的副驾驶位，爸爸开着车带她驶出一个市，到达另一个市。路上有很多车，会经过公园，路过商店，穿过大桥，安萍将脸探出去看，她觉得很稀奇，那时她才发现走出“小渔村”后，这个世界真大啊。
（安萍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OSS直聘 （ID：bosszhipin），作者：迟文，编辑：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