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有一部名为《悠长假期》的日剧创下30%的收视率纪录，除了该剧制作精良、阵容强大之外，这一类现象级电视剧，往往跟当时的时代主题有关。
1996年的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看几个数据：
东京房价从最高点6年下降60%，大学生就业率从81%的最高点6年下降至66%，求人比率（新职位空缺与申请人之比）从最高的1.4直降到0.6。很多毕业生不得不接受派遣的非正式员工身份，或者放弃自己的专业。
《悠长假期》反映的1996年，对于进入职场的新人而言，在时代向下的大趋势下，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自身越来越困难的处境，所以才有了剧中的那一段解释片名的经典台词：
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不要勉强，不要焦躁，更不要无谓的努力，不久一定会好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和他度过的几个月，正是我疲惫于人生之时上天所赐予的，一段小小的闲暇吧。
《悠长假期》里面的男女主角，一个是模特，一个是钢琴师，都是典型的泡沫经济时代“锦上添花”的职业，更容易感受时代的大转变。
木村拓哉为那个时代职场出师不利的年轻人找了一个理由——“上天给你的假期”。今天看来，1996年只是日本就业市场停滞三十年的开始，由于通胀和惯性，那一年的工资仍然是在上涨的，只是工作不好找，后面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90年代被称为日剧的黄金年代，实际上也是典型的经济萧条期的“口红经济”。《悠长假期》里职人们的状态，跟题材类似的五年前的经典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已经完全不同：
恋爱这东西，有意义的在于参与。即使失败了，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一瞬间也会永远永远地留在心里。这将变成你生活下去的勇气，而且会变成点亮黑夜的一盏明灯。（《东京爱情故事》里的经典台词）
虽然两剧相距5年，但代表的是日本职场代际划分中的两代人。
日本的社会研究习惯于把出生于1971年~1983年的这一代人称为“失去一切的一代”（失われた世代），也称“冰河世代”，因为他们一进入职场（1993年开始），就遇到泡沫经济的破灭，并且职业生涯几乎完整地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经济衰退。
为什么我今天想分析这一代人呢？
中日之间的经济发展，大致相差25~30年，日本经济腾飞始于195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日本房价泡沫最顶峰是1991年，中国的房价顶峰，低线城市是2017，一线城市是2021年。
日本的“失去一切的一代”，刚好对应中国的95后，他们从2018年开始相继进入职场，正好赶上中美贸易摩擦和去杠杆，在经历了弱复苏的2019年后，就遇到三年疫情期，好不容易结束管控，经济却并没有如期恢复……
95后这一代人会不会像日本“失去一切的一代”的经历呢？
二、失去一切的一代：团块次代
失去一切的一代，包括“团块次代”和“后团块次代”，因为他们的父辈被称为“团块世代”，于1947年~1951年婴儿潮时期扎堆出生，所以叫“团块”。这一代人职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日本经济奇迹时期，积累了大量财富，相当于中国的65后到70后。
而“团块次代”和“后团块次代”之所以叫“失去一切的一代”，因为出生于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学业竞争残酷程度达到最高峰，此时还没有进入日本教育的宽松时期，厌学情绪导致很多人都经历了严重的校园暴力。
他们在中小学经历了日本经济最繁荣的阶段，考上好大学，进入大公司，成为人生标准的成功模板；但当他们走上职场时，却遇到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和经济持续下行期，他们遇到的五大人生困境也源于这巨大的落差：
困境一：就业欲望低下，啃老族和尼特族现象普遍出现
日本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为了保持公司雇员稳定，人事管理是以终生雇佣为基础的“年功序列制”，即人员的晋升和选拔主要围绕着年龄与工龄进行。泡沫崩溃后，日本企业无法像欧美企业一样裁员，为了控制成本，只能大幅下调新人招聘，改成以劳务派遣的非正式雇员形式。
这种非正式雇佣的关系，无疑是对人生目标的幻灭，什么考上名校进大公司，成为人生赢家，都是骗人的。
这段时间产生了“尼特族（NEET）”现象，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即15岁~34 岁人口中，不工作不升学不培训的“三不年轻人”，这个比例一直处于长期上行通道，哪怕是中间两次明显的经济反弹也是如此，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成为一代人的社会特征。
“尼特族”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从泡沫的顶峰突然下坠长达数年，就业冰河期对年轻人的信心和积极性的致命打击，导致这一代人过去的职业规划无法实现，又无法建立新的长远计划，因而主动退出就业市场。
“尼特族”的出现也引发了啃老现象，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父辈团块世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要受益群体，积累了大量财富，且购房较早，受房地产泡沫破裂影响较小，据统计，1992年约21.5%的失业青年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客观上也让这一代人留在父母家中，不出来工作。
不过，到了21世纪，日本政府加强社会福利，“尼特族”现象开始蔓延，在低收入家庭中也出现了，日剧《marry me！》反应的正是这一群人的生活。
所以，长期低就业加上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让“不想工作”的心态，从短暂的心理调整，蔓延到整个社会的长期价值取向，是日本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困境二：消极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人干脆不工作，没有能力不工作的人，开始消级工作。
“失去一切的一代”之前的世代被称为“泡沫经济世代”，指在1980年~1990年期间进入职场的年轻人，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不怕加班，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人才奇缺，企业晋升通畅，只要肯努力，升职加薪不是梦。再加上房价已经开始上涨，经济压力也大，不得不加班。日剧《半泽直树》中的半泽就属于这一代人，可以看到这一代人的积极情绪的缩影。
但到了“失去一切的一代”进入职场后，由于日企业绩恶化停止招聘，岗位数量固化，企业内部晋升停止，管理要职均普遍被中老年人占据，日本企业社长的平均年龄也由1980年的52岁攀升至2019年的62.2岁，没有高级职位空缺，年轻人失去了提拔的机会，应届毕业生不再拥有过去完整的企业培养体系的空间，还被要求拥有“上任即为战斗力”的能力。
业务减少、职位减少，工作却并不会因此下降，员工内心愤愤不平，但为了保住职位，只能假装努力。日剧《我，到点下班》和《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反应的都是日本职场中，打着“锻炼”“奋斗”“责任感”旗号疯狂压榨年轻人的职场文化下，年轻人以“假努力”的方式无声地反抗的残酷现实。
在危机最初几年，学历再高，学校再好，当时也一样吃低保，也使很多人再度信奉“学习无用论”。
很多跟日本企业做业务的人都有一种感觉，他们看似严谨，注重细节，实为效率低下，无事生非，业务推进总是一次会又一次会，又没任何进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部分人都在“消极工作”。
困境三：财富积累速度下降
由于管理层固化，晋升空间被封死，日本员工的平均固定收入长期停滞，再加上非正式员工只有同样工作的正式员工工资的三分之二，导致这一代人的收入普遍不及父辈，财富积累速度普遍放缓：
年轻人的收入与他们的父辈差距越来越大，给人“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无力感，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结婚率生育率下降。
困境4：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职场进入冰河期，也影响了随之而来的婚育意愿，不婚、无娃的趋势也更加明显，总和生育率从 1989年的 1.57 降至 2005年历史低位的 1.26，随后小幅回升至 2019 年的 1.36。
当然，婚育意愿下降从之前就开始了，但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因素，职业冰河期导致男性收入停止增长后，女性就业率提升，女性就业对婚育的影响有很多研究，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整个90年代，男性初婚年龄变化不明显，但女性明显提升。
困境5：极度追求性价比消费
就业危机与收入下降的直接影响就是消费能力和意愿，这一代人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储蓄、削减开支的方式缓解收入下挫可能带来的影响。
日本曾经是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一奢侈品的国家，但到了这一代人，普遍不接受品牌溢价，追求极致性价比消费，信奉“能用就行”的消费理念，也使像优衣库、吉野家等性价比品牌和百元店、二手店等新消费形态崛起。
现实的压抑感，让这一代人开始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和前几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崇尚去品牌化、去标签化，《悠长假期》正是最早反映这一人生倾向的日剧。
一个人初入社会时的消费习惯，对未来的影响非常之大，虽然日本从经济上看，10年前就走出了衰退，但消费始终处于“无欲望社会”的状态中。
三、中国的95后
看了上面的5点描述，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是正在身边发生的事一样，确实，对照以上五点，“失去一切的一代”遭遇的，也是95后正在面对的：
1. 就业欲望低下，啃老族现象出现
目前年轻人的就业情况，既然要唱响光明论，我就不举数据了，困难相信大家都清楚。
重点想要说的是，虽然工作不好找，但很多年轻人并不愿降低标准，找不到满意的就继续找，找到工作发现不满意，果断放弃不迁就，心态与70后、80后差异很大，但与日本“团块次代”反而有部分相似之处。
其原因在于，第一，他们在现实中能找到的工作跟上大学时看到的学长们，落差太大，最明显的现象是，三年前本科毕业能轻松找到的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反而竞争更激烈，起薪更低，这让人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第二，有父母的帮助，并不急于找工作。就像“团块次代”可以啃老“团块世代”一样，95后的父母是65后和70后，改革开放红利的完整享受者，收入与财富积累以年龄划分，这一代人最高。
2. 消极工作
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又无法“啃老”的年轻人，同样面临职场晋升机会减少的问题，这一现象在国企和公务员中非常明显，毕竟这一类工作目前能找到就很不错了。
但工作内容往往琐碎低级无聊，又不像以前在国企和机关混几年人脉关系，出来还可以创业或进大公司，现在纯粹就是安全感，没有什么明确的职业规划，自然以混资历为第一目标。
相比之下，80后类似“泡沫经济的一代”，普遍接受996，不是天生不怕吃苦，而是因为晋升通路通畅，在新兴行业混几年成高管，年收入30万~50万以上的例子就在眼前。
3. 财富积累速度下降
这一点目前并不明显，主要是薪资的增长有惯性，企业在遇到危机时，更倾向于停止招人、裁员，但仍然会给“离不开”的关键员工保持一定的加薪，日本也是如此，从1990年~1996年的泡沫破裂的初期，薪资仍然是年年增长。
但由于企业停止投资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未来同样面临高级职位减少，晋升通道封闭的问题，财富积累速度下降是大概率的。
4. 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95后刚刚进入结婚生育年龄，过几年再看数据吧。
5. 追求极致性价比
今年，无论是拼多多、零食折扣、社区食堂，还是瑞幸、名创优品、塔斯汀、达美乐，都是平价消费替代，中国正式从消费升级时代进入平价替代时代，进入“性价比即正义”的时代。极度性价比的现象级公司加速出现，最早达到万店规模的正新鸡排用了17年，最新达到万店的瑞幸和锅圈只用了6年，这个记录有可能会被塔斯汀打破，它在疫情期间逆势扩店，三年开了5800家，已经快要接近麦当劳。
虽然我从五点逐一对比，但日本“失去一切的一代”与中国的95后，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四、失去一切的一代与95后的不同之处
1. 衰退的起点差别比较大
1990年日本的人均GDP全球排名12位，而我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最高时也就是60多位。
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时，已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有1亿人自称中产，在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福利体系也非常完善。所以这一代年轻人更多是理想幻灭，而非生存危机。
当下的国内，虽然媒体大谈“啃老族”和“江浙独生女”现象，但说实话，有资格啃老的年轻人不超过5%，跟日本经济条件类似的人群只有一线城市的中产子女，三四线城市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主子女。绝大部分职场新人，还是要在不情不愿中，继续996的命运。
2. 企业管理文化的差异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连续二十多年不加薪？其实不完全是经济增长放慢，2001年~2007年日本进入“伊邪那美景气”期，企业的利润纷纷创出历史新高，GDP增速重回2以上，但唯独工资没有增加；到了2012年~2018年安倍经济学期间，日本企业加速布局海外产业链，利润又一次大幅提高，打破了2007年的历史纪录，但工资仍旧分文不加。
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终生雇佣的“年功序列制”，导致员工一经录用就不能辞退，工资一旦加上去就不能降，企业对泡沫经济时代高薪和高额退休金的老员工压得几乎破产的经历心有余悸，就算是遇到景气周期，也倾向于给员工发一次性高额奖金，而不是涨工资。
企业不重视员工的付出，无法给员工一个长远的预期，换来的是员工对工作缺乏热情，假装努力，低效敷衍。也导致了日本没有抓住互联网红利，这个行业全球竞争，程序员都被欧美甚至中韩企业高薪挖走了。
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在全球都是非常少见的管理体制，导致长期薪资停止增长，是日本失去的30年的重要原因。21世纪的前10年，日本经济复苏，年收入2000万日元以上的金领人群增加了2.2万人，但年薪400万日元以上的中产人数下降了400多万人，低薪群的人数增加了400多万，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消费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再次步入衰退，浪费了这一次宝贵的复苏机遇。
应该说，日本企业更类似于我们的国企和体制内单位，但我国的就业主体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高成长中，更类似于欧美这一类自由雇佣的用人制度，中小企业在经济危机死亡率很高，因此裁员速度更快，员工对企业也没有归属感，更容易跳槽，失业者也更容易找到工作，到了经济复苏时，加薪也更快，这些都是跟日本企业那种死气沉沉假装努力的氛围不太一样的。
3. 创业精神的差异
虽然经济衰退期，创业意识自然会下降，但创业意识更多与文化相关，日本文化更注重秩序，不鼓励冒险行为，商业交往中对过往信用极为看中，这些文化氛围对创业者构成了巨大的心理障碍。
日本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低于官员、学者甚至医生，日本企业的股权意识淡泊，只知有高层不知有股东，日本人对财富的追求远低于对社会名望的看法，这些都是对创业不利的社会心理。
相比之下，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却更多受到“入世”的进取意识影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社会欣赏那些追求财富、创造价值的人，商业交往中，只要有适当的风险补偿，也愿意给新企业机会。
中小企业是一个社会最有活力的主体，也是一个国家未来走出衰退的力量，美国七十年代身陷滞涨的同时，也在硅谷诞生了一批科技创业企业，包括现在支撑美国经济半壁江山的苹果、英特尔、微软等公司。
本文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研究系列的第三篇，目的当然是“以日本为鉴，看如何避免长期衰退”，因此在写作中，常常会出现乍一看很像，但细细研究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这是在告诉我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很多问题始终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但别人已经为我们踩过的坑，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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