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年的热点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少暴力事件中有性别针对的影子，包括牟林翰虐待案（北大包丽案）、美妆博主被男友拖出电梯家暴、上海独居女孩被谋杀后装箱、唐山烧烤店暴力打人事件、粉发女孩因网络暴力自杀……
而“杀害女性”的故事，从现实社会事件到虚构影视剧集的叙事结构中从未缺席。在悬疑、惊悚等影视剧作品中，令人难以忽视的同样是女性常被作为受害者出现在凶案、性侵案的现场。电影手法极尽表现女性受害者的惨烈死态和脆弱，却鲜少以她们作为叙事的主体。
但在最近的影视剧集中，即使女性同样作为被害者形象出现在荧幕上，却重新赋予受害者以女性视角：今年3月HULU推出的《波士顿绞杀手》，在聚焦1960 年代造成13位女性死亡的波士顿连续杀人事件之外，也宣扬了负责报导及追查这起事件的两位女记者；
9月ITV刚推出的高分新剧《漫长的阴影》讲述英国臭名昭著的“约克郡开膛手”案件，但叙述重心从罪犯转移到受害者和其家人，更多地描绘死者遇害前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从而让观众更立体地了解被害者，而不只是一具具被打上“妓女”标签的尸体。
当串联起影视作品中对谋杀、伤害、尾随、威胁等侵犯女性人权和生命权的行为的呈现，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凶手和社会面对这些残忍行为时，对受害者持有相似的偏见和冷漠态度。
基于性别的杀害是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议题。但同样作为谋杀案的受害者，为什么需要特别将“杀害女性”和男性区隔开，成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呢？抱着这样的问题，作者梳理了影视剧集中“杀害女性”的视角，什么是“杀害女性”？以及为什么要强调“杀害女性”这个概念？
受害者的叙事权
“被谋杀的女性”一直是影视作品钟爱的改编来源，但是，在这些真实案件被二次创作成为文学或影视作品时，叙事重心往往被放在警探或者连环杀人凶手身上，以侦破案件或描摹缜密冷酷的犯罪动机作为核心故事线，而被害者多数会被作为背景板一笔带过。
根据轰动韩国的连环杀人魔柳永哲真实案例改编的韩国电影《追击者》可以算是连环杀人类型片中的佼佼者——获得第45届大钟奖（韩国奥斯卡）的五个主要奖项，目前在豆瓣有超过30万观众评分，位列韩国惊悚片榜单第四位。
《追击者》运用双线叙事，一边是皮条客（金允石饰）单枪匹马追查手下按摩女失踪，另一边是杀人魔池英民冷静逃避警方审讯。导演本意是以个人和权力的对抗批判机关的庸碌无能，在这个主旨下，杀人魔成为主角，而案件中惨遭谋杀的女性，多数时间都出现在虐杀段落，沦为夺人眼球的景观。
2006年上映的文艺电影《香水》则与《追击者》相反，过度美化了针对女性的谋杀——本·卫肖饰演的男主角因为迷恋年轻女性的体香而实行连环杀人。电影把针对女性的血腥杀戮艺术化成罪犯“对美的追求”，实际也没有重视女性的死亡。
但在最近几年的主流影视剧中，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尝试以女性视角重新展现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
2020年的电影《失踪女孩》，就以失踪女孩夏农的母亲为主角，还原了她作为单亲母亲为女儿的失踪讨回公道的故事。
豆瓣2022年英美剧评分前十的剧集《闪亮女孩》，其故事核心是针对女性的连环谋杀案。但与其他相似作品不同，它少见地将镜头对准了女性受害者，讲述她们如何勇敢地打破女性被谋杀的循环，创造出女性不惧怕暴力，自由地成为闪亮自我的新叙事。
女主柯比的扮演者是伊丽莎白·莫斯，她在《闪亮女孩》里延续了《使女的故事》和《隐形人》的大女主风格，再次成功塑造了一位独立闪亮的女性角色。最终，柯比依靠自己的追查，发现了谋杀者进行时空穿越的作案工具——一间老宅。
成为老宅的主人，就能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当柯比拿着枪，对企图再次通过老宅进行时空转换行凶的谋杀者掷地有声地说出“滚出我的房子”，成为老宅主人的时候，她也打破了时空循环，拯救了在平行时空中被谋杀的女性们。
成为房子主人，改变女性命运的设定，仿佛也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一种致敬。
剧集的视听语言让观众对普通女性遭遇尾随、监视和杀害的恐惧感同身受，更难得的是，它通过对女主感知的设定，试图还原经历过以上遭遇的幸存者的精神创伤。
女主柯比在被伤害后侥幸存活，但她对熟悉的人和环境会感到陌生。每当袭击者再次出现在她附近时，她身边的环境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她的工位会莫名消失、她养的宠物猫变成了狗、她的同住室友从妈妈变成了一个自称与她结婚的男性……
编剧西尔卡·路易莎在采访中谈到，这个设定正是要表现受过侵害的受害者是无法从创伤中一次性恢复的，生活无法立刻恢复到正轨。对于亲历者而言，创伤经历本身就会让人从原有轨道中偏离，这种偏离是没有经历过同样伤害的人无法感受和察觉的。
2020年，由知名纪录片女导演莉兹·加伯斯（《发生什么了，西蒙尼小姐？》导演）执导的电影《失踪女孩》颠覆了传统的侦探叙事，以受害性工作者夏农的母亲作为故事主角，探寻发生在美国长岛的连续杀人案。
2010年，夏农·吉尔伯特在纽约长岛失踪，夏农的母亲向警方施压搜寻女儿。警方在搜捕过程中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另外四具女尸，都装在粗麻袋里，被抛弃在吉尔戈海滩附近，于是案件迅速在媒体发酵，成为著名的长岛连环杀手案件。
正是因为夏农母亲固执地寻求正义，才让长岛社区多年来失踪的性工作者们的尸体被警方发现，其中甚至包括15年前未破案件的女性骸骨。这些无声的腐化的白骨正是对警方对于无名的社会边缘人群案件不费心力的证明。
电影中母亲和其他死者家属有一段对话：
其他死者母亲：“至少，他们（警察）开始关心了。”
夏农母亲：“你在开玩笑嘛？如果你觉得他们关心这些女孩那你就是痴心妄想。他们都没去搜寻，一个警察在路边停车，让狗去拉屎，然后不小心发现的（四具失踪性工作者的尸体）。”
其他死者母亲：“我的意思是，至少上新闻了，大家都知道了……”
夏农母亲：“你看新闻了吗？新闻全在说‘他是警察’，‘他是发现的那个人’，‘他’是这个，‘他’是那个，都在说那些男人，那些女生呢？谁在谈论她们？他们说起来时就是妓女、应召女郎、性工作者，永远不会是姐妹、女儿、母亲……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还会责备她们。这是我们的职责，作为母亲、姐妹，确保这些女孩不会被遗忘。”
当观众站在母亲视角，而不是侦探和警长的角度，死者才能以除“死亡的尸体”之外的社会身份被看见，被以更让人共情的家庭身份“姐妹/女儿”而看见。
今年9月ITV的高分新剧《漫长的阴影》聚焦了英国臭名昭著的“约克郡开膛手”案件。从1975 年到1980 年彼得·萨特克利夫在英格兰北部谋杀了13 名妇女。与《失踪女孩》一样，《漫长的阴影》把叙述重心给到受害者和其家人，更多描绘死者遇害前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比如第二位被萨特克利夫谋杀的艾米丽·杰克逊是一位42 岁来自利兹库韦尔的性工作者，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就在1976 年1月彼得·萨克利夫谋杀她的几周前，她刚刚为了支撑家庭的经济开支，成为一名性工作者。这样的视角能够打破观众对“性工作者”的偏见，从而更立体地了解被害者。
今年亚马逊出品的热门剧集《戴洛奇小镇》对针对女性的连环谋杀案进行了反向改编，将案件变成针对男性的连环谋杀。戴洛奇小镇是一个女性友好社区，有一些女同性恋群体，且镇长和警司都是女性。打破小镇宁静的是专杀男性的连环杀手，而案件迟迟无法被侦破。为了保全自己，男性们坐上大巴逃离小镇，女人们则被派来的男警司认定为潜在谋杀者抓捕。
这部剧集的结局具有明显的黑色喜剧风格，女警司冲破男性的监禁找到了谋杀者——一位男性。而他的杀人动机居然是：“女人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她们被压迫很无助，需要像我一样的男性盟友来拯救，所以我杀男人，不杀女人。但我仍在努力为你们女性，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靠我自己，不求赞美，但你们也该赞美我默默为你们做的事。”
杀手希望被女性感谢的心理，就是父权制中权力上位者的自大体现，实际与针对女性下手的连环谋杀者并无二致。通过对常规针对女性的谋杀案的性别错置，导演和编剧撕开针对性别谋杀的假面，指出这种谋杀与历史上因厌女而谋杀女性的连环杀手并无二致，是荒谬的借口。
这两部剧集虽然构思不同，但其故事核心都指出针对女性的谋杀实质上是根据性别偏见实行的杀害，也都反传统地将解决问题的钥匙还给了女性。
©《戴洛奇小镇》
同样发生在英国的更为人所知的“开膛手杰克”案，已经被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打造成了英国连环杀手经典IP。仅仅是同名电影就有多个版本，更不用说受其影响改编的影视剧。但是，在今年新出版的《生而为女——“开膛手杰克案”女性被忽视的生活》中，作者哈莉·鲁本霍德没有把凶手放在第一，反而是把视角聚焦在5位受害女性，还原她们作为普通人悲苦的生活。
电影讲述了1980年代的底层英国女性，由于她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需要依附于丈夫生活。而她们作为家庭主妇，最主要的职责是生育。但由于缺乏避孕工具和节育的知识，她们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
最后，有很多家庭都是因为无计划的生育，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而这时，因为家庭中男性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往往还会沾染赌博和嗜酒的恶习，生育后的女性又不得不外出谋生，成为清洁工、咖啡厅老板通女佣，甚至作为妓女卖身。
鲁本霍德在序言中写道：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认凶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
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她们是哭着要妈妈的孩子母亲；她们是坠入爱河的姑娘；她们经历过分娩之痛和双亲的死亡；她们欢笑着庆祝圣诞的到来。她们与兄弟姐妹争吵，她们流泪，她们怀揣梦想，她们受伤，她们享受微小的胜利。
她们的人生轨迹是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女性一生的缩影，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如此异乎寻常。正是为了她们，我才写下这本书。我之所以提起笔，是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的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
偏见与污名二次杀死女性
在看完这些以受害者视角还原事件的改编作品后，我发现了这些跨越时空的案件的共性——警方在接到第一起针对女性失踪的报案时，往往很少主动开展大规模搜捕，而是会以各种理由推脱。
大部分国家的警官性别比例都是男性压制。而侦办案件过程中，男警方更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被害人或行为不端、私生活混乱，或吸毒饮酒……
最终，这些偏见会误导调查方向，让警方错失抓住凶手的最佳时机。同时，这些未经确认的判断，会通过媒体给社会大众传递错误的信息，导致对被害人家庭的舆论危机，造成二次伤害。
在“约克郡开膛手”案件中，侦探警司丹尼斯·霍班在第一起谋杀后发表声明称：“我们非常确定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人讨厌性工作者……”。警方仅根据第一名受害者的身份就做出了“凶手仅针对女性性工作者下手”的判断。当出现大学生受害者和其他身份背景的受害者时，警方也不愿意更改口径。
这种判断意味着如果一个潜在的受害者不符合从事性工作，或不是经常参加聚会和浪漫或性关系的年轻女性，那么她就会被排除在调查之外。经证实核查，在所有死者中有九名女性没有从事性工作的证据，是警方的判断过于主观草率。
警方常根据阶级和生活方式（例如饮酒、同居和精神“不稳定”）将女性分为“无辜”和“非无辜”。这种分类和潜在受害者标签，仅代表男性对女性正确行为和不正确行为的态度，而不是事实，与案件无关。
在长岛连环杀人案中，警方以夏农从事性工作为借口，不愿投入精力和时间进行大规模搜索。夏农在最后失踪前，曾被人看见在社区内挨家挨户求救，声称有人要谋杀她，但部分居民以为这是她嗑药出现的幻觉。
警局相信了这些未经证实的言论，认定夏农是个瘾君子，而失踪也只是个人短暂地逃离。但最终，当夏农的尸体在沼泽地被找到时，她体内并未有曾经服用过毒品的证据。
在《追击者》的改编中，为了强化戏剧冲突，编剧将故事改编成动机简单的针对按摩女的连环虐杀案，以此迎合社会对“连环杀人凶手”的认知。实际上，凶手柳永哲并不是只针对按摩女下手。在他早期的案件中，多是因其贫寒出身，专挑富裕的老人下手的仇富行凶。后来，他向从事按摩业的女友求婚被拒，这才开始转向报复按摩女。
在女性群体中，性工作者的凶杀受害率最高，但到底是因为她们是有“道德污点”的性工作者，所以被作为杀害目标，还是因为性工作本身缺乏安全性，让她们更容易成为被针对的女性呢？
由于性工作者的工作性质——缺乏住所、靠近高犯罪率地区、从事高风险行为（例如药物滥用）——性工作者比不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
作为社会边缘群体，她们流动性较高，而且在搬到其他地点时告知家人和朋友自己所在位置的可能性低，这样的女性即使被谋杀，也鲜有警察愿意花时间处理难以追踪的案件，且性工作者因法律效力本就遏制个体从事性工作而失去了公民的庇护，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不愿意寻求公权力的帮助。
从权力角度来看，成为一名性工作者，意味着隶属一个男人的妻子的地位被扩展到可以属于所有男人。性交易通过剥夺妇女的人格，赋予男人人格。在杀人犯眼中，性工作者缺乏社会地位的性质，可能会让他淡化侵害对人造成的实质伤害，认为自己是在惩罚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
部分谋杀者将受害者像屠宰牲口一样吊起剖杀的行为，即是贬低和非人化女性的表现。所以对通过外貌、衣着、行为，分辨“好女人”和“坏女人”，并加以暴力伤害的行为，本质上是无差别的厌女，不应对受害者受到的伤害构成质疑。而权力机关在案件侦查中的偏见，和传媒再次的污名化，都会对被害人产生二次伤害，再一次杀死女性。
如同联合国在面对暴力侵害时所述，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能遭受性别暴力，但是某些妇女和女童尤其容易受到伤害。除却对被害者性工作者的身份构陷，年轻女孩和年老妇女；非顺直群体中的女性；移民和难民；少数民族；感染艾滋病毒和残疾妇女和女童；无家可归者等等都是潜在容易被伤害的对象。只要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不消除，“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就无法实现。
为什么要强调“杀害女性”？
“性别谋杀”或“杀害女性（femicide）”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特指针对女性的仇恨犯罪，广泛的定义是因为被害人为女性（成年女性或女孩）而蓄意杀害，也是性别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最严重的表现形式。美国女性主义作者 Diana E. H. Russell 是第一个在现代定义及传播此一词语的人。她在1976年将这个概念定义为：“男性杀害女性，原因只因为被害人是女性。”（编辑注：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主张的女权主义者对“杀害女性”的定义划分也有一定区别。）
Russel 所定义的“女性杀害”概念，涵盖了伴侣间的女性杀害、针对女同性恋者的杀害、基于种族的女性杀害、连环女性杀害、女性屠杀、荣誉杀害（honor killing）、嫁妆杀害（指女姻亲因嫁妆纠纷而杀害妇女）、对女性的秘密杀害（例如基于男性偏好而进行的性别选择性堕胎）等多种形式。任何导致女性死亡的性恐怖行为都属于女性杀害。
此外，女性杀害还隐含在某些行为中，如在母亲生命受到威胁时仍将堕胎定罪、故意传播 HIV/AIDS，或女性在进行生殖器切割手术时导致死亡的情况等。（编辑注：Russel 所提出定义并未被所有学者接受，但都强调了定义“杀害女性”的重要性。）
（如动画短片《河岸》，2021FIRST影展FIRSTFRAME入选短片，片中讲述了两个幸存下来的女孩的故事，一个哥哥去世才有了出生的机会，这是自然的选择；一个是从“河里捡来的女孩”，在被亲生父母抛弃时得到拯救而活下来，这是人为的结果。）
从数据上看，《杀害女性：一个全球性问题》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每年平均有 66000 名女性遭到暴力杀害，约占所有故意杀人受害者的 17%。在 2017 年，全球有 87000 名妇女和女童被杀害。这意味着每天有 238 名女性被杀害。日本是世界上女性凶杀案受害者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按凶杀案总数的百分比计算）。
从杀害女性凶手画像的比例上看，每 10 名被故意杀害的女性中，平均有 6 位是死于认识的人（亲密伴侣/家庭成员），4位是死于陌生人。这一比例在各个地区之间存在显着差异，在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平均每10位女性中，就有6位死于陌生人的故意杀害。
而这些数据也往往被低估，由于各国刑事司法记录和调查做法存在差异，没有足够的信息将陌生人故意杀害案件确定为与性别相关的杀害。大部分由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实施的与性别相关的杀害才被计算在杀害女性的记录中。在全球范围内，杀害女性也很少与凶杀分开进行调查。
世界各地“杀害女性”的现象和原由也会因当地的习俗、文化、观念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饥荒时期，重男轻女的文化规范鼓励经济拮据的家庭“杀害女婴”；中东和南亚地区，因家庭成员认为女性有实际或被怀疑的性行为或行为失范（如通奸、性行为或被强奸）而实施的荣誉杀害尤为严重。
而“杀害女性”的事件还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近十万的“女巫”被处死，这种罪行被称为“猎巫”（witch-hunt）。《凯列班与女巫》这本书指出，为了从本质上摧毁妇女的权力，要求妇女屈服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并试图将把她们的身体变成工作和生育机器，于是男性统治者们便以“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独身主义者”“妓女”，以及具有反抗意识的“异端分子”等名义将女性处死。
在新英格兰地区，从 1638 年到 1725 年，女巫审判经常发生，在被告和被处决的队伍中，女性人数远远多于男性。根据作家卡罗尔·F·卡尔森（Carol F. Karlsen）的《女人形体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Shape of a Woman）的说法，新英格兰 344 名女巫（注：“Witch”一词在当时可以泛指行巫术的人，只是被译为女巫）中，78% 是女性。单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就酷刑、处死、焚烧超过4000名女性。
关于猎巫运动的版画
随着现代化的进行，对女性的控制也改头换面，换以新的形式隐藏在社会生活中。它包括亲密关系中暴力现象的延续、以“维护尊严”为由实施的杀害（honor killing，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往往被贬为动产或男性的财产。因此，“强奸”与其说是对妇女荣誉的侵犯，不如说是对其主人财产的玷污）、以“保护女性”为由进行的着装禁令、针对女婴的抛弃和堕胎、武装冲突中针对女性的侮辱和屠杀、逼婚逼嫁逼生，以及新闻中无数个在谋杀中“消失的她”。
命名“杀害女性”的重要性在于，与不分性别的术语“凶杀（homicide）”或“谋杀（murder）”区分开，因为它代表了针对女性的最极端的暴力形式。Russell 提到，“杀害女性”是一个观念工具，专门用来揭示和批判男性基于性别歧视、父权制度和厌女情绪而实施的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的现实。就如“性骚扰（sexual harrassment）”一词帮助女权主义者开展运动并打击这些罪行一般，强调“杀害女性”也能激励女性之间的力量共同对抗性别暴力的行为。
在这场关于“杀害女性”的斗争里，男性试图控制女性，剥夺她们的自由，而女性则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权而奋斗。只有当社会认识到杀害女性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权力差异，才能更好地对案件进行研究，识别和制定有效和高效的消除和预防措施。
最后：如何讲述一起杀害女性的凶案
《每日秀》的撰稿人米歇尔·沃尔夫在她最新的单口喜剧专场《很高兴来到这里》中说道：
“我们对连环杀手有着奇怪的狂热。每当网飞推出一部关于连环杀手的新纪录片时，我们都会被它们所吸引。这对我来说很疯狂，因为一，他们是连环杀手；二，这让我思考我们为什么没有很多女性连环杀手……男性连环杀手都有糟糕的妈妈，但我们很多女性都有糟糕的父亲，而且我们不会变成连环杀手。我们只是变成了和其他人的父亲发生性关系的人。这让我对女性感到非常沮丧。我想，‘你能不能别再取悦别人了，开始杀人吧？’”
虽然这是一段充满讽刺的单口喜剧，但它背后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该以怎样的角度来认知杀害女性的凶案？贺萧在《记忆的性别》中引述：“一个认知心理学家小组写道，讲述本身即塑造记忆：通过语言详述事件的做法会影响事件在记忆中如何被组织、或在将来如何被忆起”。叙述本身就包含了立场。
因此，在面对杀害女性的凶案时，我们应该认知到父权规范和性别不平等既是暴力侵害女性的原因，也是其后果。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凶案不只是窥探暴力奇观和施暴者心理的窗口，而要去理解那些已经无法发声的被害女性的生活和遭遇。但我们更希望，女性可以不用通过暴力或成为承受暴力的对象，才能被看见，被尊重。
生而为女，每个女性，都是闪亮的，充满可能性的人。
参考资料
[1] [英]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开膛手杰克案女性被忽视的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
[2] [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
[3] [意]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上海三联书店.2023.
[4] 端传媒.過去一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性別謀殺」.2022
[5] Diana E. H. Russell.MY YEARS OF CAMPAIGNING FOR THE TERM FEMICIDE.2021
[6] Matthias Nowak.Femicide: A Global Problem (Research Note 14).2012
[7] UNODC 联合国药物和犯罪委员会.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GENDER-RELATER KILLING OF WOMEN AND GIRLS.2019
[8] Ayesha Rascoe.'Shining Girls' book becomes an usual crime drama on the screen.2022
[9] Louise Wattis. Revisiting the Yorkshire Ripper Murders: Interrogating Gender Violence， Sex Work， and Justice.2016
[10] Bridget Marshall. WITCH TRIALS DID NOT TARGET THE POWERFUL， THEY WERE ALL ABOUT PERSECUTING THE POWERLESS. Milwaukee Independent.2019
[11] 维基百科.词条「Femicid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Herring，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