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的新工作
2020年春天，我的母亲失业了。
在我和弟弟读大学，母亲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她和无数双脚沾满泥土的人一样，在官方语境中有一个身份定位“农民工”。10年里，母亲在矿山、建筑工地、农场务工，挣出来的钱，供她的孩子们念书。
2017年，她的左腿因为常年过度奔波患上了滑膜炎，蹲不下，站不起。经治疗康复后，她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卖力气去工地挣钱。
我想让她休息，她不肯，偷偷去找工作。在母亲的生存经验中，挣钱是生活中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
第一次，她接受了7天隔离后，在一家养猪场做厨师，她的左腿因为长久地站立再次开始疼痛，她要到了五百多块工资后回家了；第二次，她去家门口的超市做理菜员，指甲上全是泥，她想把菜名背下来，学会更轻松地打秤工作，但被人挤兑，失败了；暮春的时候，她去茶厂择茶叶，茶叶季结束，她又没事可做，工钱也没要到手。
每一次工作，一开始她都信心满满，隔几天，再打电话过去，便听到她的语气变了，她责备她那不太灵活的腿：“花了几百张‘红皮’了，一点用场都没有！我真是一点用都没有！”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到秋天，母亲已失业两个月。那时我和丈夫搬到了深圳福田一处两室一厅的小房子。我刚刚从记者转行进入大厂，工资涨了一些。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我都转一些给她，并立即打电话过去，让她把钱收下。
我想，我们刚好有了空房间，刚好有一个长假，也许她可以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们的生活。我说服母亲来深圳的理由是：我帮你在深圳找一份工作。
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决定，面对亲人们的忧虑和阻止，我告诉她“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
2020年9月26日，母亲乘坐K1310次、8车8号上铺绿皮火车从陕西商南出发。第二天下午，车到站后，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她。
母亲穿着紫色上衣黑色长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她和父亲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母亲包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农产品，一小包一小包的干货——干木耳、干芥菜、干南瓜丝、干辣椒、干玉米。她还带了从老屋门前树上打下来的白花花的核桃，小姨给的传统制法辣椒酱，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工作的时候穿。
“你妈什么都要往里装。”父亲说。包里还有亲人们送给他们、在路上没吃完的零食，苹果，爽歪歪饮料，达利园面包，营养快线……她还懊悔忘带了一些东西：在韩城煤矿上打工时摘好晒干的花椒，一罐她亲手做的用来拌凉菜的酱料。
我像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样招待我的母亲，表现得热情又周到，但其实我们很少有时间坐下来长聊，就像以往的无数个春节，我们在闹哄哄的氛围中，没能说出一句想说的话。我带她游深圳，去看海，去公园，看地标建筑，但她心不在焉，只想着找工作。
笔直的风景椰在妈妈眼里跟水泥杆子差不多。在她看来，深圳就是个更大的农村，只是土地上长的都是房子，不是庄稼。家附近最高的银行大楼，就是地里最好的庄稼，种子里全是人民币。她以这栋高楼为参照物，来确定我家在哪里。
面对深圳美丽的公园，母亲总是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她也很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人背着手在闲逛？深圳作为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劳动人民来深圳不是为了钱，还能为什么？
母亲无心留恋深圳的风景
她总是不断地催促我兑现当初的承诺，帮她找工作。当我显得不着急时，她佯装生气，赌气不出门。她怀着热切的心情看着我在网上给她投简历。
姓名：春香
年龄：52岁
求职意向：保洁员 公园绿化 家庭厨师
职业优势：有住处 能吃苦
项目经历：在建筑工地、国营农场、大型矿区做过工人、养殖员以及厨师，生活经验丰富，吃苦耐劳，干活利落。
她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所以学历一栏空着。
我选择离我住处三公里以内的公司，投递了40个岗位。有一家养殖场下载了她的简历，但并未来电话。我的手机每响一次，母亲都很紧张，紧贴着我，听着电话里的动静。然而，大数据并不精确，很多电话里的用工需求在几十公里之外，比如：深圳康宁医院。
最终，母亲的保洁工作是她自己找到的。她的方法很简单，去我居住的楼下商场、写字楼附近和每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保洁员攀谈，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嫂子，你打扫卫生怪辛苦的哦！”在无数个保洁员当中，总有一个保洁员会告诉她，哪里有岗位空缺。
2020年国庆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入职了家门口的超级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一天工作8小时，从早上七点至下午三点，中间没有休息。她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在母亲长达十年的外出务工时间里，她像个男人一样，头发剪得很短，手掌总是结满老茧，上工前先装上一大塑料瓶水，用铁锹时会朝手心吐一口唾沫增加摩擦力，用边沿掉了漆的鹅黄色敞口搪瓷碗吃饭，穿军绿色的“解放牌”胶鞋，穿我军训时留下的迷彩服外套，遇到不公平的事敢和男工人当面对峙甚至吵架。要不到工钱时，坐在老板必经的路口拦截，直到把钱拿到手。
这一次，母亲的目标是做到年底，过年前10天再离职。无论条件多差，比起她之前干的活儿都不算什么。她跟我说，只要不是被开除，她是不会辞职的。
2020年10月10日，母亲第一天上班，那天我提早起床去送母亲。她的工衣是白色的立领外套、黑色的直筒裤，盘发的发卡是古典的深蓝色蝴蝶结，她在县城大润发超市买的薄底黑色玛丽珍方口鞋果然派上了用场。编号为“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必须正正地戴在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
她一身标准的保洁员装扮，因为腿疾，她走路有些斜着身子，但她走得比我快，我得追赶她，我们穿过匆匆的人群，经保洁员特别通道下到负一楼。高声大嗓的经理拍拍我的肩膀，让我放心：“小妹，你妈还年轻，肯定干得了！”母亲一副准备好的样子，脸红扑扑的。我像是上学第一天，把孩子交到了老师手上。
乘地铁去公司的路上，我明确地意识到：以我母亲那“永不放弃”的性格，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生活就只能在她的眼皮底下了，我不可能总是像她最开始来的那几天一样热情，总展示好的一面，一切都将赤裸裸地暴露，被她审视。
二、家
我们每天下班要回到同一个“家”。
我们租住的房子是一套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6000多块。房子在一片豪宅楼栋包围之中的一处破旧小区里。我和丈夫当初之所以租住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近，房东是认识的朋友。在我毕业后的六年里，从城中村到合租房到大通间，我迫切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一个家门口有公园、去哪里都方便的住处。
父母来了，房子里原本计划用作我的书房的房间，便归他们使用。“家”从户型图上看是方正的正方形，共36平方米，分成客厅、两间卧室、厨房、洗手间和阳台。这个小房子当时市值700万，是房东冲着旁边高级中学的学区位置买来的。
父母的房间除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其余的地方都堆满了书。母亲把她的东西塞进靠墙的衣柜，由压胶板拼合而成的衣柜“龇牙咧嘴”的，经常有T恤、袜子从坏掉一只把手的门缝里跳出来。因为床上堆了太多东西，母亲睡觉时很少能伸直腿。客厅没有餐桌，只有三只并排的与电视柜高度平行的方形茶几，我们吃饭、喝茶都在这里，也方便移动。厨房和厕所都只能容下一个人。阳台属于猫和植物。到处都是满的，我们夫妻和父母四个人同时在家时，就会交通拥堵，时常要为猫让道。
逼仄的空间意味着我们家的每一扇门后面的挂钩上都挂满了纸袋、包、衣服以及一些随手要拿的东西；也意味着我们家无论哪里发出声音，在另一个地方都能听到，比如夜晚有人上厕所的声音，洗漱的声音，阳台上空调滴水的声音。
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寄宿，我几乎已经忘记与父母在一起长时间生活是怎样的处境。他们和我生活在一起，并不仅仅只是生活在其中一间房子里，我的生活到处都留下被父母侵占的痕迹——被动了位置的砧板、杯子、碗筷，被水淋湿的地板，乱放的鞋子，甚至是他们身体散发出的汗水味，吃饭时的声音，阳台上摆着她捡回来的花盆……我尝试着不要说出来，但我有时候忍不住，我说，妈妈，你不要把水洒在地上，她说，我没有！我说，妈妈，你不要把垃圾往家里捡，她说，那东西一点没坏！我说，妈妈，你不要动我桌上的东西，她说，我没有！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她起床后摸黑穿衣服，有好几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上，我们都在家里时，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好像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
她还是难免疏忽。她上班走得急时，偶尔会忘了关大门。有一次我提醒她，她很紧张，脸立马就红了。我对这种“小心翼翼”感到恼火，不是家人，是客人的感觉。
母亲在厨房准备包饺子（2023年春）
母亲对价格异常敏感，从省钱中享受乐趣，甚至找到了一些道德优越感。她常常拿自己买的菜与我在网上买的菜对比：她2块钱买一大把葱，而我只买到几根；她买到的土豆只要2块4，而我的却要3块5；她买的豆腐有香味，很瓷实，而我买的，刀一切就垮架。每当我从连锁超市买回猪肉、牛肉，一旦不小心让她看到小票上的价格，她都惊呼：“咋得了哇！你买的是龙肉吧！”
“我们家我最有算计！”这是母亲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她抱怨我父亲最多的话是：“老头子一点算计都没有！”哪怕她老了，她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深信不疑。“我把家顾得圆圆的。”“娘就是箍桶篾，一家人不会散。”
她总是说我：“你这个女子没有一点算计！”她不喜欢我的猫，不主动抱它们，买猫粮回来要被吐槽：为什么不养孩子要养猫？她帮我拆快递，把我买的毛衣摊在沙发上，像罪证一样，拍照发给我和弟弟。她用微信语音轰炸，表达她的不满。
她极度节俭，舍不得用电，天黑了却不开灯，不用洗衣机，手洗脏衣服，不用吹风机；不用我买的洗衣液，用洗衣粉和香皂，不用沐浴乳。她这样做让我非常担忧她的卫生状况，但我提示了几次后，依然是老样子。当我看到我买回的菜留在冰箱里，一点不动，从周一留到周五的时候，我最生气，我把过期的菜扔进垃圾桶表示抗议，她又给捡起来，我们为此起冲突。
我们也因为她加班的事争吵。入职的时候，经理对母亲说，每个月可以休假四天，但她总在加班，说“主管不给假”，“别人都在加为什么我不能加”。她的腿需要休息，我跑去超级商场地下管理处当面帮母亲请假，经理很爽快地同意了。当我再次想让她休假时，她说：“你还不是加班，你加班一分钱都没有，我加班还有钱拿！你别管我那么多！”
“唯有挣到钱，日子才能好过。”挣钱就是母亲的信仰，她能挣则挣，一分一毫地攒钱，尽可能地少花钱。我一边承认她确实靠挣钱供我读完了书，我应该心怀感恩，多顺从，取悦她。另一边，我对她批判我对待金钱的方式感到不满，让我跟她一样对待金钱并不能让我更快乐。我每次想通过花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都会遭遇母亲的冷眼，她用她那愠怒的脸色来试图让我改正。我花的是我的钱，但总是心怀负罪，她侵犯了我生活边界，我也总想纠正她，控制她，我很讨厌这种感觉。
母亲在超级商场的工作下午三点半就下班了，她回到家拖地，整理厨房，洗衣服，给阳台的花草浇水，处理猫砂，做第二天上班要带的饭菜。我晚上回家后，她对我说保洁的工作很难干，向我吐槽遇到的同事领导。我的职场经验告诉我，被领导骂了，最好什么都不要说，改就是了。但母亲似乎不说出来，就会憋坏似的。我把工作的情绪也带到了家里，只是我试图以不说话，屏蔽一切的姿态来掩饰，她在我耳边唠叨让我很烦躁，我说，“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了。”她的脸顿时黑了。我想她也许会知难而退，主动提出回老家，但她从来没有。
我不回应母亲，便是一种罪过，她说：天上会响雷的！她认为我在嫌弃她，针对她。
“你不知道你娘打工有多苦，你每天下班还摆脸色！”
“我没有给你摆脸色。”我用的是一种压低声音显得很理性却很具有杀伤力的语气。
“我要不是为了挣点钱，才不跟你住一起。”
“你让我安静会儿不行吗？”我抱怨了一声，没有抬头看她。
我能感觉到，母亲不打算放弃，她的情绪在酝酿。“我说什么你都反杀我！你不过是比你娘多念了几本书！有什么了不起！”她先示弱，一把鼻涕一把泪：“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去！我现在就要回去，我一点都不想呆在你这里！”
我被她的眼泪吓住了。她回她的房间，我出门了。我没有给她买票，第二天她又如常上班。
不久后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都在家，她捉住了机会：“我在这总是被管着，你也不听我说话，我去看了宿舍，我要跟你爸搬到宿舍去住。”我知道那是怎样的宿舍，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每个人只有一个铺位，男女混杂，条件堪忧。我很害怕她真的去。我表现出来的态度很强硬，不准去。她没有真的行动。
母亲在整理我丈夫从湖南老家带回来的农家菜（2023年春）
当我被情绪挟裹的时候，我本质上跟母亲是一样的人，受过教育的影子在我身上消失不见，我跟母亲一样愤怒，一样不讲道理。我回想那些让我们在这个小房间里起冲突的事，意识到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系统的底层，唯一可以用的资源便是时间，我们用时间换钱。尤其是我的母亲，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挣钱很难，所以把钱看得金贵。
我想我确实忽略了她很多，也没好好跟她说话。深圳虽然很大，但对她而言，这个世界比乡村和县城的世界更小。在这里，除了我家，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没有人听懂她的方言。没有人在乎她是来做什么的？她为何在这里？更难的是，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其实意味着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一种全新的规则。
我想摒弃父母曾带给我的生活方式，现在一切又回归原点。我们彼此都感到做出了牺牲，牺牲了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对方。
我去县城读高中的第一个学年，母亲把我的生活费和学费交给了我一位在县城开饭店的表哥管理。每隔几周，我都要从学校穿过几个十字路口，找表哥拿钱。
表哥总是很忙，要招待源源不断的客人，我需要在他的店里等很久，有时候会应要求留下来吃饭。每次去找他，我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饭店的不远处有一座桥，从那里可以通过店门口停放车辆的多寡来判断，饭店里的顾客是多还是少。
我尽量在半下午去，站在桥上，来来回回。即使我的表哥表嫂对我表现出友善，当我身处城市人的饭桌，我还是会不自在。一种我必须要配合对方，顺从对方才能达成一件事的不自在。待在我家的母亲就如同十多年前待在饭店里的我。
有那么一瞬间，我惊觉，我是在用老板对待我的方式在对待母亲——即使看到了也不立即回复她微信里发来的“关心”；回答她的问题总是很简短，不包含任何信息量，比如：好，好的，行，OK，你再想想；总是下“禁止”的指令给她，不要一个人出门，不要把废品往家里捡，不要吃剩菜；总是给她下“任务”，妈妈你晚上要不要做个面条？她不会拒绝；但我教她解锁“任务”时，大多数时候却只愿意教一遍，比如，如何用电子支付买菜，我旁观着，直到她成功完成一次结账。
我在用“权力”压制母亲，这个事实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我想起母亲的话：“你把书都念到狗肚子去了！”她可真是毫不客气。
“我在你家呆得不舒服！”是一句抗议，也是警醒。在深圳，她被禁锢在很小的房子里，她要更多地适应我，她又不会逃离，她需要我帮她买车票，她还想工作，赚养老钱。想到这里，我的心便会软下来。
三、天台上的母女
来这里几个星期后，母亲发现天台是一个好去处。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却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飞机。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飞机从海边起飞，飞过头顶时，她就在心里记下来，再起飞一架，便在原来的数字上加一。有一天傍晚，她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
“深圳真好。在农村一连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架飞机，记得第一次有飞机飞过村里，全生产队的人都出来看。”她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看飞机的瞬间，每次出门追飞机，外婆总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谣：“飞机飞机你停停，带个喜讯上北京。”母亲对于我可以坐飞机出差去全国各地感到羡慕。“你把妈妈也带上。”她在我打包好行李出发前跟我开玩笑。
我跟母亲的第一次长谈，发生在2021年春节假前，一次我们一起在天台上看飞机的时候。经过三个月的相处，我们彼此心里都有郁结，我先跟母亲道歉，她没有在口头上表示出原谅的意思，却一股脑儿说起了她在商场工作的委屈事儿。出于一种记录的本能，我把我们的很多对话写在了手机记事本上。
在天台上，母亲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
接下来是长达一周的春节假期，我们带她去看花市，去海边晒太阳。她对我专门为春节买的20元一斤的大米感到惊奇，她说，这大米，煮出来，在锅里是站着的。年底那几天，母亲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经常在马路边碰到“烧纸”的人。母亲对城里人“烧纸”的随意嗤之以鼻：“连头都不给老祖人磕一个！”
深圳是一个四季有花的城市，母亲很好奇，家附近马路边花坛里的花为什么总是纷繁多样还永不凋谢？
直到一个深夜，她在和我一起散步途中，碰到了正带着20个工人种花的湖南大叔。晚上十点半，栽花工程才刚刚开始。身着橘黄色马甲的工人们，手里拿着小锄头，把旧花铲起，将一棵棵“千日红”花苗栽进泥土。种花大叔告诉母亲：“这些花一个多月后又会重新换一次，不等它谢就会有人打电话。”
冬天，天台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深圳湾，经常有老人带着小孩在这里晒太阳。虽然母亲只会说方言，但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她的嗓门很大，经常会把人吓一跳，她用真诚的热情感染别人。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跟老人热络地聊天。他们各自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些话她跟许多人重复过很多次。那些老人从母亲的语气里感受到羡慕，尤其是当他们说自己是带孙子或者只是在深圳拿着退休工资养老的时候。除了羡慕之外，母亲最常有的心态是自卑和贬低自己的保洁工作。她常跟我说：“做娘的没有用，老了还要来拖累儿女。”她认为跟我住在一起是“拖累”我。
而那些她在天台上遇到的，退休前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职业，拿着退休金的老人，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还有余钱去补贴儿女。母亲年轻时，很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走上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稳定职业的“铁饭碗”之路，但是她的期待落了空，并且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每当母亲跟天台上手拿退休金的老人们“谦虚”自己只是跟着女儿生活，又额外打点工的时候，那些有素质的老人都会赞扬母亲，告诉她，能挣一些钱，并且完完全全归自己，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听到这些话，她又很开心，觉得凭自己劳动赚钱是光荣的事。
不到半年时间，母亲认识了所住楼栋几乎所有老人，了然于这些在小区买了楼的老人，家里有几口人，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进出电梯遇上这些老人时，母亲都会跟他们搭上腔，有时候还顺手帮忙扔垃圾。
在家里，她逐渐开始试图掌控厨房，帮我从家务劳动中解放，缓解我面对高压工作的压抑情绪。她总是悄悄帮我洗好衣服，帮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帮我给猫铲屎，把地板拖干净。她开始尝试自己去买菜，总是对比同一样菜老家的价格是多少，这里的价格是多少，一比，发现贵了一倍不止，于是她买回来的菜都是精心挑过的菜或者是超市快关门时的打折菜。
四、保洁员的故事
下班回到家，我经常问母亲同一个问题：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她的脸色变得生动。她跟我讲超级商场高端超市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怎么流转：每天晚上11点，打扫完超市最后一遍卫生后，一位江西保洁员大叔会准时在停车场出现，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可以吃的蔬菜，分给在商场里打扫卫生的其他老年保洁员。
还有她是怎么在拖地时认识了给商场地板做“抛光”的老刘：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经偷偷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住过几晚。后来被发现了，管事的说，再“住”的话就会被罚1000块。刘师傅就买了便携床，搬“家”进了男厕所。
母亲在工具房整理毛巾（2022年秋）
有时候她会边说边起身把场景复原给我看。我会打开手机录音，她边讲，我边在记事本上记录关键词。她用方言讲述，有很多生动的形容和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词汇，让我觉得很惊奇，就像已经在记忆里死亡的词汇又复活了。她对保洁工作的苦恼，在一些包含着喜怒哀乐情绪的讲述里被稀释。我会利用空闲时间回听录音，把她的讲述用文字编织起来。
很显然我母亲把商场也当成在村里了，遇上谁都要聊几句。我在那家商场进出过无数次，每次只产生消费行为，我不会用一个保洁员的眼光去观察这片地方。那些在母亲口中一个又一个的人逐渐替代了我脑海中那只是一栋建筑的印象，这让我感到欣喜。我能感觉到，除了“麻烦”之外，母亲正在为我的生活带来一些新东西，一种全新的观察生活的视角。
2021年春天，母亲辞去了超级商场的工作，去八百米外的政府大楼做保洁。这份工作同样是我带她去入职的。这是母亲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休假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照常有钱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
我们的对话一直持续。我白天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做着“螺丝钉”般的工作，在高速运转的系统中去印证自己的价值。在总是有新要求新变化的互联网职场中，我知道妈妈在做完全不同的工作。在晚上，她会给我带来她的“职场”故事。
在疫情纷纷扰扰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合作让我获得一种宁静的秩序。让我感到我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可做，在工作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飞地”。我承接了她分享的欲望，她推着我去关心他者，关心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这件事让我不至于把所有的“价值”都押注在大厂这个系统之上，我依附于它，却又与它疏离。
那年春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从4月开始，全家人都被姑姑病情恶化的阴影笼罩。母亲每天从政府大楼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跟姑姑通视频电话。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她们是同一天结婚，同时嫁给对方的哥哥，我们那里称为“换亲”。一直以来，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
一晃到了7月，姑姑已经吃不了东西，眼看着状况一天天糟糕下去。母亲形容自己焦急的心情：心焦得都㩢得断。“㩢”在陕南方言中是指把一根木柴抵在膝盖上用双手折断的动作，这个动作伴随着忍耐、疼痛和断裂爆发前的煎熬。
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母亲托她照看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父母开始计划着回老家。
母亲可能很快就要回乡这件事，让我产生了一些分离焦虑。我发现她在深圳给我提供了很多心理上的安全感，我每天下班回家，必定是先喊一声“妈妈！”，以确保她在家。
她经常不带手机出门，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手机在她房间的床上震动。我气急败坏，在她回来的时候严厉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带手机，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她不在意，照样把手机丢在床上就出门。
7月12日，父母回乡的日子定了下来。和我在一起生活288天后，他们离开深圳回县城。离开前，她叮叮当当在厨房忙了一天，包了几百个饺子冷冻在冰箱里，留给我做早餐。
母亲离开后，我重新规整、打扫了房间，把她房间的被套床单扔进洗衣机，被子拿上天台晒，床底的“垃圾”分类整理，砧板立在了我顺手的洗碗池狭槽处。一切都恢复了我喜欢的样子。
随着她离开的时间越久，房间里她留下的痕迹和气味越来越少。我很想她。我经常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她，问姑姑的病情，问她在做什么，甚至有时候，她觉得我在浪费话费，表现出不耐烦，一句话没说完就挂断。她还是经常不带手机，不接电话。
2021年秋天，母亲再次回到深圳时，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已经被人替代。她重新在离我家一条马路之隔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还是做保洁。冬天，除了日常中的对话，我开始有意识地介入到母亲的工作现场。
周末和节假日，我会陪着母亲工作。母亲要用到的工具有30种，我最常做的事是帮她拖楼梯台阶。她教我技巧：要倒着拖，以免拖过之后又踩上脚印；水桶先放在一层楼末尾，每拖一层洗一次拖把。在这种时候，她变成了老师，我变成了听话的学生。
在母亲所在的保洁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在假期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听他们吐槽的保洁员子女。那是一个我童年在乡村时才会有的氛围，大家热情且真诚。我跟着母亲一起开会，一起下班打卡。去的次数多了，保洁员们就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拉着我的手，把各种新发生的事情告诉我，让我处理类似“Wi-Fi”连不上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和一些保洁员阿姨在大街上偶遇，被不由分说邀请进她租住的房子参观。
从空置的写字楼落地窗母亲看到的城市风景
在母亲的打工生涯中，我曾多次深入过她的工作现场。那时，我与母亲的同事进行的是表面且客套的交流，我从未觉得我与他们会产生深刻联结。
2013年夏天的一个暑假，我去母亲工作的钒矿看她。母亲的主要工作，是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了盐、碱、煤后，再铲上分流盘。十四个盘子，上下各七个。按顺序 ，从头到尾，反反复复。“我都是用膝盖顶住铁锹往盘子上倒，每铲一下，都像是磕一次头。人家说，我磕头一天磕到黑。”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她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
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
我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
很长一段时间内，当有人问起母亲的职业，我都很慌张，会含糊过去，我耻于承认我的母亲是一位农民工，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
我的脑海里总是无数次闪现一个片段：一个夏日傍晚，我的初中政治老师和她丈夫，来看望我的邻居，她是政治老师的小姨。经过我家的时候，我母亲招待了他们。他们来得有点突然，房间很凌乱。堂屋到处摆着农作物和工具，母亲的身上带着刚干完一天农活的汗臭味，她翻箱倒柜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招待我的老师，异常热情，让我感到尴尬。我的老师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一天后周一的国旗下讲话，老师说，有些同学，要告诉父母，在家里要多注意讲究卫生。我认为那是在说我家。
那种慌张和羞耻来自于一种对“出身”的不自信，一种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在远离母亲的成长中，我一直认为我的出身是要抛在身后的，是要用来超越的。我的工作要应对各种策略、规划、方案，让成果被看见，我跌跌撞撞，一度也感到获得了些什么，突破了些什么。但母亲只感受到我的“累”，戳破我那摇摇晃晃的安全感。我的母亲就具体地存在在我身边，她一直在“底层”，她才是那个真实。
五、她的名字
在她离开深圳前的盛夏，我重新组织了那些零散地躺在我的手机记事本上的对话内容。我选取了一部分，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写了《我在深圳政府大楼里打扫卫生》《在富人商超打工的老年人》，发布在一家非虚构平台上。这两篇文章获得了一些关注。
母亲看到自己的故事被发出来后，在手机上把字体放大，花了好长时间，磕磕绊绊地把文章念出来了。她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这个反问让我心里一惊。原来她是不介意用她真实的名字的，原来她是愿意看到她的经历被我写出来的。
我想，她应该在故事里拥有姓名。我的母亲出生于1968年的春天，她的名字叫春香。
2022年春天开始，随着深圳的防控政策越来越严格，进出入写字楼越来越麻烦，母亲的工作也时常中断。因为封控而干不了活的日子，她开始看书。书是我挑给她的——《秋园》《浮木》《我本芬芳》，她的心情跟随着杨本芬奶奶书里的故事浮沉，让母亲想到她的父母兄弟，想到自己的命运，“老时候就是那样的，人拗不过命。”她读读停停。她常常向我请教不认识的字，让我读给她听。经常刚教完，遇到一样的字，又跑来问。我有时候不是很有耐心，但她像学生一样谦虚，我只好停下手头正在做的事去教她。
在《我本芬芳》的结尾，自认为用真心相伴了吕医师六十多年的惠才，有一天，问躺在轮椅上念诗、有几分可爱的丈夫：如果有下辈子，你愿意再和我在一起吗？“不愿意！”吕医师非常清晰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问母亲，看到这里是什么感受？她望向了坐在身旁的父亲。
母亲生命中自认为的很多不快乐、不幸福，用她的话说，都是源于听了我外婆的话，嫁给了一个错误的人。
外婆是自杀的。从小到大，母亲每次和父亲吵架，当父亲占理一些，母亲明显要败阵的时候，她便拿出她的杀手锏：“你把我娘气死了！”
父亲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扭转头，脸色变得黑红，不发一言。
我追问了关于外婆自杀的事，她含着眼泪跟我讲了她对外婆的负疚。在深圳被按下暂停键的那一周里，我深入了母亲的记忆，我拥抱她，安慰她，与她共情。
在征得母亲同意后，我开始用她的真名“春香”来写她的打工史和生命史，我把这当作一次我们共同来完成的写作计划。2022年秋天，我们得到了出版社的邀约，这是对我们母女关系决定性的时刻。母亲就像是领到了任务一样，发动她观察的雷达，推着我往前走。
2022年11月上旬，我们在封控和隔离的间隙搬了家，从那个住了两年多，时常被挤得“龇牙咧嘴”的小两房，搬到了同小区一个更大的房子。
母亲极力阻止我们搬家，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得付比6000元更多的房租给房东。得知新房子的具体价格后，她立即在心里换算：“这比住旅舍还贵，商南最好的旅舍平均下来一天都不要这么多钱。”但她的阻止并不起作用，长达两年的相处时间里，我们彼此都已经学会了理直气壮。母亲带着责备和怨气，每天下班后帮我们搬家。搬家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从外面捡回了多少“破烂”，才终于看到这个小小的出租屋装下的东西一卡车都拉不完。
我们一边扔，一边搬。我们认真清扫了要退租的房子。母亲让我们查一个老黄历上适合的日子再住进去。入住那天，她提前发酵了一盆面粉，买了绿豆芽、根上沾有湿泥巴的青葱。她让我最先把这三样东西拿进厨房，这意味着兴旺发财，生的孩子聪明。我照做了。
住进新家后，母亲的卧室像是一张满是褶皱的海绵舒展开来。睡觉的时候，她的腿终于可以在床垫上伸直了，想怎么翻身就怎么翻身。躺在床上，抬高枕头，侧身，母亲可以看到窗外从海边起飞的飞机。她依旧没有拉窗帘睡觉的习惯，天气晴朗的时候，还是会一架架数飞机：“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亮着光，飞机不停地跑，不知道天上每天飞多少人?”她会分析机身的大小、翅膀的开合、飞行的高低，数着数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她会在床上看见海边升起的圆月。
厨房也终于有了窗户，站在洗碗槽前洗菜的时候，可以看到对面的豪宅阳台。“那阳台多好，都抵两间屋子那么大。”母亲常看到有人在阳台上喝茶、跳舞。她常想，要是我儿女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多好，但她很快意识到，这是“想不到”的事情。
春香和我（2022年春）
我们的空闲时间全部被写书这件事占据。我们像是战友一样，每当我的家人想让我做点什么的时候，她都抢着去干，“别让她做，她要写东西！”在书写这件事上，我获得了母亲坚定的支持。
我每写完一篇初稿，会先打印出来，把字号放大给母亲看。她的标准很简单也很严格：读不读得通，读不读得完。如果她能读通，又能读完，她就告诉我，还不错。
我每次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反馈，我在无数个下班回家后的夜晚，看到她戴着老花镜端着A4纸在沙发上小声默念我的文稿。母亲语感很好，识字越来越多。她会告诉我哪里写得不对，哪里还需要补充。我听了她的话，用她也能读完的标准去写整本书。我保留了她日常对话中的陕南方言，尽量用比较朴素的语句行文。
再后来，得益于短视频教学，母亲慢慢学会了拼音输入法，学会了在手机上打字。有一天我正上着班，母亲在微信上发来了我的名字、我弟弟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们村里一个个那些在我记忆里已经远去的名字……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此后，我们的线上沟通就不再只是长长的语音了。
她是《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2023年初夏，当我完成书稿，我问母亲：“妈妈，这一路走来，你是啥感受？”她用微信发来：“写书是我女子的梦想，梦想成真。辛苦了。”
夏天开始，母亲开始在微信对话框里写“日记”，她的日记不长，每次只有一两百字。
她的输入法不熟练，有时候一个字怎么都拼不对，只能安一个相似读音的字先放在输入框。“实在拼不出来就不要它，换一个相似意思的字，反正你会变，你给变成正确的那个字。”我修改她的“日记”，鼓励她，她给我发来更多文字。看书和认字——她之前从未想到过还能有机会重新捡拾起来的事，让她找到一些母亲和“保洁”身份之外的自我，她在“日记”里叙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2023年6月21日：我晚上从超市买菜回来快九点四十了，上电梯的时候碰到一位送外卖的小哥，我问小哥你老家是哪里的，小哥说，我是四川人，我说，都快到十点了，你还在送，他说，我白天上班，我八点开始跑。她看起来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我说你咋这么拼？他说，不拼不行，家里有老的，有小的，没得文化，不拼不行。他去了十一楼。
2023年7月10日：我女儿租的房子，我们睡的卧室窗户正对面就是香港大桥，桥上红的绿的黄的灯一闪一闪亮晶晶真好。
2023年11月15日：我今天晚上出去溜达一圈，在小区门口遇见一浙江大姐。我问她多大，她说71岁，我问她有几个孩子，她说只有一个女儿。女儿毕业后来深圳，来得早，在世界之窗附近买了一套房，只要八十万。
伴随着这本书的完成，我意识到，我投入写作的这一年，可能是我们母女关系最好的一年。这样的时光是那么的可贵和难得，不是每一对母女都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的生活中，母亲变成无处不在的强大存在。
她就像是我婚姻生活的监工。她不看到我有孩子的那一天，她就不会认为我真的获得了“幸福”。她总是焦虑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
在“婚姻”上，我们的观念是两条平行线，即使她从婚姻中得到的尽是伤害，她仍然会告诉我：“你一定得要一个孩子，你生了我带回商南给你养”。她的愿望很强烈，我无法无视她的话，她焦虑地敦促我要遵循一个女人应该走的世俗轨迹。面对老家亲人的询问，她经常给别人说辞是：“他们没有经济条件”，甚至开玩笑说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我很生气，让她不要那么说，她嘿嘿笑：“开个玩笑！”我很少再反驳她。谁知道呢，她有可能还是那个最终会推我一把的人。
她总说，因为她有了我，才能来深圳“扫”一点养老钱，这是一句带着残酷底色的真话。她会一天天老去，有一天她会不再做“保洁”，变成需要子女照顾的人，想着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我感到害怕。
如果你认为，通过书写和对话，我和母亲达成了真正的和解，或者我改变了她，那你就错了。和解是一种契约，我的母亲会随时毁约。她不认为她跟我有根本上的矛盾和冲突。她认为一切都是爱，毫无保留的爱，她只想好好“爱”她的女儿，即使她表现出来的是“暴力”。她认为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只是“假吵架”，较劲儿，并没有真生气。
一次冲突，我们的关系又会回到河流的起点，好在，它不再凝固。她依然会用方言“骂”我。随着时间拉长，她在我家待得更像个主人，她不再总是关注我们的生活，她去公园里见保洁员朋友，光明正大地把“废品”往家里带，脏衣服放洗衣机里洗、并晾在阳台上，用客厅的吹风机吹头发，她给我们分派家务劳动。我不再管束她，不再执着于通过改变对方去达成理解，我很确信她是那个总是指出真相的人。
妈妈在默念《秋园》
她依旧会因为弄坏了我家的东西而感到紧张。她在清洗沙发套的时候，把投影仪的遥控器一起卷进了洗衣机，她在太阳底下晒它。早年间，她洗衣服时掉在河里的诺基亚手机就是在太阳底下晒好的，开机后又用了两年。但这次，遥控器没有晒好，按键时好时坏。我那几天不在深圳，她没有当即告诉我，隔了几天打来道歉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她是怎么把遥控器卷进去，又怎么在天台的水泥台上晒，把我逗得哈哈哈大笑。
我把我上面写的这些内容，拿给母亲看，她花了一个晚上读了两遍，我追问她的感受，她停顿了很久，说：“你前面写我俩的坏处多得很，你要是当时过得幸福，我能跟你有那么多矛盾？”
我没有改掉母亲说的那些“坏处”，我告诉她：那是真实发生的，没什么见不得人。她说，你不怕，我也不怕。第二天是星期天，深圳冬天的阳光很清冽，我带着母亲去公园里晒太阳，我们带了书，她在我身边看路遥的《人生》，脸上有种舒适专注的神情，她一边看一边默念，声音随着风传到我耳边。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满 著 光启书局 出版
本书真实记录了2020年，作者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深圳务工，900个日夜3份保洁工作，想为自己“扫”出一份养老钱的经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ID：zmconnect），作者：张小满，图片：饼干，编辑：于蒙、吴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