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ID：zmconnect），作者/摄影：余物非，编辑：王天挺，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秦岭最深处的陕南留坝县是个被改革开放浪潮抛下的角落。2014年，这个4万人的小县，贫困发生率超过三成，四倍于全国平均。大概二十年前，本县高考生出现过“全军覆没”——全县一个考上本科的都没有。
但就是这样的贫困山区走出的足球队，把陕西省冠亚军拿到了手软。不少山里娃踢球进了国家队，靠足球特长考上了211和985。足球帮娃们实现了阶级跃升。
这个乡土中国的足球奇迹，始于15年前。初中数学老师张素洋受新校长之托，建起了草台班子，带着一批被认为是“垃圾”的学生踢上了球。留坝人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足球可以是出路，因为足球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近年来，足球做成了，留坝出名了，张素洋也有野心了。但各种超越足球的问题接踵而至。刚刚打开的上升通道，可能又要被关上了。他纳闷，留坝“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村落一样的地方”，究竟能干点啥？
他们改变过命运，但命运终归不全在他们手上。
一、张校长好
在30岁的乡镇数学老师张素洋此前的人生里，“匮乏”两个字一直萦绕其中。他所在的县城留坝位于秦岭深处，至今也只有一所完全中学，一条主街和一辆出租车。他先是在17岁那年被省足球队选中，在即将走出山里的时候，却因为交不起“赞助费”，回到了原地。
他后来成为当地初中最好的数学老师，下课以后他吹口琴，拉二胡，唯一跟足球相关的是暑期“少儿足球培训班”——培训结束，把孩子带到牧场羊群边，教他们一人骑上一只羊。
很多年以后，张素洋参加运动会开幕式，那种感觉始终还在，他总觉得烟花只够放三分钟，这种充盈让他震撼，“怎么可能一直放了十分钟呢？”
但在15年后，我来到留坝，谈论起足球，10个人中有7个会跟我提到这个叫张素洋的人。他现在是留坝县中学的副校长。去年11月，他在校门口开车接上我。有位年轻教师站在街边，递上两份文件。他刚摇下车窗，路边就有人喊“张校长好”“张校长好”。
这15年间，张素洋作为足球教练和领队，为国字号球队输送了多名国脚，其中师晓敏曾被称作未来“中国女足的梅西”。通过足球，当地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其中包括了像北师大、北体大、川大、同济或者西北大学这样的重点学校——在此之前，留坝有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上本科，那个人就是县高考状元。
县政府的公务员小刘（化名）曾经是张素洋的学生，他告诉我，张素洋在足球上“有绝对的权力”，是公认的”留坝足球皇帝”——“他说我们能踢，我们才能踢，他说我们不能踢，就不能踢”。
从2016年开始，留坝县政府整合投入1.24亿资金，在全县最不发达、交通最不方便的营盘村建起了足球基地。基地在县城山上1个多小时，有7块标准的足球场，4块真草，3块假草，还配备8栋运动员公寓、500人食堂、图书馆和咖啡厅，边上还有在建的足球学校。在我来留坝前，张素洋建议，“你可以从足球基地出发写写乡村振兴”，标题就叫，“中国的拉玛西亚，心不会变”。
在一个视野开阔、海拔2000米以上的隘口，他停车靠边。低头俯视，山路弯折下降，回转如游龙。这条公路的选线，张素洋说，和20年前他带学生野营徒步的路线“惊人地一致”。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他成天为了想喝顿酒抓耳挠腮。现在留坝足球做成了，出名了，酒钱也有了。
“但没那种心情了，”这个以前只教数学的老师对我说，“酒不香了，不好喝了”。
二、改变命运，出来踢什么球呀
2008年秋，30岁的张素洋正在留坝县中学教数学，他把初中数学教材吃透了，教得通俗易懂，很多家长都想转到他的班上来。这一年，县教体局的副局长陈军兼任了留中的校长，汉中市体育局来学校检查工作，一位副局长跟陈军说：“下一届省运会，女足这个项目很好。”
陈军觉得是个机会。于是他找到张素洋——后来他给张素洋升职到了教导主任，问他搞不搞。
“之前我只带男娃耍，带什么女娃耍？”对于陈校长的新想法，张素洋很愁。但他又觉得弄足球能让娃们出去看看。5年前，张素洋带着十来个高中男生们踢市里比赛。从留坝到汉中市区没有高速，国道都是山路，崎岖颠簸。当年队里的小刘说，那是他第一次到汉中，在真草上踢，球员入场放音乐，“好像无数个摄像头摄着你，是明星一样的感觉”。
但老师们很反对，觉得弄足球是不抓高考，不务正业。之前几年，留坝出现过“全军覆没”——全县一个上本科的都没有。陈军刚来那年，全校参加高考的200多人，只有20人能考上二本。当地有能力的人，都不会让孩子留在留坝上学。
县领导倒是很支持，但他们拿不出一分钱经费。有人提议，到冬天就别踢了，“娃们的骨头都是脆的，冻住了磕一下就坏了”。时任县委书记跟他们说：“以后建球场，如果到春天场上的草长不起来，就先种点麦田，绿油油的就行了。”
张素洋记得，一位中国足协官员面对一位留坝球员的户籍登记地址：留侯镇火烧关村玉皇庙组，“神仙王侯齐上阵啊”，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足协有的人啊，根本不懂这样的中国。”
但张素洋懂这里那种饥饿的感觉，那种从未被填满过的感受。他拉起球队，留坝人称他们是“面皮队”，队员都是吃5块一碗的面皮长大的，能多吃个鸡蛋都不容易。出去打省里的比赛，有的孩子到了餐厅专捡水果吃，尤其爱吃西瓜。因为吃太多，拉了肚子踢不了比赛了。
哪怕在留坝本地人看来，张素洋搞球队的方式也上不了台面。中学老师没人搭理他，他拉城关小学的老李（化名）入伙——老李是张素洋的小学体育老师，快50岁了。他觉得张素洋“精神可嘉”，就自学了垫球、传球和越位，两年后考了最基础的D级教练员证，算够带小学生了。他的哥哥张素春在火烧店小学当校长，全校没人懂球，只有一个校警会踢一点，两个人放了学带学生随便踢踢，就当为张素洋培养人才。
张素洋还把自己的妻子也拉了进来——他妻子是英语老师，也是业务骨干，在足球生多的班当班主任。“踢球带来快乐”“踢球强身健体”“踢球能开发大脑智力”的理由家长们都无动于衷，但有人发现，张素洋的一个侄儿和侄女也被他安排进这个班，家长们一想，那张老师还能坑自己亲戚？
对家长们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张素洋和陈军向外放出风声，踢得好上大学能加分。还有些家长觉得：“万一成了国家运动员，光宗耀祖啊”。
“说实话，当时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留坝”，时任延安队教练员、现延安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告诉我，在陕西足球圈，西安、延安和宝鸡是传统三强。当时的省女足青年队主教练李旦对留坝也了解不多，他觉得那种“山沟子里的足球，汉中市第四、五名的水平”。
但陈军和张素洋越是投入足球，就越意识到很多时候，城乡的分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更体现在对信息的掌握。他们发现，如果校队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得名次，就能帮队员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俗称“打证”），球队名次越靠前，队员拿到的证就越多；只要有证，队员们就能去参加足球“单招”和“高水平”测试；如果考得好，就能进入不错的一二本院校，实现升学。
那时候，全国参加足球单招和高水平的只有4000多人，但这些证长期被大城市所在的球队所垄断，在留坝根本没人尝试过。
留中有个学生叫李嘉豪，从小练球，但直到快高三才听张素洋说，可以用足球特长考大学。一年后，他通过足球单招，参加了全国统一的足球专项测试和体育生文化课考试，考进了成都体育学院的运动训练专业。
对留坝的年轻人来说，很多时候不是选错了道路，而是这个选择之前没有人知道。
火烧店镇的社会生态像留坝现实的一个缩影。二十年前，这里穷得叮当响。街坊和商贩们介绍说，年轻的家长大多出去打工，留下来的打麻将赌钱，打几年赔了还不上就吵架离异，留下大批没人爱管的单亲和留守儿童。这些年街上拆拆建建，多了些修缮一新的农村移民安置房和旅游民宿。但外出务工的潮流和根深蒂固的麻将桌文化，依旧让教育基础十分薄弱。
我去了一些学生的家里。球员赖可家在县城北面的玉皇庙镇大树坝村，家里世代是农民。他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妈妈在家种田带他长大。廖阳的家庭环境更一般。他出生在他爷爷一辈盖的土房，屋内的棚布兜着顶上不时落下的渣土。从土房去火烧店镇上学要走五公里土路，去留中得翻座山。好在11岁那年，一个省队教练把他带去了西安，他才不用像父亲一样上中学走两小时野路。
小学毕业前，师晓敏在留坝转过两次学，转来转去都是为了离四处打工的妈妈近一些。后来父母离异，家里的事琢磨不透，她说，“只有足球在陪着我。”2014年师晓敏刚去省队时，队友们很惊讶，一个踢球的，连C罗和梅西是谁都不知道。
师晓敏的发小肖丹娇，是爷爷用林场微薄的退休金带大的，爸妈“不懂事也不顾家”。假如在火烧店小学没接触足球，中学没接着踢球，她说她可能为了补贴家用，外出打工。
和肖丹娇一起踢球的还有她的闺蜜李婷。李婷的姐姐以前是张素洋的学生，她16岁辍学嫁人，礼金是父亲收的。母亲改嫁到勉县后，就没回来看过她，但想收她的礼金，一直拿着她身份证不放。李婷明白，在山区农村，“有时父母想把人着急嫁出去，自己可以拿钱”。
“我们没踢球，可能读到初中就不想读了，”李婷说，“踢了球，我们才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0年，一位当年的留中学生在贴吧写道，张素洋是值得尊敬的留坝足球皇帝，学校里绝大多数老师见足球就没收，“他很不一样”。
三、省上来的教练在吹牛
从2008年到2014年，留中球队成绩平平，最好成绩只是市里第三。直到14年初春，省女足青年队主教练李旦，因为没完成省体育局“打进决赛圈”的死命令，被省里送到汉中培养和选拔队员，汉中知道留坝在弄足球，就又把他“下放”到留坝。
“那一路给我晃过来呀，”李旦回忆，“从西安到北京，两小时都到了，去留坝走了一天。真的太遥远了。”
张素洋跟陈军商量，一定要把这个人留下来。他们给李旦分配了学校宿舍最好的一间房，但其实隔音不好，没有暖气，空调也不行。过了一段时间，留中在校外新修了教师公寓，剩了一套陈军立马就让李旦住进去了。
李旦安顿下来后，张素洋拉着他去各个学校看学生们上体育课。他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挑出了第一批足球班。“足球班”是陈军的发明——校队的足球生集中到一个班上，有专属课表保证每天至少两小时的训练，把课和晚自习一调还能加练。这样的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普通中学，都没有过先例。第一个足球班上有赖可，还有肖丹娇和李婷。
刚到汉中，李旦一次对汉中的教练员放话，说留坝不止要拿汉中冠军，还要拿全省冠军。“咱汉中的队，从建国以来，啥时候拿过全省冠军？”在座的教练们哈哈大笑，觉得省上来的教练在吹牛。
山里小学的体育课，没人管过学生的柔韧性和协调性，跑步姿势也没学过。李旦不得不从摆臂和迈腿给队员做示范。“无球”了两个月，娃会走了，会跑了，他才开始组织练习短传、长传、近射、远射这些最基础的足球要领和各种战术，并亲自上场打样。
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关心这些学生。在学校，一位主任在大会上骂全体踢球的：别以为你们踢球的就了不起了，你们“都是垃圾”。出去比赛，李旦发现队员们“局促老实，不像城里的孩子活泼”。
有次留中去西安比赛，赛事的裁判长是个操着京腔的西交大教授。他当着所有队伍的面冲队员们说，“农村孩子，就在家好好学习，改变命运，出来踢什么球呀？”
回到留坝，李旦对球员们说：“你们就是最差的，就是垃圾！垃圾又怎么了？你再什么五大名校，我学习学不过你，但你踢球就踢不过我，行不行？”他还跟肖丹娇开玩笑，“还记得你那个黑咕隆咚、家徒四壁的大瓦房吗？灶台上还有两只鸡呢，活着下蛋用的！”肖丹娇家里根本没养过鸡。他希望她能记住被看扁的感觉。
李旦原本住在省队大院，教省队时，每天坐在场边，拿着哨子和战术板，上班下班。现在，他干劲更足，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急躁。如果多次教了一个动作还不会，他会拿起一根标志杆，打他们的屁股。再不会，他罚队伍连跑过40圈。依然不会，他逼大家加练，只要不打雷，风雪无阻。队里每练三四周才会放一两天假，一些队员的脚指甲慢慢变成了紫色。
在队员面前，张素洋也从不会说“你今天真好看，你做得真棒”，他知道夸这些“哈怂娃”根本没用。有的队员抽烟喝酒、夜不归宿，晚上被张素洋抓到，用竹条连夜就是一顿打。竹条上写着四个字：成才之路。
但正是这种被瞧不起，让留坝球队上下空前团结。有一次年级组长当着很多人面，说这一群踢足球的如何如何，球员赖可就在现场，他立马顶了嘴，同学记得他差点和年级组长打起来了。他是那种平时被看不上的差生，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垃圾”。而唯一能给他带来温暖的就是球队，对他来说，哪怕挨张素洋揍，也意味着一种关注。
这支队伍也渴望被关注。他们时常被误判，哪怕裁判失误，也不会有人去纠正。有一次比赛，有个本方的点球被匪夷所思地吹掉了，张素洋向裁判抗议，被红牌直接罚上了看台。看台上他点了支烟，接着骂，又被保安请出了球场。终场哨响之后他冲回场上，跑着跑着，转头一看，陈军也冲了上来。再一看，所有球员都冲了上来，围住了裁判，希望给队伍要个说法。
“我回来就给陕西省体育局的领导道歉，打比赛群殴了一下，”张素洋说。
过了一年，在2015年秋的陕西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初中女子决赛，李旦的球队上半场就进了三个球，其中肖丹娇打入一粒直接任意球。延安队全场被压制，汉中市也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足球全省冠军。赛后延安教练丁常保感叹，原来留坝“有人踢球，还搞得挺好。”
一年之后，留中女队蝉联了冠军。再后来，女队省运会夺冠，男队拿到亚军。廖阳成为陕西梯队队长，入选了男足国少队。师晓敏和她的师妹邹梦瑶也入选了女足国少队。那时，张素洋也有了野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奥运会和世界杯上见到留坝的队员，把留坝的足球生送往北大清华。
看起来一切都在变好。留坝给留中、火烧店小学、城关小学翻新了球场。留中开始吸引一些大学生投来简历，应聘教练。得知营盘开始建足球基地，留坝一些年轻家长不再去外地修铁路开货车了，改去山上建基地和足球学校。
对于足球班的学生来说，这些冠军意味着他们打到了一张张等级证。2018年省运会后，班上所有人都有了证。拿着证参加体育高考的单招考试，李婷上了陕西理工大学，肖丹娇进入西安体育学院。班上绝大多数同学也走单招和高水平考上了大学，甚至有四川大学、西北大学这样的“211”和“985”。
只是2018年省运会夺冠当天和学生们毕业升学时，陈军都没在场。2017年年底，他已不再担任校长了。
四、麻烦接踵而来
“谈话了，调整了，不给你们做校长了。”陈军九年后重回教体局，和来留中前一样，还是个副局长。
有人告诉我，陈军被调离的问题之一，是只抓足球，不抓教学质量和高考——但从校方提供的数据看，留中整体的升学率没有明显下滑，甚至从2009年到2017年，考入二本以上从20多人上升到70多人。陈军不愿意多说，只说事情很难做，但必须有人做，“应试教育，足球必须要给孩子找到出路。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那时留坝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好不容易发现的、留给小地方机遇的缝隙也迅速被抹平。
最要命的是，2015年以后，教育部推出校园足球夏令营，规模连年扩大。球员在夏令营表现出色，就可以获发运动员等级证。这意味着，获取足球特长生考试资格，不再只有在体育系统内打比赛这一条路。有些有资源有人脉的，不踢一场足球比赛，就能从夏令营渠道拿到等级证和单招考试资格。
离开学校前，陈军把张素洋提到了副校长，告诉他面对现实，“从执行者变成决策者，大局观上一定要提起来。不能再以一个足球教练员的身份去看待一些事情了。”
陈军离开后，汉中市告诉张素洋，准备把足球夏令营的34个名额均分到各区县。他立马给市教育局领导发了条很长的信息，大意是留坝足球比赛成绩最好，把夏令营的机会都给留坝县中学，别均分了。
后来，整个汉中足球运动员等级证登记系统的账号，都在张素洋手里。“按理说，校园足球应该散开，大家都发展，”张素洋知道自己的做法背离人人参与的体育本质，但他毫无退路。“把机会给不认真搞足球的，不给我们，我们拿不到证，我们娃就没出路啊！”
可是垄断汉中的夏令营等级证，仅仅解决了单招考试体系的准入问题。10年前，全国4000多人参加足球单招考试，总共录取2000多人。如今，报名人数暴涨到超过12000，分数线大幅上扬。
此外，大城市的足球备考课外班，催生了一批垫球机械、绕杆熟练、吊准精确的应试型球员。张素洋也不得不开始“卷”，挤出经费，招了一位高三教练，专门负责足球单招项目训练，希望留中的单招备考能更正规。
他还发现，事情做成了，队伍反而不好带了。原来成功的经验成了反对他的理由。
陈军走后，一些老师开始对张素洋指指点点，“我们也是在教书育人，凭啥他能当副校长？”“他连个高中的课都带不了诶”。还有人觉得他没规矩，说他出去比赛，总带着老婆一起。声称他侄儿侄女都上了好大学，沾了搞足球的好处。后来，学校足球比赛的服装、体检、保险到做各种球员的资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弄。
事情做成了，周围的人也各有想法。街边卖体育彩票的老板都会说，“我跟张素洋踢过球！”还有村官想把留坝足球搞成一个IP，“我们可以直播，我觉得比网红跳舞要好看，我们的小伙子们每天拼死拼活地练，关注量还不如人家网红美个颜，你说公平不公平？”
教练们心态也不一样了，有一次省足协给了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其他队全是职业队梯队。张素洋发现，居然没有人愿意带队。因为面对职业队必输，“如果被打成筛子，传回来不好”。张素洋觉得“输赢无所谓”，重在积累经验，但“有些人很看重”。
最后只能他自己带队去，12支队里打了第12名，五场比赛被灌了二三十个球。
张素洋和陈军、张素春和老李四人同坐过一辆车。陈军得知留坝小学队在汉中市比赛中惨败，一路张口就是“你们”怎么怎么，“你们一天咋搞的”。张素洋没忍住：足球这个事情，不是出了成绩了就是我，不出成绩了就是你们。陈军没再说话。张素洋回想，好在“陈军算很大度”，要是换了个人，“那可真不得了”。
新校长上任后，省里和县里的领导来视察校园足球，副校长张素洋在校门口迎接。那天负责跟拍宣传的恰好是张素洋20年前的学生和队员小刘。他拍完和两位领导说，留坝人私底下觉得，张素洋不仅仅是副校长，还是“足球皇帝”。
“别乱说，这个你不要乱说，”张素洋低头摆了摆手，示意他停下。张素洋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么说好像映衬了没别人存在一样。“这是好事情？不是个好事情。”
我跟着张素洋去学校，刚进校门，一位小教练迎了上来说，新校长告诉他，没有给足球比赛报名的钱。他们爬着楼梯，小教练憋出来一句，“校园足球这么搞，要完啊”。张素洋听罢面色铁青，没多说话。回到办公室，他把私人信用卡甩在了桌上，让小教练记好密码。
这一幕让张素洋想起2002年。当时县里有个教研室主任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志，不要老认为自己干得好。”
五、他的理想有很多
防疫三年，各种足球比赛停摆，没法赢比赛，没有名次拿，就没证能打。去年没比赛时，央视拉张素洋他们到山上的基地拍乡愁纪录片，让他们讲自己如何“记住乡愁”，谈谈乡村振兴。上山前，张素洋和教练谝了谝，说“除了乡愁，更多的是忧愁吧”。
今年春节前，张素洋听说，山上紧挨足球基地的足球学校要建好了。他给陈军提议说，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多出点资，想点办法把这个起点搞高一点，花个三年时间，把学校打造成一所名校。他觉得依托足球学校，球员将更有希望踢奥运会和世界杯，上北大清华。
但由于经费吃紧，从去年年初，足球队就没发过全额工资了。张素洋计算过，留中足球需要的经费从起初每年20多万，涨到了300多万。陈军记得，县上只在2018和2019年分别给他们拨了200万和100万的足球专项经费，之后就没了。
“张素洋啊，你不能老想着让政府，让县长给你拿多少。县长手里没多少钱，”县教体局的会议室里，陈军听不下去了。2021年，新县委书记上任，陈军被提拔到了县政协当副主席。他觉得不能只想着自己学校，“留坝在代表汉中打比赛，还给省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还告诉张素洋，足球基地生意好得很，“你就把三百个床位到暑期让人家运营公司来运营，一个假期也能挣上一百万左右”。
张素洋听陈军的意思是，“不要吹这个牛，先活下去再说”。人家让你腾宿舍去挣钱，你就得给人家让。“活下去，就要顺应着县上领导的毛毛摸。”
在省里有个公开的秘密，一个运动员等级证能卖到10万，甚至15万，5万算人情价。大城市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并从中讨价还价。对于办运动员等级证，在留坝本县，没有一个比张素洋更懂。如何办，市体育局谁审批，省主管中心谁审批，关键点上有谁，他都知道。
有体育系统的领导知道留坝足球经费紧张，跟他提过卖证的主意。他拒绝了，一次也没有同意过。他还把有卖证想法的人路子堵死，开除过一些教练。这种事情“触及了底线”，不光“违反师德”，还“违法”。如果卖了证，“最后工作干得连我自己都自身难保，我还弄个屁啊？”
2018年，张素洋跟随陕西省的校长团到英国利物浦学习考察足球。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同行的校长们经过帝国理工大学，说诶这我们熟，来过好几次。他悄悄告诉我，那些人都是正儿八经的校长，就他是副的，但全团只有他带了足球鞋。
在利物浦，他看了三场比赛，去过三个不同的比赛场地和足球基地。“球场都长得跟火柴盒一样，内部设施不比国内先进，但处处考虑的都是球迷文化，所有的看台直抵球场边沿”，球员离球迷很近。他也去过西安的大体育场，场地看台下面4米高，再加壕沟，再加防护网，外围还有跑道。
回国后，张素洋给留坝提议，不要再修体育场了，建就建球场一块接一块的足球基地。他选了十来处足球基地的实景照片，做了一个PPT，给一位县上主要领导看。领导看后，不置可否。
留中球队很少去足球基地训练，不过一位基地管理员记得，张素洋“来了就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是草地不够平整，就是球场线没画直，“反正就是不满意”。
管理员知道，张素洋“理想有很多”，“想的是啥高大上”。但一个标准球场建起来要“8800多平米的沙子”，夏天每月要剪草两三次，冬天施越冬肥还要一万多，算下来维护一块球场的最低成本是十几万。如果哪里草不平整，填坑只能“一天填这么一点，一天填这么一点”，那样草不会死，场地才能平，哪里是“他立马要，拉两车上来把它填一下那么简单？”
张素洋还反思过，以前的教学和训练，无非就是靠打骂镇住娃。他们自己可能根本不懂足球的门道。2018年，葡萄牙的足球外教里卡多·迪亚士（Ricardo Dias）来留坝支教了一年。在葡萄牙，迪亚士培养过六位国青队队员——他来自足球世家，爸爸和穆里尼奥是队友。
迪亚士告诉我，“张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因为留坝的教练不喜欢他，也不爱跟他学习交流，但不管他说什么，张素洋都会听。他常跟张抱怨，不是足球训练吗，为什么要让队员跑那么多圈？这样军训，能快乐吗？李旦听了哈哈大笑。又要升学，又要打证，又要出成绩，李旦自己头都快炸了。“竞技体育怎么快乐？你是米卢呀，你快乐足球？”
“有些蛮好的设想，但啥都弄不了。”张素洋说，“我们只是人家下面一个特色，一个亮点，需要发展的一个啥，我们很低调，求人下话，见了面就是讲困难，能不能帮助一下？”足球现在不停地拿全省冠军，娃们去到了北师大北体大这样的学校，但能不能再正儿八经地给一点啥？他总是在想多要一点，资金或者是优惠政策都好哇。
六、一个小小的小村落
一个晴朗的下午，张素洋说趁天气好，带我去看看足球基地。一个小时后，车到村前，路却被封了。他不知道，那里的宿舍已被征用成疫情防控隔离点。我们只能绕道而行。
接下来十几公里，周围都是无人区。张素洋提醒我，等下会有耳鸣。因为“过了最高点，接下来都是下坡路。”
下坡路上，车开过廖阳家的老土房。我提起他，张素洋咂了下舌。“你像廖阳这种，假如今后一辈子就这样，生活怎么办？”
廖阳已经22岁了。今年过年回家，家人对他“看法很多”，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一家职业俱乐部的合同。成年之后，廖阳辗转贵州、山东和内蒙古，加入过多家俱乐部，却始终被欠薪，爸妈一直在给生活费。父母不知道为什么，“足球的一切都濒临解体”。五年了，他的父母再也看不下去了，说什么都要让他回来报名参加2023年的单招考试。
去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天色阴沉，廖阳一早坐上队友的车，从西安回留坝。他戴着口罩，穿着棉衣，右脚上着支具。不久前，他在训练时拼抢受伤，趾骨骨折。在留坝的高速卡口，等待他的是全副武装的大白、县招办老师和专门为他调来的摄影器材。他在卡口帐篷白色背景前坐下，拍了用于高考报名的照片，没扫码留下行程记录能免去隔离，就上车返回西安了。
如今在西安备考，廖阳跟我讲起小时一个“家里有钱，也有点关系”的宝鸡队友。当年，队友家里打点好省足协，让省足协放他去了中超俱乐部大连一方。足协放了人，后来这个队友还去西甲马德里竞技俱乐部青训过。后来，中超的天津泰达试着来要廖阳，他和家人什么也没给足协准备，“省足协直接拒绝了。”
对于单招，廖阳说，“自己考上的几率，可能1%都不到吧”，毕竟通过足球单招考大学的路子已经越来越窄了。至于那些大城市足球单招专项集训班出来的，“他们不会踢，但你就考分不如人家，”廖阳叹了口气。
这些年，留中足球单招和高水平落榜的不乏前国字号和省队队员。还有连考两年都没考上的，比如当年为球队出头顶撞老师的赖可。2020年，他因为“小小的骄傲”加上“脚软”没考上。2021年，他考前一周多走着道，踢了块石头。可石头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他骨折了。带伤上考场，他又没考上。2022年，他不敢再试第三次了，去江苏财会职业学院读了大数据。
同一年，留中办起了第一个足球复读班。如今毕业的三届足球班，第一届成绩是最好的，往后逐年下滑。张素洋有些沮丧，“或许，我们只是早发起了一会儿？”要真跟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拼，根本“卷不过”。
2019年的亚少赛，师晓敏和邹梦瑶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中国女足获得季军。赛后她们回到留坝，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夹道欢迎。师晓敏把国家队的大衣脱下，披在了启蒙教练张素洋的身上。后来她还问张素洋，自己可不可以回留中上上课，体验下校园生活。张素洋把她放在了高三足球班上。他还告诉师晓敏，要踢下去，别半途而废。
2021年初，师晓敏在训练时遭遇跟腱断裂。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足以摧毁球员职业生涯的伤病，就算做了手术，也有三成球员无法重返赛场。师晓敏想过退役，但张素洋打电话把她劝了回来。她记得张素洋的意思是，留坝她那批人里，廖阳想踢没条件，她有条件放在这，不踢可惜了。不过二人都明白，那次受伤，似乎预示着她职业生涯的上限。
最近，张素洋在数学课上跟学生们聊起《三体》，他说，有一句话让他思考颇多，究竟是“给岁月以文明，还是给文明以岁月”。他给学生们解释了一下：“苟延残喘和过好当下，哪一个更好？”
学生们都选了前者。张素洋说，那样“还不如开开心心，过好当下。”
我问张素洋，如果哪一天你权力够大，你会做什么？
他笑了笑，“我一定把花海改成球场。”
张素洋还会偶尔踢球。一年前，师晓敏去留中时和张素洋抢了会儿圈，垫了垫球。她觉得张素洋“球性球感真的很好，比我还好。”周末，张素洋偶尔在家门口的五人制球场和留坝的小孩玩球。周中有空，他会从车后备箱拿出足球鞋和小黄球，去操场跟男队一起训练。
训练时，他身边的队员都比他小快30岁。他跟不上攻防转换的节奏，只好退到中后场和后卫倒脚。他偶尔送出一脚精准的长传，给年轻人创造冲锋陷阵的机会。在场上近距离“看他们飞铲、俯冲、倒钩、匍匐”，张素洋说他的“眼眶还会发湿，身上还会发热。”
快30年前在省青年队集训时，他司职前卫和边前卫，不停地跑动穿插，突破射门。他满以为自己会被留下，离职业足球更近一些。但教练写了封信告诉他，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红山口会议后，陕西省队也要职业化、市场化了。而且“想进队还要花代价”。
那时，留坝县供销社系统下的企业全部倒闭。父母受到牵连，下岗在家，家里根本凑不出所谓的“留队费”。那是1995年秋天，张素洋17岁，第一次感到自己和留坝被时代所抛弃。
今年，张素洋17岁的儿子要高考了。儿子在留中上学，以前是县中考的状元，想过去西交大，想过去北京。但现在张素洋说，他的目标越来越低，心气也越来越低了。
“我们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村落一样的地方，能干啥？有时候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尽量来吧，能考个啥再说吧。”
在跟我通话的前一天，他还在跟儿子讲，“先过好眼下每一天，把它弄好，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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