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2日,《我,厌男》中文版在豆瓣更新图书条目,很快被一星差评淹没。7月20日,一位男性向出版社的上级单位举报了这本书,声称其侵害了他的人格权。此时,《我,厌男》还没有上市,除了出版社内部的人,没人看过书中内容。


这不是这本书第一次遭遇风波。2020年8月,《我,厌男》(Moi les hommes, je les déteste)在法国出版。法国性别平等部门的官员看到书名后,发邮件威胁出版社:“以性别为理由煽动仇恨是一种刑事犯罪”,并要求出版社立即撤下这本书,否则将受到刑事起诉。


还没有看过书中内容的人,仅仅是看了书名便被刺痛神经。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如此憎恨这本书?


实际上,《我,厌男》的内容并不激进,读者们在评论里多提到它“温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霜认为这是“一本呼吁女性团结和姐妹情谊的小册子”,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称之为“一份简短的反思”。


波利娜·阿尔芒热在书中专门说明“厌男”的含义以及它与“厌女”的不同——


“厌男是一种回应,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或许,词典应该这样阐述:‘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感觉到厌恶的事实。’……厌男者从根本上说,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相反,厌女者厌恶的,则是女性本身,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可以插入的器官,用于繁殖的子宫,会来月经的物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群体。”


她甚至友善地解释:“何况我们并不是真的讨厌男人,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伴侣,兄弟、父亲、同事和朋友,我们很爱他们。”


但这依然没能阻挡恨意。这本书在全世界出版后,作者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暴力,“数百名愤怒的男性将他们的仇恨和暴力发泄到我的邮箱、私信、推特和Instagram评论区里,暴力、强奸、死亡、性别羞辱及/或反同性恋辱骂应有尽有;……他们将我的头像p成希特勒的样子;从谷歌图片库里扒下我的照片,对我的相貌极尽羞辱之能事。”


在中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霜也不得不面对毫无根据的批评与辱骂,她被蔑称为“母狗”,而她写作的回应文章,却被屏蔽。


在当下,出版一本女性主义书籍,对于女性作者与编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大声说出“我,厌男”这句话,对于女性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伤害男性人格尊严的一本书


2023年7月12日,《我,厌男》的图书条目在豆瓣上线。当时还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的正式版本,图书还未开印,印刷厂甚至还在等纸——打一星的差评先出现了。


评论里都是这样的词语:加速;芜湖;我,厌女;母狗。


林霜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她说,“世界上除了编辑部的人,我,译者,排版的同事,校对的老师看过这本书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这意味着一星评价仅仅是因为书名,仅仅是因为“我,厌男”这三个字。


林霜很困惑,“加速”,“芜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没有开始做宣传就有了曝光?应该怎么应对?


第二天,图书条目下面又多了3个恶意一星(一共6条评价)


林霜决定自己发声。7月14日,豆瓣页面更新的第三天,她在图书条目下实名评论:“没错,我编的。” 又过了一天,她还是觉得愤怒,开始写一篇编辑手记,4000多字。她想发在自己的豆瓣账号上,发布一个小时后,文章变成仅自己可见,隐藏的原因是:“含有违规内容或引发不良讨论的内容,内容仅自己可见,请勿发布同类信息。”她又逐字审查文章并修改,再点击发送,还是不行。


7月17日,《我,厌男》在豆瓣评分出分了,8.6分。评分数据呈现“C”形,5星和1星最多:51.4%为5星,29.7%为1星,4星占比16%,2星3星几乎为空白。


林霜和编辑部的同事们明白,“当评分呈现C形的时候,是一个畸形的评分,这意味着不仅是就书本身打分了,评分者在借这本书表达别的东西。”


7月18日上午,新星出版社发布一篇公众号文章,《一本还没上市就被打一星的书,来了》。公众号阅读量激增为往常的8倍,评论依旧围绕着性别对立的指责:“为什么标题不能叫,厌某些男人”“请问《厌女》这本书有谁在写了呢?” 评论区有高赞读者回复:有啊,上野千鹤子《厌女》。有人下结论,“这是出版社在反向营销”。这天下午,豆瓣又多了5个一星评价:“这种明显带有歧视意味的书名,怎么敢出版的?”


同时,另一些人开始自发地给这本书好评。有读者直言,自己就是为了“反击”:我给它打五星,只是为了跟评论区破防的那些人作对,毕竟,往他们脆弱的自尊心上多踩一脚,还蛮有趣的。


从开分,到8月1日《我,厌男》登上豆瓣新书速递,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评分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不断变化:从6.8分,变成8.3分,有时升高到9.3,不到半个小时,又下降变成8.7,继续下降为8.4。


有人建议林霜举报打一星的人,她回复,“等能看到书后自有分晓,他们现在反而在给书提供最好的注脚。”


但更大的麻烦来了。7月20日,出版社收到了来自读者的投诉。一名男性看到了书籍预售页面的图片,举报了出版社并声称,《我,厌男》这本书,侵害了他的人格权。


出版社业务部门乱成一团。他们担心投诉真的会影响这本书上市。出版社开了几轮紧急会议,编辑部、营销部、发行部的编辑们又一起紧急排查哪些宣传语能用,哪些宣传语不能用。


进行中的图书印刷被立刻叫停。当时图书内文和封面都已经印完,只剩塑封和塑封外的贴纸没有包装。有读者留意到,预售页面的书封右上角有一句“刚上市就被勒令下架?” 收到实体书的时候,这句话没有了。


“刚上市就被勒令下架?”原在封面右上角


新书资料卡、宣传资料包、文稿、各渠道的预售页面、线下书店的图书信息,都需要改动。海报、九宫格图片、各平台的长图,都要重新设计。


各业务部门的同事都对改动心有抵触,出版社领导劝说他们,“先把书保住。让它先上市。”


究竟是什么人在看之前就恨上了这本书?无论是举报者,还是在豆瓣上打一星的人,都无迹可寻。在豆瓣点进用户主页,大部分都是小号,关注0,被关注0。


“挺喜欢的,但不会推”


《我,厌男》的新书宣传,也处处碰壁。


7月,一家媒体发送了一篇《我,厌男》的图书摘编。文章的100多条评论里,绝大部分是恶语攻击:“郭钕特有的小作文”(郭钕指国女)“这是宣传女拳(权)主义吗?别把这些狗屁垃圾引到中国来!”“晦气”“我,厌籹”“厌男就厌男吧,先把你家那套男人建的房子卖了”“真是双标啊,啥都是你们定义,转头又说女性不被定义。”


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编辑也收到私信,“挑动矛盾,挑动性别对立”,有的私信里只有一个自造词“㜅 ,waf ,籹”。(waf指慰安妇)


渠道商不愿意推荐这本书。新书上市,几家图书网站首页的新书栏目都没有出现这本书。出版社的同事们去沟通后才解决。


出版社业务部的工作人员询问图书带货博主是否可以帮忙带货。博主们大都以“怕掉男粉”为由拒绝了,或者说“挺喜欢的,但不会推”。


唯一愿意推荐这本书的是女权博主鱼小棠。8月2日,鱼小棠在个人橱窗上架了《我,厌男》,同时发布了一则视频。大量辱骂涌入评论区。批评者的不满主要在“煽动男女对立”,“通过尖锐话题的流量卖书”。


男性的批评在鱼小棠意料之中,让她诧异的是很多女性粉丝表示“脱粉”,认为她并不理性,有女性评论“我女我也”(我女我也:我是女生我也觉得这样子过分了哦)“男女平等绝对不打压贬低任何一方从而抬高另一方。大家只是讨厌做了坏事的男人,而不是所有男人。”


平台也在限制推广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创作。据了解,小红书推荐这本书的用户,只要首图为图书封面,或帖子标题有“厌男”两个字的,都不会被推流量。出版社官方账号的内容发出后,话题马上就被隐藏了。这本书的营销编辑问过平台后,小红书给出的理由是:可能挑起性别对立和骂战。但书在小红书的销量并不低。营销编辑很疑惑,“一方面不让你说,但一方面却还能卖。”


B站博主“春泽与叶”推荐了这本书。8月31日,“春泽与叶”发布视频《怯宣于口的厌男:当我们谈论厌男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厌男是厌女的对立面吗?》。“春泽与叶”明显感觉到视频被限流了:视频发布当晚,播放量超过了5万,此后再无明显变化。第二天,视频下出现了红色的一行小字:“稿件流量受影响,点击查看详情”。打开后是“问题诊断:网络暴力和引战。”


线上受限,出版社把销售重点转移到线下。8月16日,团队参加上海书展。为书展准备的150本《我,厌男》,第二天上午就卖完了。补货的50本,3点书刚到达市集,4点就卖完了。


他们在书展上立起了“我,厌男”的镂空立牌,上面印着的标语有:不是圣母,不太包容;当我说自己厌男时,完全没开玩笑;马上停止自我怀疑,勇往直前!像普通男人一样自信。立牌有一人高,打卡的人很多,多为女性,其中一位说,“拍照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姐妹欣赏的、赞同的、友善的目光”。


停留在摊位前的男性读者比女性读者更多。现场工作人员观察到有一对情侣路过立牌,男生看了一眼后冷哼一声,“得罪世界上一半的人图什么?”然后拉着女生走了。


在北京朗园图书市集,看摊的营销编辑观察到,停留在这本书前的女生大多会心一笑,有一些男性显出被冒犯的表情。还有一对情侣,男生主动给女生推荐这本书,“咱们可以一起买来看看”。


出版社还在上海建投书店举办了女性图书围读会,取名为“被打断,被忽视,被冒犯:无法抑制的女性表达”。参与的男性只有两名,其余都是女性。大家从书本内容聊到个体经验,一个半小时的活动结束后,没有人主动离开。两名男性在活动中没有发言,一直在倾听,其中一位离开时默默买了一本《我,厌男》。


发生在线上的对抗性的、激烈、暴戾的言论,在线下都消失了。营销编辑说,“凭我们的经验,在线上骂得特别凶的人,在线下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给《我,厌男》打一星的男人


2023年9月,我开始给《我,厌男》打一星的用户发出访谈邀约(由于恐惧被骂,我选择发送私信的是没有使用侮辱性词汇写评论的人)。多数人已读不回,有一人叫我“狗”并让我滚远点。陈诚是唯一一个回复我的男性。他用词礼貌,“因为我是男性,所以理所当然地从男性视角看待问题,如在沟通中出现想法上的分歧,也请您多多理解和原谅”。


点进他的主页,大数据显示我们的共同爱好高达50个,读过的书也有不少重叠。陈诚很少给书打一星,在他的“读过”列表,7月19日对《我,厌男》的一星格外扎眼。那时,这本书还未上市,他评价“我,厌这本书”。


一个阅读金爱烂、安妮·埃尔诺、克莱尔·吉根、爱丽丝·门罗等女作家的人,一个对女性书写表现出尊重和赞赏的人,怎么同时是会因为“我,厌男”这三个字就给一本书打差评的人?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见到了陈诚。


陈诚比约定时间早半小时到达了咖啡店,选择了角落的位置,“这样不会打扰到别人”,他解释。他28岁,身高目测一米八,穿着蓝灰色休闲装,运动鞋,长相清秀。陈诚表现得害羞,笑起来露出虎牙。他双手接过服务员端来的咖啡并道谢,聊天开始时,他倒扣手机,露出的手机壳里塞着他和女友的合照。


与想象之中的剑拔弩张不同,与陈诚的初步接触甚至称得上如沐春风。相比讲述,他更擅长聆听,他说话时语速不快,会习惯性地重复一些字句。或许因为这种游疑,他的讲述令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


聊到《我,厌男》这本书时,气氛开始变化。讲起给《我,厌男》打一星的时刻,他说,“刷豆瓣时看到了有人标记了《我,厌男》这本书,看到书名感到被冒犯,便顺手打了一星。”这就是全部的故事。这个书名在他看来只为了博眼球,“或许我的用词稍微有些尖锐,但在我看来,我厌男与泼妇骂街无异。”


对女性主义图书,陈诚有他的标准。首先应该没有攻击性,其次,女作家说的话要令人感到信服。令他信服的是女性作家是蕾切尔·卡斯克,是上野千鹤子,而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波利娜·阿尔芒热。打过一星后,陈诚在逛书店时站着翻看完了这本书。阅读的体验并不好,他形容自己需要架起一道屏蔽网,过滤掉行文中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愤怒,是“一张嘴喷死世界上一半人类的愤怒”。他喜欢的是更具有理性和智性的作品,而不是情绪化的“几篇公众号文章的集合”。


但当被问到具体冒犯他的内容是什么,陈诚也答不上来。陈诚很疑惑,“女性在谈论厌男是谈的是什么?”他认为书中只说了“厌”,对于宾语“男”没有给出分析。


事实上,《我,厌男》这本书从序言,到正文,都对此有详尽的解释。“厌男者,是在反对男权......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厌男者真正鄙视的,是男人们野蛮地躺在特权环境中坐享其成。”“实际上,厌男是一种防御机制......”


这本书也并不是陈诚以为的“情绪化的”、“对地球上一半人类开炮”的书。出版后,这本书被《泰晤士报》评价为“炽热激情与冷静克制并存的杰作”;纽约时报的书评则是:“《我,厌男》触动了社会的神经。面对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作者提出了一种更为直白的应对方式。”


令陈诚不舒服的还有作者简介,“1994年生的法国女性主义者,作家”。女性主义者的头衔在作家之前——另一条证明阿尔芒热是“泼妇”的证据:她先置了自己的情绪和观点。


他提到另一点,阿尔芒热认为厌男的情绪来源是愤怒,他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厌来自于“怕”,“换言之,厌男实际上等于恐男。”


陈诚的观点很微妙地剥离了女性的主体性。恐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态度,而厌,是一种上对下或者平等的关系。我向他提起上野千鹤子曾说的,“愤怒是女性最禁忌的情绪。社会允许女性拥有的情绪,是羡慕、嫉妒、恨,是弱者对绝对无法对抗的强者所抱有的感情。而愤怒则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与自己对等位置的人的侵犯时所产生的正当感情。一位女性为什么不能愤怒呢?一个女作家为什么不能说自己厌男呢?”


陈诚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她可以说厌男,我也可以厌这本书。”


陈诚对上野千鹤子的《厌女》表达了高度评价。“厌女是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他熟稔地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厌男,“抛开阶级谈压迫,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阶级,而非性别。下位阶层的男性,譬如陈诚自己,没有占到父权制的半点儿好处。他用酒桌举例,当领导要陪酒时,他和感到不舒服的女性同事一样,都必须站立举起酒杯。


随着聊天深入,一个更具体的男性形象慢慢浮现:陈诚,独生子,天津本地人,生于双职工家庭,家庭幸福,父母尊重彼此,争执的次数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高考后考入天津本地一所外国语大学。他爱好读书,毕业后进入图书行业。因为女友对清洁产品过敏,他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家务,女朋友因为超重有健康问题,他陪她去医院看营养科,给她做健康食物,陪她一起减肥。


“我从没用过父权制的那一套去压制任何一个女性。”陈诚说得笃定,“我只是恰好生在有我想要资源的城市,我没有排挤任何人,在学习,工作中,我没有侵占任何他人的资源。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


我能理解陈诚的委屈。如果一个男性,从未感受过任何特权,从没有性骚扰过女性,从没有压迫女性的意图和行为,“厌男”的话语为什么要把他囊括进去,为什么会被说成有关联,甚至被女性揶揄、批判?


“你有观察到女性遭受过哪些不公平对待或者你说的系统性压迫呢?”我不止一次问过陈诚这个问题,从原生家庭,问到教育经历,再到工作环境和亲密关系。陈诚的答案都是没有。他用大段空白的时间回想,却仍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他提到大学生活,“大学男少女多的环境,我没什么可被优待的”。工作后,在同样男少女多的图书行业,他认为自己干的活反而要比女生多,例如搬书,但他“从没觉得自己被占便宜”。他有一个正在读博士的女友,他愤怒于导师对她的压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例,而非性别问题。当然,唐山打人事件和丰县八孩案件在他看来也都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与他见面前,编辑提醒我,要倾听,不要辩论,要尝试理解。我做到了闭嘴倾听,却控制不住逐渐积郁的愤怒。非常不专业地,我向他讲述自己出身农村的童年,重男轻女文化下的成长经历,工作后转行的不易,进入新闻行业后,哪怕女记者在暗访卧底做调查新闻时丝毫不落后男性,领导招人时仍明确表示要招男记者,因为他们更“勇敢”。


我滔滔不绝,愤怒里夹杂着委屈,觉察到这种委屈又让我感到羞愧,好像女性最大的愤怒就是被气哭。我问他,期待着他给我否定的答案,“男性身份真的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吗?”


陈诚第一次露出些许愠气,他抱起双臂,“如果真的如您所说,我在隐形中占据了特权,我在求职中成为权力上位者,那就没法聊了。”


“所以父权制到底是现实存在还是一种想象?”我向他确认。


“我觉得不是想象,但是我的体悟不深。我知道它存在,但是它离我不是那么近,我没办法对它有所感受。”他回答,语气诚挚。


“你厌女吗?”


他笑了出来,露出虎牙,显得很少年气,“我厌女吗?我不厌。我是顺直异性恋。”


我和陈诚当然不会只有分歧。我们都对书中的一些观点表达了认同:厌女的发动者是包括父权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官方的一整套系统。厌男的发动者只是女性。厌男和厌女造成的伤害也不同,男性被讨厌的轻微自尊伤害,与男人羞辱、强奸和杀害女性时的暴力程度根本没有可比性。


但陈诚认为群起而攻之地呐喊“男的不行”不是解决之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权制,在于男性不把女性当人。问题的解决需要男性改善,陈诚从他的专业出发,“应该有一个异军突起的人,写了一本书,告诉全体男性应该怎么尊重女性,知道怎么把女性当人。”


“那应该由谁来写这本书?”


“我觉得不应该由女性来写,应该由一个男性来写。”陈诚回答。


一起吃晚饭时,陈诚不再表现出戒备。他谈起他的上一份工作,某大厂出版部门的外包员工。他与正式员工做着一样的工作,但不能登入公司的系统,不能参与公司的活动。去年冬天,他被裁员,没有任何赔偿。没有在公司系统内留下任何痕迹,他就这样消失了。


这也不是他感到唯一被驱逐、被抛弃的时刻。今年7月,涿州水患,暴雨淹没位于涿州市码头镇的北京西南物流涿州园,多家出版机构库房被淹。做书人陈诚向我讲述北京西南物流中心在2017年从北京拆除的故事。他说,“时代的浪潮打下来,任何人都要被淹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可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没有让你更理解女性的处境呢?”


陈诚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图书编辑的改变


10月中旬,这本书出版近三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林霜。林霜似乎变了。她的讲述变得断断续续,充满克制。有时她会突然打断自己,“这个不能说”。有时她很疑虑,小心翼翼地问我,“这个能说吗?”更多的时候,她潦草地用三言两语回复我,每句话的结尾都带着短促的叹气,“说不通的”,“非常无力”。


她之前不是这样的。《我,厌男》刚出版的7月,我们第一次交流。林霜短发,纤瘦,眼神刚直。她把“气死我了”挂在嘴边。有时她大笑,好像这件事只是一个笑话。她的姿态让人相信:辱骂,攻击,她完全可以承受这些。


我早就从朋友口中听说过她,她编辑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和《好不愤怒》被不同朋友一次次推荐。“那是个女战士。”朋友这么形容。


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林霜说,从书更新豆瓣条目的那一天起,工作好像被“解释”填满,“总在解释,总在解释”。


她要解释的包括:“厌男≠厌恶所有男性”、“厌男”和“厌女”不是一个逻辑。这些内容其实书中都有,作者已经预估到这些批评从而提前说明了——


“厌男是一种回应,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或许,词典应该这样阐述:‘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感觉到厌恶的事实。’……厌男者从根本上说,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相反,厌女者厌恶的,则是女性本身,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可以插入的器官,用于繁殖的子宫,会来月经的物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群体。” 


但是,那些评论的人很少有真正看完的,即便林霜一再解释,“打一星的读者仍然会说我们睁着眼睛说瞎话”。


让林霜最不能接受的一条评论发布于7月19日。一位读者对比了书中的两句话,指出其前后矛盾,“你们出版社肯定做了删减。你们不敢。”这位读者言之凿凿。


“这是我最不能忍的。说别的都可以,但不能说我们不敢。在当前的出版环境里,做人文社科类的书,没有删节和任何改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突破重重障碍做出来了,你说我们删减,我会觉得委屈。”林霜说。


被投诉后,林霜更陷入两难的境地。“我们自己给自己容纳的言说空间越来越小,能说的也越来越少。但书,又想更大程度地传播出去。”


编辑手记被豆瓣识别违规无法发出后,林霜“彻底丧气了”。她不再表达。7月,林霜还经常回复《我,厌男》的差评。8月,即使书上了社会纪实类图书一周热榜,林霜的转发语也只是简单的“✌️”。


这并不是林霜第一次感到女性书籍出版的困难。两年前,2021年3月,林霜独立策划编辑的第一本书《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出版。这本书被加印10次,被14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这本书讲述乌克兰一个家族流亡和辗转史的故事。第二年,俄乌冲突爆发,马里乌波尔成为俄乌冲突激战区,在战争中成为废墟。


在出版社里,她并没有被完全认可,有人说,“你这个书卖得好,是因为俄乌冲突。”


2022年5月,第二本书《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出版。6月,“唐山打人事件”发生,这本书的宣传变得困难重重。某媒体的领导反对推荐这本书,经过争取,他终于同意,但要求删除书名中的副标题,因为“革命”二字不能与女权挂钩。


林霜策划的第三本女性图书是2022年11月出版的《开场:女性学者访谈》。这本书出版很顺利,但也一度因为害怕引起争议,减少了宣发。


2023年初,林霜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还在做女性书籍的理由》。她写道:


只是因为这样的书看上去太过激烈,太过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太过与主流的规训不符,所以我们的书名不能叫“后悔当妈妈”,而要叫“成为母亲的选择”;不能叫“关于不生孩子的决定”,而要用“最好的决定”;也不能叫“好不愤怒”,更别提女性愤怒的力量,还革命!


分析日本的女性嫌恶可以,论述国内的不行;写厌女可以,说厌男不行;书写女性面临的困境和苦难可以,观照女性自己的欢愉和怒吼不行:总而言之,太过突出女性自主和自我的,情绪色彩太浓的,统统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我,厌男》是林霜编辑的第四本书,也是最困难的一本。


2020年9月,林霜第一次在新闻报道中关注到这本书。《我,厌男》的法语原版出版后,法国男女平等部顾问祖姆利发来邮件警告称:“这本书显然在宣扬对男人的仇恨。我想提醒你们,煽动基于性别的仇恨是刑事犯罪。我要求你们立即将这本书撤下,否则将受到刑事起诉。”


全球数十家媒体曝光了这件事,《我,厌男》销量飙升,前三个印次瞬间售罄。印数也从最初的450册增至20000册,并被相继翻译成了17种语言。


2020年,在中国,性别话题陷入激烈争议。3月,韩国N号房事件引起东亚震怒。8月,杨笠关于“普信男”的脱口秀段子引发全网关于“冒犯男性”的讨论。9月,藏族女孩拉姆被前夫纵火焚烧。3个月后,杨笠又因为“你们男人还有底线吗”,再一次引发网络关于“性别对立”的骂战,随后,杨笠被部分网友公开举报。


林霜对这本书抱有好奇,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她对通过审查充满疑虑,“这么勇敢的选题,还是让有门路的出版社签吧!”


2021年4月,林霜阅读了这本书非官方的中文版本。看完全书内容后,关于这本书是否“冒犯”和“激进”的犹豫被打消,这实际上是一本呼吁女性团结和姐妹情谊的小册子。


林霜形容自己有种“拨开云雾”的感觉,“我可以用它说话了!”在书中,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把女性对男性的负面情绪称为“厌男”,准确地写出了女性对男性的不信任、警惕、恐惧、回避、厌恶的复杂情绪,并戳破了其背后隐含的“厌女”歧视、性别暴力和男性凝视。


林霜把这个选题放在心里。但当时,新星出版社并没有想明确做女性系列书籍,“况且是这么‘吓人’的选题”,她内心觉得这个选题肯定不会过。她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全社都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当时她以为是自己不自信,但后来回溯《我,厌男》跨越三年的出版之路,她确定那种感觉是真实的。


当时,多数出版机构更关注主流叙事,新星出版社也不例外。林霜所在的社科编辑部里,编辑们对图书有“大”“小”之分。“大”,意味着宏大叙事,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是跨越大洲的全球史。这些图书书名中往往有“帝国”二字,如《棉花帝国:一份资本主义的全球史》《洪业:清朝开国史》。


另外,“大”的书意味着畅销、长销,读者的阅读和购买倾向更高。对比之下,“小”,是更微观的叙事,从一个物件,一个个体的命运切入。“小”更关注大历史下个体的生命历程,更关注主流叙事外被遮蔽的声音和故事。


女性主义图书当然在“小”的范畴之内。“从小的东西切入,是因为没能力讲好大的故事”,林霜说,这是多数领导的观念。


比如,她曾出版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和《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两本书,在报选题时都要往“大”了说。前者虽然关于个体故事,但要突出该个体是国家政治的样本;后者则被林霜包装成了“美国愤怒小史”,写选题价值时第一条是,“系统梳理和研究女性在历史演进中的著作”。


从2021年到2022年底,也就是《我,厌男》被搁置的这段时间,出版行业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微观史学挤入主流,林霜发现人们开始对宏大叙事厌倦,更关注普通人的故事;二是女性主义相关作品越来越多,对女性主义话题和相关作品的讨论从边缘变为浪潮。


2021年9月,《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成为现象级畅销书,迄今实体书销量已超过20万册。出版机构开始无法忽视女性主义图书。2022年夏秋,林霜编辑的《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和《开场:女性学者访谈录》出版。《开场》上市后加印5次,蝉联京东图书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销量榜第一名。


2022年10月底,新星出版社决定做聚焦女性声音和女性故事的女性主义书系。


林霜想为女性图书产品线起名为“烈火”,出自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但社里觉得这个词过于激进,坚持用“若水”。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女人如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林霜觉得不可接受。


“水微则无声,巨则汹涌。水可以有平静的一面,也可以有吞噬的一面。” 社长勉强说服了她。“我们是开水。” 林霜强调。


若水文库需要选题,林霜立刻想到了《我,厌男》这本书。确认这本书的版权还在,她开始动笔写选题说明。内容简介部分她写的第一句话是“标题非常激进、内容实则温和的现象级图书!”,这句话在选题价值中又第二次出现。她担心领导觉得“厌男”是不好的情绪,又反复解释了厌男的意思。这本书的选题说明字数是其他选题的两倍。


林霜前所未有地心里打鼓,“因为我并不知道,面对这样一本标题激进、冒犯的书,还是非虚构,大家会作何反应——毕竟社委会成员以男性为主。”


此后选题申报经历7道审批,流程里的主要处理意见都围绕书名。编辑部主任认为“作者所表达的情绪偏激烈,冲击性强,此类选题应该谨慎一些”;发行部则认为“书名要是能过审,能卖”;副总编辑也建议“斟酌书名”。


流程卡在最后一道。前面几道审批只用了5天,社长却考虑了两个月。林霜充满忐忑,想问,但是又不敢开口,怕本来能过的选题因为自己的“逼问”反而过不了。2022年9月20日,社长审批通过,处理意见为“同意列选”,同时提醒,“注意充分考量各部门意见。”


选题成功后是对书稿进行三次审核,林霜特意找了女性负责审核。三次审核都没有修改内容。三周后,终审回复,“可以发稿”。


三审通过后是出版的第一步:申请书号。提交申请后,书号却迟迟没有下发。出版社的编辑们猜测或许是书名的问题。最后他们等到的是来自上属单位的反馈:本月申报的选题中,《我,厌男》建议修改书名。


林霜以为出版社会顺势修改书名,令她诧异的是,出版社的男性领导反问,“为什么厌女可以说,厌男不可以说?厌女不比厌男厉害多了?” 此后,林霜写了一份编辑出版说明,出版社做了争取,终于拿到书号。


下印前,译者提出不能用真实姓名,用了化名。封面也经过了大改。起初,封面是蓝绿配色,书名是黑字“我,厌男”,周围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厌”字。林霜建议设计修改,理由是,“书名本身就很有冲击力,就不要再进一步刺激读者了。” 为了削减压抑感,第二版,设计部同事选用了粉色和荧光黄的主配色,相比蓝绿更明亮,这才最终定稿。


2023年7月,《我,厌男》终于下厂印刷。半个月后,是随之而来的一星差评和被投诉。


当我们谈论厌男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本书出版后遇到的风波、我与陈诚的对话、林霜在出版过程中的努力和改变,这三件事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女性总是在解释,试图获得理解,并为此感到痛苦,而男性则可以轻松地否定一切。


可以想见,这样的论断又会招致“煽动男女对立”的批评,就像《我,厌男》这本书所遭遇的一样。事实上,哪怕在性别友好的编辑部内部,我也听到了不同意见。一位男性同事认为我在审视陈诚,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男性明明没有什么错,还不能被认可,还要被女性冷漠地对待,被提防、评判。


这里或许可以使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回应,“有时候,看似对某种现象一概而论的描述,其实只是在呈现简单的事实而已。……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但强奸犯几乎都是男人,而几乎所有女人曾经遭遇或即将遭遇的暴力都来自男性。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一切厌恶、不安和质疑都源自此处。”


与陈诚见面之后,我通过邮件联系上《我,厌男》的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我向她提出了陈诚的控诉:在这个社会同样遭受无视,没有感受过特权或者优待的男性,也要被厌男的话语含括吗?


阿尔芒热的回复中透露出失望,“我的身边已经没有这样的男人了。这个男生读了这本书吗?” 


她说,“让我伤心、让我有点疲倦的是,这些在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友善和善良的男人,当他们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时,他们只想到了自己。……男人必须同意,这一次,把自己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谈论‘男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在谈论允许男性肆意妄为,且不必承担任何后果的制度,以及因此受益的人。如今,要说一个男性从未从父权制中获利,这是不可能的。就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你必须接受。”


阿尔芒热称《我,厌男》这本书为“一份简短的反思”,“我从来没有说过它激进!也没有说过它要改变世界!” 她在书里反思自己对男性的态度,包括自己与丈夫的关系。


在给我们的邮件回复中,她说,“我谈到了我和我丈夫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我发现能够告诉女性,一个正派、友善、有爱心、善于聆听的男孩的出现并不能在制度层面改变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去感受被爱(这很重要,我希望所有想要被爱的人都能得到爱,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多),而它并不会让父权制消失。我在书中说,我爱我的丈夫,但我也讨厌他身上的某些行为,这些行为绝对属于‘男人’这一群体,属于父权制群体。 ”


我们批评一种普遍的不合理的制度及其受益者,同时我们也爱我们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这是不矛盾的。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总要反复说明。


我对陈诚的感受也是这样。我并不讨厌他,我只是不再像从前那样轻易地相信男性。


我必须用一个夜晚举例。25岁时,我刚来到北京,认识了一个青年作家。他自诩为女性主义同盟,对社会公共事件一再发声。我轻易地对他感到信任。一天,他在深夜约我出来,强吻了我。我已记不清更多的细节,只记得自己的眩晕和软弱。冬天太冷了,一条一条胡同就像迷宫,我找不到出口。他“友好”地问我,你很冷吗?要不要穿我的衣服?最后,他把送我上出租车,“贴心”地记下车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与陈诚告别时,他提出要送我去地铁站,不过700米的路程,我拒绝了。夜晚10点,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一个骑电动车的男性从车道挤上人行道,他骑车缓缓经过我,“美女让一下”。他的手臂擦过我的手臂,他频频回头。我逃也似地跑过马路,立刻把这件事的经过讲给陈诚。


我发了7条文字讲述这件事,陈诚只回复了一个表达惊讶和疑惑的表情包。我没再说话。 


(文中林霜、陈诚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ID:zmconnect),作者:张苹,编辑:于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