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2日，《我，厌男》中文版在豆瓣更新图书条目，很快被一星差评淹没。7月20日，一位男性向出版社的上级单位举报了这本书，声称其侵害了他的人格权。此时，《我，厌男》还没有上市，除了出版社内部的人，没人看过书中内容。
这不是这本书第一次遭遇风波。2020年8月，《我，厌男》（Moi les hommes， je les déteste）在法国出版。法国性别平等部门的官员看到书名后，发邮件威胁出版社：“以性别为理由煽动仇恨是一种刑事犯罪”，并要求出版社立即撤下这本书，否则将受到刑事起诉。
还没有看过书中内容的人，仅仅是看了书名便被刺痛神经。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如此憎恨这本书？
实际上，《我，厌男》的内容并不激进，读者们在评论里多提到它“温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霜认为这是“一本呼吁女性团结和姐妹情谊的小册子”，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称之为“一份简短的反思”。
波利娜·阿尔芒热在书中专门说明“厌男”的含义以及它与“厌女”的不同——
“厌男是一种回应，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或许，词典应该这样阐述：‘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感觉到厌恶的事实。’……厌男者从根本上说，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相反，厌女者厌恶的，则是女性本身，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可以插入的器官，用于繁殖的子宫，会来月经的物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群体。”
她甚至友善地解释：“何况我们并不是真的讨厌男人，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伴侣，兄弟、父亲、同事和朋友，我们很爱他们。”
但这依然没能阻挡恨意。这本书在全世界出版后，作者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暴力，“数百名愤怒的男性将他们的仇恨和暴力发泄到我的邮箱、私信、推特和Instagram评论区里，暴力、强奸、死亡、性别羞辱及/或反同性恋辱骂应有尽有；……他们将我的头像p成希特勒的样子；从谷歌图片库里扒下我的照片，对我的相貌极尽羞辱之能事。”
在中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霜也不得不面对毫无根据的批评与辱骂，她被蔑称为“母狗”，而她写作的回应文章，却被屏蔽。
在当下，出版一本女性主义书籍，对于女性作者与编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大声说出“我，厌男”这句话，对于女性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伤害男性人格尊严的一本书
2023年7月12日，《我，厌男》的图书条目在豆瓣上线。当时还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的正式版本，图书还未开印，印刷厂甚至还在等纸——打一星的差评先出现了。
评论里都是这样的词语：加速；芜湖；我，厌女；母狗。
林霜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她说，“世界上除了编辑部的人，我，译者，排版的同事，校对的老师看过这本书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这意味着一星评价仅仅是因为书名，仅仅是因为“我，厌男”这三个字。
林霜很困惑，“加速”，“芜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没有开始做宣传就有了曝光？应该怎么应对？
第二天，图书条目下面又多了3个恶意一星（一共6条评价）。
林霜决定自己发声。7月14日，豆瓣页面更新的第三天，她在图书条目下实名评论：“没错，我编的。” 又过了一天，她还是觉得愤怒，开始写一篇编辑手记，4000多字。她想发在自己的豆瓣账号上，发布一个小时后，文章变成仅自己可见，隐藏的原因是：“含有违规内容或引发不良讨论的内容，内容仅自己可见，请勿发布同类信息。”她又逐字审查文章并修改，再点击发送，还是不行。
7月17日，《我，厌男》在豆瓣评分出分了，8.6分。评分数据呈现“C”形，5星和1星最多：51.4%为5星，29.7%为1星，4星占比16%，2星3星几乎为空白。
林霜和编辑部的同事们明白，“当评分呈现C形的时候，是一个畸形的评分，这意味着不仅是就书本身打分了，评分者在借这本书表达别的东西。”
7月18日上午，新星出版社发布一篇公众号文章，《一本还没上市就被打一星的书，来了》。公众号阅读量激增为往常的8倍，评论依旧围绕着性别对立的指责：“为什么标题不能叫，厌某些男人”“请问《厌女》这本书有谁在写了呢？” 评论区有高赞读者回复：有啊，上野千鹤子《厌女》。有人下结论，“这是出版社在反向营销”。这天下午，豆瓣又多了5个一星评价：“这种明显带有歧视意味的书名，怎么敢出版的？”
同时，另一些人开始自发地给这本书好评。有读者直言，自己就是为了“反击”：我给它打五星，只是为了跟评论区破防的那些人作对，毕竟，往他们脆弱的自尊心上多踩一脚，还蛮有趣的。
从开分，到8月1日《我，厌男》登上豆瓣新书速递，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评分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不断变化：从6.8分，变成8.3分，有时升高到9.3，不到半个小时，又下降变成8.7，继续下降为8.4。
有人建议林霜举报打一星的人，她回复，“等能看到书后自有分晓，他们现在反而在给书提供最好的注脚。”
但更大的麻烦来了。7月20日，出版社收到了来自读者的投诉。一名男性看到了书籍预售页面的图片，举报了出版社并声称，《我，厌男》这本书，侵害了他的人格权。
出版社业务部门乱成一团。他们担心投诉真的会影响这本书上市。出版社开了几轮紧急会议，编辑部、营销部、发行部的编辑们又一起紧急排查哪些宣传语能用，哪些宣传语不能用。
进行中的图书印刷被立刻叫停。当时图书内文和封面都已经印完，只剩塑封和塑封外的贴纸没有包装。有读者留意到，预售页面的书封右上角有一句“刚上市就被勒令下架？” 收到实体书的时候，这句话没有了。
“刚上市就被勒令下架？”原在封面右上角
新书资料卡、宣传资料包、文稿、各渠道的预售页面、线下书店的图书信息，都需要改动。海报、九宫格图片、各平台的长图，都要重新设计。
各业务部门的同事都对改动心有抵触，出版社领导劝说他们，“先把书保住。让它先上市。”
究竟是什么人在看之前就恨上了这本书？无论是举报者，还是在豆瓣上打一星的人，都无迹可寻。在豆瓣点进用户主页，大部分都是小号，关注0，被关注0。
“挺喜欢的，但不会推”
《我，厌男》的新书宣传，也处处碰壁。
7月，一家媒体发送了一篇《我，厌男》的图书摘编。文章的100多条评论里，绝大部分是恶语攻击：“郭钕特有的小作文”（郭钕指国女）“这是宣传女拳（权）主义吗？别把这些狗屁垃圾引到中国来！”“晦气”“我，厌籹”“厌男就厌男吧，先把你家那套男人建的房子卖了”“真是双标啊，啥都是你们定义，转头又说女性不被定义。”
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编辑也收到私信，“挑动矛盾，挑动性别对立”，有的私信里只有一个自造词“㜅 ，waf ，籹”。（waf指慰安妇）
渠道商不愿意推荐这本书。新书上市，几家图书网站首页的新书栏目都没有出现这本书。出版社的同事们去沟通后才解决。
出版社业务部的工作人员询问图书带货博主是否可以帮忙带货。博主们大都以“怕掉男粉”为由拒绝了，或者说“挺喜欢的，但不会推”。
唯一愿意推荐这本书的是女权博主鱼小棠。8月2日，鱼小棠在个人橱窗上架了《我，厌男》，同时发布了一则视频。大量辱骂涌入评论区。批评者的不满主要在“煽动男女对立”，“通过尖锐话题的流量卖书”。
男性的批评在鱼小棠意料之中，让她诧异的是很多女性粉丝表示“脱粉”，认为她并不理性，有女性评论“我女我也”（我女我也：我是女生我也觉得这样子过分了哦）“男女平等绝对不打压贬低任何一方从而抬高另一方。大家只是讨厌做了坏事的男人，而不是所有男人。”
平台也在限制推广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创作。据了解，小红书推荐这本书的用户，只要首图为图书封面，或帖子标题有“厌男”两个字的，都不会被推流量。出版社官方账号的内容发出后，话题马上就被隐藏了。这本书的营销编辑问过平台后，小红书给出的理由是：可能挑起性别对立和骂战。但书在小红书的销量并不低。营销编辑很疑惑，“一方面不让你说，但一方面却还能卖。”
B站博主“春泽与叶”推荐了这本书。8月31日，“春泽与叶”发布视频《怯宣于口的厌男：当我们谈论厌男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厌男是厌女的对立面吗？》。“春泽与叶”明显感觉到视频被限流了：视频发布当晚，播放量超过了5万，此后再无明显变化。第二天，视频下出现了红色的一行小字：“稿件流量受影响，点击查看详情”。打开后是“问题诊断：网络暴力和引战。”
线上受限，出版社把销售重点转移到线下。8月16日，团队参加上海书展。为书展准备的150本《我，厌男》，第二天上午就卖完了。补货的50本，3点书刚到达市集，4点就卖完了。
他们在书展上立起了“我，厌男”的镂空立牌，上面印着的标语有：不是圣母，不太包容；当我说自己厌男时，完全没开玩笑；马上停止自我怀疑，勇往直前！像普通男人一样自信。立牌有一人高，打卡的人很多，多为女性，其中一位说，“拍照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姐妹欣赏的、赞同的、友善的目光”。
停留在摊位前的男性读者比女性读者更多。现场工作人员观察到有一对情侣路过立牌，男生看了一眼后冷哼一声，“得罪世界上一半的人图什么？”然后拉着女生走了。
在北京朗园图书市集，看摊的营销编辑观察到，停留在这本书前的女生大多会心一笑，有一些男性显出被冒犯的表情。还有一对情侣，男生主动给女生推荐这本书，“咱们可以一起买来看看”。
出版社还在上海建投书店举办了女性图书围读会，取名为“被打断，被忽视，被冒犯：无法抑制的女性表达”。参与的男性只有两名，其余都是女性。大家从书本内容聊到个体经验，一个半小时的活动结束后，没有人主动离开。两名男性在活动中没有发言，一直在倾听，其中一位离开时默默买了一本《我，厌男》。
发生在线上的对抗性的、激烈、暴戾的言论，在线下都消失了。营销编辑说，“凭我们的经验，在线上骂得特别凶的人，在线下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给《我，厌男》打一星的男人
2023年9月，我开始给《我，厌男》打一星的用户发出访谈邀约（由于恐惧被骂，我选择发送私信的是没有使用侮辱性词汇写评论的人）。多数人已读不回，有一人叫我“狗”并让我滚远点。陈诚是唯一一个回复我的男性。他用词礼貌，“因为我是男性，所以理所当然地从男性视角看待问题，如在沟通中出现想法上的分歧，也请您多多理解和原谅”。
点进他的主页，大数据显示我们的共同爱好高达50个，读过的书也有不少重叠。陈诚很少给书打一星，在他的“读过”列表，7月19日对《我，厌男》的一星格外扎眼。那时，这本书还未上市，他评价“我，厌这本书”。
一个阅读金爱烂、安妮·埃尔诺、克莱尔·吉根、爱丽丝·门罗等女作家的人，一个对女性书写表现出尊重和赞赏的人，怎么同时是会因为“我，厌男”这三个字就给一本书打差评的人？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见到了陈诚。
陈诚比约定时间早半小时到达了咖啡店，选择了角落的位置，“这样不会打扰到别人”，他解释。他28岁，身高目测一米八，穿着蓝灰色休闲装，运动鞋，长相清秀。陈诚表现得害羞，笑起来露出虎牙。他双手接过服务员端来的咖啡并道谢，聊天开始时，他倒扣手机，露出的手机壳里塞着他和女友的合照。
与想象之中的剑拔弩张不同，与陈诚的初步接触甚至称得上如沐春风。相比讲述，他更擅长聆听，他说话时语速不快，会习惯性地重复一些字句。或许因为这种游疑，他的讲述令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
聊到《我，厌男》这本书时，气氛开始变化。讲起给《我，厌男》打一星的时刻，他说，“刷豆瓣时看到了有人标记了《我，厌男》这本书，看到书名感到被冒犯，便顺手打了一星。”这就是全部的故事。这个书名在他看来只为了博眼球，“或许我的用词稍微有些尖锐，但在我看来，我厌男与泼妇骂街无异。”
对女性主义图书，陈诚有他的标准。首先应该没有攻击性，其次，女作家说的话要令人感到信服。令他信服的是女性作家是蕾切尔·卡斯克，是上野千鹤子，而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波利娜·阿尔芒热。打过一星后，陈诚在逛书店时站着翻看完了这本书。阅读的体验并不好，他形容自己需要架起一道屏蔽网，过滤掉行文中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愤怒，是“一张嘴喷死世界上一半人类的愤怒”。他喜欢的是更具有理性和智性的作品，而不是情绪化的“几篇公众号文章的集合”。
但当被问到具体冒犯他的内容是什么，陈诚也答不上来。陈诚很疑惑，“女性在谈论厌男是谈的是什么？”他认为书中只说了“厌”，对于宾语“男”没有给出分析。
事实上，《我，厌男》这本书从序言，到正文，都对此有详尽的解释。“厌男者，是在反对男权......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厌男者真正鄙视的，是男人们野蛮地躺在特权环境中坐享其成。”“实际上，厌男是一种防御机制......”
这本书也并不是陈诚以为的“情绪化的”、“对地球上一半人类开炮”的书。出版后，这本书被《泰晤士报》评价为“炽热激情与冷静克制并存的杰作”；纽约时报的书评则是：“《我，厌男》触动了社会的神经。面对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作者提出了一种更为直白的应对方式。”
令陈诚不舒服的还有作者简介，“1994年生的法国女性主义者，作家”。女性主义者的头衔在作家之前——另一条证明阿尔芒热是“泼妇”的证据：她先置了自己的情绪和观点。
他提到另一点，阿尔芒热认为厌男的情绪来源是愤怒，他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厌来自于“怕”，“换言之，厌男实际上等于恐男。”
陈诚的观点很微妙地剥离了女性的主体性。恐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态度，而厌，是一种上对下或者平等的关系。我向他提起上野千鹤子曾说的，“愤怒是女性最禁忌的情绪。社会允许女性拥有的情绪，是羡慕、嫉妒、恨，是弱者对绝对无法对抗的强者所抱有的感情。而愤怒则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与自己对等位置的人的侵犯时所产生的正当感情。一位女性为什么不能愤怒呢？一个女作家为什么不能说自己厌男呢？”
陈诚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她可以说厌男，我也可以厌这本书。”
陈诚对上野千鹤子的《厌女》表达了高度评价。“厌女是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他熟稔地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厌男，“抛开阶级谈压迫，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阶级，而非性别。下位阶层的男性，譬如陈诚自己，没有占到父权制的半点儿好处。他用酒桌举例，当领导要陪酒时，他和感到不舒服的女性同事一样，都必须站立举起酒杯。
随着聊天深入，一个更具体的男性形象慢慢浮现：陈诚，独生子，天津本地人，生于双职工家庭，家庭幸福，父母尊重彼此，争执的次数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高考后考入天津本地一所外国语大学。他爱好读书，毕业后进入图书行业。因为女友对清洁产品过敏，他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家务，女朋友因为超重有健康问题，他陪她去医院看营养科，给她做健康食物，陪她一起减肥。
“我从没用过父权制的那一套去压制任何一个女性。”陈诚说得笃定，“我只是恰好生在有我想要资源的城市，我没有排挤任何人，在学习，工作中，我没有侵占任何他人的资源。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
我能理解陈诚的委屈。如果一个男性，从未感受过任何特权，从没有性骚扰过女性，从没有压迫女性的意图和行为，“厌男”的话语为什么要把他囊括进去，为什么会被说成有关联，甚至被女性揶揄、批判？
“你有观察到女性遭受过哪些不公平对待或者你说的系统性压迫呢？”我不止一次问过陈诚这个问题，从原生家庭，问到教育经历，再到工作环境和亲密关系。陈诚的答案都是没有。他用大段空白的时间回想，却仍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他提到大学生活，“大学男少女多的环境，我没什么可被优待的”。工作后，在同样男少女多的图书行业，他认为自己干的活反而要比女生多，例如搬书，但他“从没觉得自己被占便宜”。他有一个正在读博士的女友，他愤怒于导师对她的压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例，而非性别问题。当然，唐山打人事件和丰县八孩案件在他看来也都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与他见面前，编辑提醒我，要倾听，不要辩论，要尝试理解。我做到了闭嘴倾听，却控制不住逐渐积郁的愤怒。非常不专业地，我向他讲述自己出身农村的童年，重男轻女文化下的成长经历，工作后转行的不易，进入新闻行业后，哪怕女记者在暗访卧底做调查新闻时丝毫不落后男性，领导招人时仍明确表示要招男记者，因为他们更“勇敢”。
我滔滔不绝，愤怒里夹杂着委屈，觉察到这种委屈又让我感到羞愧，好像女性最大的愤怒就是被气哭。我问他，期待着他给我否定的答案，“男性身份真的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吗？”
陈诚第一次露出些许愠气，他抱起双臂，“如果真的如您所说，我在隐形中占据了特权，我在求职中成为权力上位者，那就没法聊了。”
“所以父权制到底是现实存在还是一种想象？”我向他确认。
“我觉得不是想象，但是我的体悟不深。我知道它存在，但是它离我不是那么近，我没办法对它有所感受。”他回答，语气诚挚。
“你厌女吗？”
他笑了出来，露出虎牙，显得很少年气，“我厌女吗？我不厌。我是顺直异性恋。”
我和陈诚当然不会只有分歧。我们都对书中的一些观点表达了认同：厌女的发动者是包括父权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官方的一整套系统。厌男的发动者只是女性。厌男和厌女造成的伤害也不同，男性被讨厌的轻微自尊伤害，与男人羞辱、强奸和杀害女性时的暴力程度根本没有可比性。
但陈诚认为群起而攻之地呐喊“男的不行”不是解决之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权制，在于男性不把女性当人。问题的解决需要男性改善，陈诚从他的专业出发，“应该有一个异军突起的人，写了一本书，告诉全体男性应该怎么尊重女性，知道怎么把女性当人。”
“那应该由谁来写这本书？”
“我觉得不应该由女性来写，应该由一个男性来写。”陈诚回答。
一起吃晚饭时，陈诚不再表现出戒备。他谈起他的上一份工作，某大厂出版部门的外包员工。他与正式员工做着一样的工作，但不能登入公司的系统，不能参与公司的活动。去年冬天，他被裁员，没有任何赔偿。没有在公司系统内留下任何痕迹，他就这样消失了。
这也不是他感到唯一被驱逐、被抛弃的时刻。今年7月，涿州水患，暴雨淹没位于涿州市码头镇的北京西南物流涿州园，多家出版机构库房被淹。做书人陈诚向我讲述北京西南物流中心在2017年从北京拆除的故事。他说，“时代的浪潮打下来，任何人都要被淹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可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没有让你更理解女性的处境呢？”
陈诚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图书编辑的改变
10月中旬，这本书出版近三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林霜。林霜似乎变了。她的讲述变得断断续续，充满克制。有时她会突然打断自己，“这个不能说”。有时她很疑虑，小心翼翼地问我，“这个能说吗？”更多的时候，她潦草地用三言两语回复我，每句话的结尾都带着短促的叹气，“说不通的”，“非常无力”。
她之前不是这样的。《我，厌男》刚出版的7月，我们第一次交流。林霜短发，纤瘦，眼神刚直。她把“气死我了”挂在嘴边。有时她大笑，好像这件事只是一个笑话。她的姿态让人相信：辱骂，攻击，她完全可以承受这些。
我早就从朋友口中听说过她，她编辑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和《好不愤怒》被不同朋友一次次推荐。“那是个女战士。”朋友这么形容。
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林霜说，从书更新豆瓣条目的那一天起，工作好像被“解释”填满，“总在解释，总在解释”。
她要解释的包括：“厌男≠厌恶所有男性”、“厌男”和“厌女”不是一个逻辑。这些内容其实书中都有，作者已经预估到这些批评从而提前说明了——
“厌男是一种回应，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或许，词典应该这样阐述：‘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感觉到厌恶的事实。’……厌男者从根本上说，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相反，厌女者厌恶的，则是女性本身，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可以插入的器官，用于繁殖的子宫，会来月经的物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群体。”
但是，那些评论的人很少有真正看完的，即便林霜一再解释，“打一星的读者仍然会说我们睁着眼睛说瞎话”。
让林霜最不能接受的一条评论发布于7月19日。一位读者对比了书中的两句话，指出其前后矛盾，“你们出版社肯定做了删减。你们不敢。”这位读者言之凿凿。
“这是我最不能忍的。说别的都可以，但不能说我们不敢。在当前的出版环境里，做人文社科类的书，没有删节和任何改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突破重重障碍做出来了，你说我们删减，我会觉得委屈。”林霜说。
被投诉后，林霜更陷入两难的境地。“我们自己给自己容纳的言说空间越来越小，能说的也越来越少。但书，又想更大程度地传播出去。”
编辑手记被豆瓣识别违规无法发出后，林霜“彻底丧气了”。她不再表达。7月，林霜还经常回复《我，厌男》的差评。8月，即使书上了社会纪实类图书一周热榜，林霜的转发语也只是简单的“✌️”。
这并不是林霜第一次感到女性书籍出版的困难。两年前，2021年3月，林霜独立策划编辑的第一本书《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出版。这本书被加印10次，被14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这本书讲述乌克兰一个家族流亡和辗转史的故事。第二年，俄乌冲突爆发，马里乌波尔成为俄乌冲突激战区，在战争中成为废墟。
在出版社里，她并没有被完全认可，有人说，“你这个书卖得好，是因为俄乌冲突。”
2022年5月，第二本书《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出版。6月，“唐山打人事件”发生，这本书的宣传变得困难重重。某媒体的领导反对推荐这本书，经过争取，他终于同意，但要求删除书名中的副标题，因为“革命”二字不能与女权挂钩。
林霜策划的第三本女性图书是2022年11月出版的《开场：女性学者访谈》。这本书出版很顺利，但也一度因为害怕引起争议，减少了宣发。
2023年初，林霜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还在做女性书籍的理由》。她写道：
只是因为这样的书看上去太过激烈，太过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太过与主流的规训不符，所以我们的书名不能叫“后悔当妈妈”，而要叫“成为母亲的选择”；不能叫“关于不生孩子的决定”，而要用“最好的决定”；也不能叫“好不愤怒”，更别提女性愤怒的力量，还革命！
分析日本的女性嫌恶可以，论述国内的不行；写厌女可以，说厌男不行；书写女性面临的困境和苦难可以，观照女性自己的欢愉和怒吼不行：总而言之，太过突出女性自主和自我的，情绪色彩太浓的，统统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我，厌男》是林霜编辑的第四本书，也是最困难的一本。
2020年9月，林霜第一次在新闻报道中关注到这本书。《我，厌男》的法语原版出版后，法国男女平等部顾问祖姆利发来邮件警告称：“这本书显然在宣扬对男人的仇恨。我想提醒你们，煽动基于性别的仇恨是刑事犯罪。我要求你们立即将这本书撤下，否则将受到刑事起诉。”
全球数十家媒体曝光了这件事，《我，厌男》销量飙升，前三个印次瞬间售罄。印数也从最初的450册增至20000册，并被相继翻译成了17种语言。
2020年，在中国，性别话题陷入激烈争议。3月，韩国N号房事件引起东亚震怒。8月，杨笠关于“普信男”的脱口秀段子引发全网关于“冒犯男性”的讨论。9月，藏族女孩拉姆被前夫纵火焚烧。3个月后，杨笠又因为“你们男人还有底线吗”，再一次引发网络关于“性别对立”的骂战，随后，杨笠被部分网友公开举报。
林霜对这本书抱有好奇，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她对通过审查充满疑虑，“这么勇敢的选题，还是让有门路的出版社签吧！”
2021年4月，林霜阅读了这本书非官方的中文版本。看完全书内容后，关于这本书是否“冒犯”和“激进”的犹豫被打消，这实际上是一本呼吁女性团结和姐妹情谊的小册子。
林霜形容自己有种“拨开云雾”的感觉，“我可以用它说话了！”在书中，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把女性对男性的负面情绪称为“厌男”，准确地写出了女性对男性的不信任、警惕、恐惧、回避、厌恶的复杂情绪，并戳破了其背后隐含的“厌女”歧视、性别暴力和男性凝视。
林霜把这个选题放在心里。但当时，新星出版社并没有想明确做女性系列书籍，“况且是这么‘吓人’的选题”，她内心觉得这个选题肯定不会过。她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全社都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当时她以为是自己不自信，但后来回溯《我，厌男》跨越三年的出版之路，她确定那种感觉是真实的。
当时，多数出版机构更关注主流叙事，新星出版社也不例外。林霜所在的社科编辑部里，编辑们对图书有“大”“小”之分。“大”，意味着宏大叙事，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是跨越大洲的全球史。这些图书书名中往往有“帝国”二字，如《棉花帝国：一份资本主义的全球史》《洪业：清朝开国史》。
另外，“大”的书意味着畅销、长销，读者的阅读和购买倾向更高。对比之下，“小”，是更微观的叙事，从一个物件，一个个体的命运切入。“小”更关注大历史下个体的生命历程，更关注主流叙事外被遮蔽的声音和故事。
女性主义图书当然在“小”的范畴之内。“从小的东西切入，是因为没能力讲好大的故事”，林霜说，这是多数领导的观念。
比如，她曾出版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和《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两本书，在报选题时都要往“大”了说。前者虽然关于个体故事，但要突出该个体是国家政治的样本；后者则被林霜包装成了“美国愤怒小史”，写选题价值时第一条是，“系统梳理和研究女性在历史演进中的著作”。
从2021年到2022年底，也就是《我，厌男》被搁置的这段时间，出版行业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微观史学挤入主流，林霜发现人们开始对宏大叙事厌倦，更关注普通人的故事；二是女性主义相关作品越来越多，对女性主义话题和相关作品的讨论从边缘变为浪潮。
2021年9月，《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成为现象级畅销书，迄今实体书销量已超过20万册。出版机构开始无法忽视女性主义图书。2022年夏秋，林霜编辑的《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和《开场：女性学者访谈录》出版。《开场》上市后加印5次，蝉联京东图书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销量榜第一名。
2022年10月底，新星出版社决定做聚焦女性声音和女性故事的女性主义书系。
林霜想为女性图书产品线起名为“烈火”，出自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但社里觉得这个词过于激进，坚持用“若水”。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女人如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林霜觉得不可接受。
“水微则无声，巨则汹涌。水可以有平静的一面，也可以有吞噬的一面。” 社长勉强说服了她。“我们是开水。” 林霜强调。
若水文库需要选题，林霜立刻想到了《我，厌男》这本书。确认这本书的版权还在，她开始动笔写选题说明。内容简介部分她写的第一句话是“标题非常激进、内容实则温和的现象级图书！”，这句话在选题价值中又第二次出现。她担心领导觉得“厌男”是不好的情绪，又反复解释了厌男的意思。这本书的选题说明字数是其他选题的两倍。
林霜前所未有地心里打鼓，“因为我并不知道，面对这样一本标题激进、冒犯的书，还是非虚构，大家会作何反应——毕竟社委会成员以男性为主。”
此后选题申报经历7道审批，流程里的主要处理意见都围绕书名。编辑部主任认为“作者所表达的情绪偏激烈，冲击性强，此类选题应该谨慎一些”；发行部则认为“书名要是能过审，能卖”；副总编辑也建议“斟酌书名”。
流程卡在最后一道。前面几道审批只用了5天，社长却考虑了两个月。林霜充满忐忑，想问，但是又不敢开口，怕本来能过的选题因为自己的“逼问”反而过不了。2022年9月20日，社长审批通过，处理意见为“同意列选”，同时提醒，“注意充分考量各部门意见。”
选题成功后是对书稿进行三次审核，林霜特意找了女性负责审核。三次审核都没有修改内容。三周后，终审回复，“可以发稿”。
三审通过后是出版的第一步：申请书号。提交申请后，书号却迟迟没有下发。出版社的编辑们猜测或许是书名的问题。最后他们等到的是来自上属单位的反馈：本月申报的选题中，《我，厌男》建议修改书名。
林霜以为出版社会顺势修改书名，令她诧异的是，出版社的男性领导反问，“为什么厌女可以说，厌男不可以说？厌女不比厌男厉害多了？” 此后，林霜写了一份编辑出版说明，出版社做了争取，终于拿到书号。
下印前，译者提出不能用真实姓名，用了化名。封面也经过了大改。起初，封面是蓝绿配色，书名是黑字“我，厌男”，周围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厌”字。林霜建议设计修改，理由是，“书名本身就很有冲击力，就不要再进一步刺激读者了。” 为了削减压抑感，第二版，设计部同事选用了粉色和荧光黄的主配色，相比蓝绿更明亮，这才最终定稿。
2023年7月，《我，厌男》终于下厂印刷。半个月后，是随之而来的一星差评和被投诉。
当我们谈论厌男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本书出版后遇到的风波、我与陈诚的对话、林霜在出版过程中的努力和改变，这三件事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女性总是在解释，试图获得理解，并为此感到痛苦，而男性则可以轻松地否定一切。
可以想见，这样的论断又会招致“煽动男女对立”的批评，就像《我，厌男》这本书所遭遇的一样。事实上，哪怕在性别友好的编辑部内部，我也听到了不同意见。一位男性同事认为我在审视陈诚，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男性明明没有什么错，还不能被认可，还要被女性冷漠地对待，被提防、评判。
这里或许可以使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回应，“有时候，看似对某种现象一概而论的描述，其实只是在呈现简单的事实而已。……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但强奸犯几乎都是男人，而几乎所有女人曾经遭遇或即将遭遇的暴力都来自男性。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一切厌恶、不安和质疑都源自此处。”
与陈诚见面之后，我通过邮件联系上《我，厌男》的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我向她提出了陈诚的控诉：在这个社会同样遭受无视，没有感受过特权或者优待的男性，也要被厌男的话语含括吗？
阿尔芒热的回复中透露出失望，“我的身边已经没有这样的男人了。这个男生读了这本书吗？”
她说，“让我伤心、让我有点疲倦的是，这些在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友善和善良的男人，当他们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时，他们只想到了自己。……男人必须同意，这一次，把自己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谈论‘男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在谈论允许男性肆意妄为，且不必承担任何后果的制度，以及因此受益的人。如今，要说一个男性从未从父权制中获利，这是不可能的。就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你必须接受。”
阿尔芒热称《我，厌男》这本书为“一份简短的反思”，“我从来没有说过它激进！也没有说过它要改变世界！” 她在书里反思自己对男性的态度，包括自己与丈夫的关系。
在给我们的邮件回复中，她说，“我谈到了我和我丈夫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我发现能够告诉女性，一个正派、友善、有爱心、善于聆听的男孩的出现并不能在制度层面改变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去感受被爱（这很重要，我希望所有想要被爱的人都能得到爱，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多），而它并不会让父权制消失。我在书中说，我爱我的丈夫，但我也讨厌他身上的某些行为，这些行为绝对属于‘男人’这一群体，属于父权制群体。 ”
我们批评一种普遍的不合理的制度及其受益者，同时我们也爱我们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这是不矛盾的。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总要反复说明。
我对陈诚的感受也是这样。我并不讨厌他，我只是不再像从前那样轻易地相信男性。
我必须用一个夜晚举例。25岁时，我刚来到北京，认识了一个青年作家。他自诩为女性主义同盟，对社会公共事件一再发声。我轻易地对他感到信任。一天，他在深夜约我出来，强吻了我。我已记不清更多的细节，只记得自己的眩晕和软弱。冬天太冷了，一条一条胡同就像迷宫，我找不到出口。他“友好”地问我，你很冷吗？要不要穿我的衣服？最后，他把送我上出租车，“贴心”地记下车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与陈诚告别时，他提出要送我去地铁站，不过700米的路程，我拒绝了。夜晚10点，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一个骑电动车的男性从车道挤上人行道，他骑车缓缓经过我，“美女让一下”。他的手臂擦过我的手臂，他频频回头。我逃也似地跑过马路，立刻把这件事的经过讲给陈诚。
我发了7条文字讲述这件事，陈诚只回复了一个表达惊讶和疑惑的表情包。我没再说话。
（文中林霜、陈诚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ID：zmconnect），作者：张苹，编辑：于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