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矗立着一座14层楼高的现代化建筑，这是埃塞俄比亚国内最顶尖的私立医院——爱菲医院，它不仅承担着埃塞俄比亚政府高官的日常保健任务，也是非盟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定点医疗机构。
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曾表示，如果没有爱菲医院，埃塞俄比亚会在新冠疫情期间损失上百位重要人物。
这家医院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资医院，它的创始人是一名来自中国杭州的医生，名叫王剑华。
当地人称王剑华为“Doctor Wang”。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常说，“只要找到Doctor Wang，命就有保障。”
在一片几乎没有现代医学痕迹的土地上开一所医院，究竟是什么驱动王剑华开启这段艰苦之途？
归根到底，王剑华想救人。他很难接受埃塞尔比亚近10万的中国人面对疾病无所依靠。
答案同时还有另一层：他渴望着重拾职业热情。30岁出头的他一度害怕失去从医的欲望，是这种恐惧驱使他在埃塞尔比亚勇往直前。
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出海办医案例，更是一名医生寻回自我的故事。
以下是王剑华的口述：
真的整个头皮发麻
我和非洲的缘分要追溯到2006年。那年我31岁，人生已经一眼能看到底了。
当时我是杭州市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一名主治医生。1998年，我就开始在医院主刀外科三级手术。做了8年，多少算是个科室骨干，但真要比发展空间，还远远不如省级医院刚毕业的小年轻。
这是国内的医疗现状决定的。在基层医院，你会做很多常规手术，对成长很有利。再到后面，复杂病人往往都流向上级医院，业务水平只能原地踏步。
人越不开心，就越想换个环境。那一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举办领导人峰会。会上，中国宣布了援助非洲的三年行动计划。杭州团市委接到任务，要组织招聘15名青年医生志愿者去非洲，时间是一年。
当时我爱人刚刚怀孕4个多月。但她知道我不开心，很支持我。我就报名参加了杭州援非医疗队，现在想来真是自私。
因为有基层医院10年的手术经验，面试过程很顺利。到了埃塞俄比亚后，我被分配到了南方州的阿尔巴门奇医院。这里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00多公里，坐车要13个小时，是世界上最原始的部落“穆尔西人”的所在地。
由于常年战乱，埃塞俄比亚的经济体量甚至还不如一个东莞。这里的医疗资源有多稀缺呢？
在我来之前，这个200万人口的地区，没有一名外科医生。唯一敢做外科手术的是一个全科医生，最简单的阑尾炎手术，他能在病人肚子上划出30公分的口子。
我记得第一次走进手术室的画面。那是一间30多平米的房子，空气中的血腥味引来苍蝇乱舞。只有一张破旧的病床，没有任何心电监护设备，氧气瓶连着一只红色皮球，需要人工挤压供氧。
一个被河马撕咬过的男孩，腹腔和腿部肌肉大面积撕裂，脏器流在体外。我们在国内就没见过这种伤口，真的整个头皮发麻。
像这样的手术一年我做了600多台，死了12个。在国内肯定这个死亡率是高了，但在那边，我觉得是尽全力了。
600多台手术里有一半是急性肠梗阻。这和埃塞俄比亚当地的饮食习惯有关，他们的主食叫英吉拉，是一种由苔麸发酵制成的大饼，酸性程度比较高，很容易在肠道里结块。以前，肠梗阻严重的患者就是在家等死。我去了以后，他们才知道送医也许还有救。
肠梗阻的手术其实并不难。大部分病人是死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有一天晚上，急诊来了一个肠梗阻病人，我和护士说，准备手术吧。护士直接跟我说，晚上不能做了。我说为什么不能做，她说手术器械都用完了，还没来得及消毒。我说那赶紧去消毒啊，她说供应室的人已经下班了，要等到明天早上。结果那个病人半夜里就没了。
我还做了很多剖腹产的手术，很多孕妇挺着大肚子照样干重活。一般先在家里生，等到真是难产，才会送来医院，那边死于窒息的胎儿特别多。
在21世纪的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依旧和现代医学毫无交集，更别提享受其带来的长寿红利。
图1：右一是到非洲当志愿者的王剑华
出于自尊，重返非洲
对我来说，体会特别不一样的点在于：非洲的医疗技术很落后，但他们的医生地位却很高。
我记得有一场手术，患者是个小女孩。手术结束后，我出来和家属说，问题不大，再住两天院就可以回家了。她的父母一听，当场跪下来，头趴到我的鞋子上，舔我的鞋面，舔得我心里直发毛。我后来才知道，这相当于给部落长老的最高礼仪。
我在阿尔巴门奇待了1个多月，当地人就都知道了，Doctor Wang，中国医生，能动手术，救了很多人的命。
他们对我好到什么地步呢？埃塞俄比亚当地有种蓝色的迷你巴士，俗称蓝驴，这玩意儿平时都是挤满了人，不亚于上海早高峰时的地铁。但只要我站在路边挥手叫车，不管是哪一辆，副驾驶里的人就会马上跳下来，一般是3个人，主动挤到后面去，把这个宽敞的专座留给我，还不收钱。
作为一名医生，这种尊重真的很重要。回国后，我就经常跟我老婆说，这个地方不差我们一个，那边缺我们就差很多。
同时呢，当我对埃塞俄比亚的医疗体系有了全面认知，也嗅到了一点商机。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但缺乏市场激励，也导致公立医院没有动力去提高上限。影像诊断是其中最弱的一环。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磁共振设备。
比如有个人被牛撞了，脑出血了，神经外科的医生会凭经验，用摇钻在脑壳上开几个洞，然后弄个管子进去捅一捅，如果有血，意味着找到出血点，病人有救。否则病人就被拉回家里，向上帝祷告了。
正好我的爱人是放射科医生，对影像诊断非常熟悉，也认识一些设备厂商。当时我就想在埃塞俄比亚开一家私立的影像诊断中心。我想的是，我们可以搞来一台磁共振，填补高端医疗市场的空白。
真正下定决心的我回国半年后，有一天，我在科室值班，突然冲进来一个大爷，指着我鼻子骂了20分钟，大意就是“你们这帮医生，混蛋，吸人血的”。其实这事就是个乌龙，大爷是我们科室的病人，但不是我主管的。
那是我行医12年第一次被患者辱骂。以前我没有接过一例投诉。一个原因是，我跟着我的老师有一个夜查房的习惯，每天吃好晚饭，都会去病房转转，跟病人的关系都不错的。
所以我当天气呼呼地跟我老婆说，咱不干了，咱去那边搞个磁共振。
2008年8月，我卖了房，借遍了亲戚朋友，把一台价值500万的国产磁共振运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港口。11月份，我们的影像诊断中心就开业了，整个诊断中心就一台磁共振，我爱人负责操机、写报告，我和另一个合伙人负责开拓市场，拉客源。慢慢的，我们从最开始一天3个病人，做到一天20多个，一次检查收费1500元人民币。
现在想来我们胆子真大，在埃塞尔比亚什么关系都没有。一切都是重建的。
刚开始当地最有名的医生，人家看不上我们，都是欧美留学回来的，看不上中国机器。有一次，我们就联系当地最好的神经内科医生，晚上11点多，我就在门口蹲他，他看我有诚意，就带着我去酒吧喝了顿酒，我就给他看片子，介绍产品。终于把他说动了，愿意试一试。后来他每天给我送10—15个病人。
类似几个医生一打通，我们一下子就把生意做上去了。我觉得核心还是质量、服务和性价比，每周，我们还要和医生做回访，后来我们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这么干了几年，我们已经配齐了磁共振、CT、B超，每天检查量在100人左右，成了当地规模最大的私立影像诊断中心。
图2：埃塞尔比亚卫生部部长看望爱菲医院组织的义诊贫穷群众
救不了人，这种心情太糟糕
建医院的种子，是凌峰老师给埋下的。
2012年，我们组织了一次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的年会，从世界各地来了8个专家，其中一个就是中国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的创始人、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峰老师。
我在国内还没机会见过这种大咖。凌峰老师去看了一眼我的诊断中心，看完以后她对我说，“剑华，你这样不对，光做诊断还不行，你要开一家医院，这样才能真正地治病救人。”
我被她这句话打动了，但当时无论是资金、技术、认知，还是在当地的影响力，都还不足以支撑它萌芽。
做事情都是要机缘的。我记得很清楚，2017年9月11日，凌峰老师带着6个中国的志愿者医生来埃塞俄比亚考察。当天晚上，一名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人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到韩国的私立医院抢救。韩国医院的院长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救不过来，能不能让中国专家看看。片子传过来以后，凌峰老师一眼就看出是动脉瘤出血，必须立刻手术，让我连夜落实。
我们当时什么设备和耗材都没有，只能到处找熟人去借，也顾不上型号尺寸，总算是凑齐了一套。东西配齐了，又冒出一个新问题，凌峰老师团队是来考察的，没有在非洲的行医执照。我又赶紧打电话给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请示，他也很仗义，说救命要紧，你们只管做，出了事情他负责。
就这样，当天夜里，凌峰老师团队就把手术给做了。5个多小时，台上全是中国医生。第二天早上，患者醒过来的时候，当地华人朋友圈里那个感动，到处都是“凡我华人，虽远必救”的感慨，还有人开玩笑说，这哥们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吧。
之后凌峰老师又找到我。她说，剑华，你说要不要搞医院，赶紧搞。我说好好好。
这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当时埃塞俄比亚全境有10万中国人，我能查出他们的病，但是救不了人，这种感觉实在太糟了。
如果要办，就办当地最好的医院，这是我的第一原则。
2018年7月，爱菲医院破土动工，向下挖了17米的地基。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是睡在工地上，就是回国考察设备。有一次我回国待了7天，跑了11个城市，从最北的沈阳，一路南下到深圳。
这几年，国内医疗设备的进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对爱菲医院的定位是国内三乙水平，该有的东西都要有，包括1.5T磁共振、128排CT、百级层流手术室等等，这些设备最后都是从国内采购，包括医院的承建方也是中国公司，这是一家比中国医院更“中国”的国际医院。
2019年11月5日，爱菲医院正式开业。在埃塞俄比亚建造一家14层的现代化医院，我只用了16个月，投资总额超过2个亿。
图3：2019年，爱菲医院开业，非盟副主席前来参加开业庆典
对于一家医院来说，大楼和硬件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有没有优秀的医生和规范的流程。当地的医生经常把那些难度太高、做不了的手术给我们做。
这个时候，凌峰老师又出现了。医院开业的前半个月，她带着11位中国志愿者医生来医院走流程，并特意指示我收治几个最疑难的病例。我知道，她是想把我扶上马，送一程。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2岁的男孩，脑子里长了肿瘤，当地医生操作不当，给治成了脑出血，已经拉回家等死了。凌峰老师给他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第二天，他从ICU里醒过来，笑着伸出手和我击拳，那个笑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表情。
图4：男孩现在已经长得很高
开业后的半个月里，我们医院总共做了7例高难度手术，每一例都是被其它医院宣判过“死刑”，每个都做8—10个小时，全部成功。我们爱菲医院就一炮打响了。
到2020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月收入已经达到了1500万，按照这个速度，估计一年时间就能实现盈亏平衡。我们使馆的大使跟我说，真没想到，你们16个月就搞起来，我原来认为没有5年搞不起来的。
在外面要赢得别人尊重，只有靠干出实实在在的事情。
中国人的医院，永远是中国人优先
后来新冠疫情来了。2020年3月，爱菲医院正式被埃塞俄比亚卫生部指定为新冠收治定点医院。早期，整个埃塞俄比亚一共只有三家新冠定点医院，还有两家是公立的。
为了完成新冠患者的收治任务，我们腾空了所有的100张病床，整个医院一下子从人声鼎沸变得静谧无声，像被拉了闸一样。
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们承担了联合国、非盟和埃塞俄比亚，以及周边国家所有高级领导人的救治任务，最夸张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有9个高级别官员同时住院，全国十大富豪里，有6个在我们那儿接受过治疗。
相比之下，我们的条件确实是最好的。举个例子，整个埃塞俄比亚总共只有10台呼吸机，我们医院占了8台，剩下的2台，有1台还是坏的。
疫情威胁真正到来时，他们有人就说，只要找到Doctor Wang，命就有保障。
不管怎么样，爱菲医院的100张床位里，有60张是为中国人保留的，这些床位不用预定，不用预定费用。其它40张才是联合国、非盟、埃塞俄比亚卫生部等自行分配。
这是我的底线：中国人的医院，永远是中国人优先。
去年3月，疫情结束，爱菲医院开始正常接诊其它患者。过去这一年，我们的经营情况不算太好，亏了800多万人民币。第一，埃塞俄比亚打内战，有支付能力的外国人都走了；第二，我们还在继续添置设备，比如脑电图仪、血液透析机等等；第三，从新冠医院变成正常医院，肯定有过渡期。
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未来的战略和方向。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办一家医院，而是中国优质医疗技术进入非洲的跳板。
这个月5号，世界知名静脉曲张治疗机构，张强医生集团的第一个海外静脉病中心，落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为战略合作方，爱菲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代办完了中心开业所需的审批手续，并将在后期提供手术场地、医护人员、市场推广等核心资源。
近日，我还在和几个不同专科的医生集团谈合作，希望能够复制这样的模式。我希望在中国和非洲大陆之间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合作共赢。
图5：2020年5月，王剑华应邀到索马里州首府的综合医院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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