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出门遛狗时,认识了一位法国老太太,我们的狗一见如故,我与她也成为朋友,拿流行话来说,成为“狗搭子”。某天坐在草坪上晒太阳,她忽然讲起不久前回里昂探亲,三年多不见,家里人朝她惊呼,说她面相和气味都变了,不知怎么搞的,“变成了一个亚洲人”,身体里长出某种“亚洲性”。


我问,什么是亚洲性。


她眯眼思考,然后说,我也搞不懂,不过有种说法是夫妻相处久了会越长越像,我在上海待了27年,这大概是我们给彼此留下的记号?


几天后我在永福路的茶室见到沈恺伟(Christopher Saint Cavish,朋友们都叫他Chris),那个眯眼思考的神情也出现在他的面孔上。我常在弄堂爷叔们的脸上捕捉到类似的五官角度。Chris 24岁来到上海,马上要待满24年。他是千百万“沪漂”大军的一员,轻装上阵,年少,崭新,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脏处挥霍好奇心与时间。


他也是沪漂族里特殊的那一个,与他同时出发的人大多为计划中的到达而活,青春换来存款、婚姻酒宴、老家的房贷、应予父母的归期。而Chris漂得彻底,先做专业厨师,然后做专栏作家和博主,租住在市中心的老公寓,超过1年的事情暂不考虑,存款不多,买房买车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这部分源于性格,部分源于身份——他是个蓝眼睛的外国人。


两个月前,Chris的新书《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出版,讲述了一个在上海住了近20年的外国人眼里自己的生活,“洋盘”在上海话里是形容那些局外人的。新书上市后,中国读者的回应潮水般涌来。我给他复述了豆瓣App里,媒体人熊阿姨的评语:“…作者时时刻刻都在自我审视,中国是他观察自己的透镜…而他倾诉的对象是我们这些中国读者…就像一本平民版马男波杰克在上海的心理咨询记录。”


Chris说,Oh,我快哭了。


我说,先别哭,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和你如此贴近,就像彼此是彼此的一员?


Chris说,Cause I'm not born and raised here, but to be honest, I grow up here.


作者沈恺伟,摄影Elsa Bouillot


在“泡泡圈”里,过一年算一年


一个小镇做饭家的自问:“这里为什么需要我”


从面积上来说,迈阿密当然不能算“小”镇。Chris出生的地方靠近海滨,孩子们总是很小就学会游泳。从玩乐,到求生,人就这么在水里扑腾,然后长大。如果说做题是一代中国小镇青年的岸,对从小反感朝九晚五的迈阿密青年Chris来说,那道岸堤叫厨房。


作为一个年轻厨师,他有手艺,也有欲望,总在不安分地寻找机会走出去,再走远点。200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来到上海,给他工作签证的是拔地而起的浦东香格里拉酒店,这间位于顶层的餐厅主攻分子料理。


后厨的一天从中午备料开始,哪些需要预处理,哪些要解冻,一切都在规模化的流程下进行。等开市的时钟敲响,空间变成战场,噪音,高温,紧张,持续出菜,永远汗淋淋,主厨总在咆哮,从直系血亲问候到猴子的祖先,14小时站立,没法规律吃饭上厕所,同时要面对客人即时且残酷的反馈,比如平平无奇,或难吃重做。


当厨师做六休一,每晚收工临近深夜,整理完毕就是午夜。一群年轻人从高压锅里释放到街道上,没人舍得立马睡觉,他们成群结队在上海的街巷里穿梭,像同一时间在中国其他城镇里无事可干“晃膀子”的青年一样。旧瓶装新酒,如今人们叫这种行为city walk。一天结束于日出前两三小时,一觉睡到中午,然后进入又一轮循环。


2006年,上海静安别墅


2009年,从虹口骑行到杨浦


他们挣得少,玩得花,对周围一无所知,莽撞的探索总是依循“先做,做错了再道歉”的法则。来上海5年,他一句中文也不会,但逐渐在其他外国朋友的带领下,了解到这里存在一个“外国人的上海”,舒适昂贵,移植了他们原本熟悉的英语世界里一切事物的影子,进口超市,外国餐厅,外籍医院,外籍托儿所,专属司机与保姆,这一切建构起一个“泡泡圈”,并按收入与居留时长,形成独属他们的社会层级。


泡泡圈里的外国人被分为3类,A类是那些金字塔顶端的人,公司高层,商务精英,行业专家,他们是国家渴望引进的“人才”。C类是那些被称作“外籍劳工”的人,在各个服务业做着基础工作。而大部分工薪阶层的外国人属于B类,和Chris一样,他们是被这个国家半推半就的人,领取一份薪资,努力让生活稳定、体面。


职业与生活转机出现在2013年,那时他已经辞去厨师的工作,在媒体供职,工作主题依然围绕美食。他决定从当时深陷的婚姻危机和对自我价值的过度思考里浮起来,主动做点什么,比如用定量的方式测评小笼包:用剪刀剪开面皮,测量面皮厚度,肉馅重量,汤汁的量以及每只小笼包的总重量。


这份耗时18个月完成的《上海小笼包指南》在2015年4月面世,指南涉及100多只小笼包,Chris火了。媒体争相报道,有关机构主动提出愿意支持后续调研,他记得自己躲在走廊,为得知的消息哭了起来——来到这里10年,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来自当地的主动接纳。


2015年,测量上海小笼包


想要找到自己在环境中的确切位置,这是每一个流动漂泊的人无法抹除的冲动。如今盛行的社畜惨遭pua的故事,与羡慕00后整顿职场的叙事背后,藏着一整代在漠视或打压环境下长大的普通人的需求:想要找到自己被需要的理由,它最好足够坚定,不会在面对“我存在的价值是啥”的诘问时,让自己败下阵来。


Chris也没什么两样。他总在自问,这里为什么需要我,“说到底,中国为什么需要外国人?”


居留中国的签证以一年为单位,每年都像是一次对自己存在的正当性所发起的小型听证。年份越高,硬币的另一面就越是不可想象与无法承受。于是被他称作“明天综合征”的迹象出现了,抱着“没打算在这里待这么久”的心情过一年算一年:


“我们这些已在此待了一阵子的外国人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要是能知道自己能待多久,那该多好。我们哀叹:要是早知道会待这么久,我们就会买房子,现在就会很有钱。我们哀叹:我们就会多上几节中文课,现在中文就能说得很流利。我们哀叹:我们本可以成立自己的公司,现在就是大老板啦。”


但他们没有那么做。


抚养自己的小镇在遥远的脑后,托举自己成长的城市却总显得庞大而漠然,身处北上广的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很少的答案。每到这时,对Chris而言,美食成为最好的借口。


在普通人社会里,做一个普通外国人


哑巴中文、发财梦,和不断折腾的身份转变


在上海的第五年,Chris决定开始学中文。离家不远的一栋小楼里提供官方运营的语言教学,老师是位已经退休的优雅上海老阿姨。教学方法直截了当,每周两节一对一辅导课,没有课本,没有英语解说,阿姨用中文给他讲故事。前面六个月像在梦游,之后居然能听懂,也能逐渐对话了,再之后到如今,他已经可以分辨广东和四川口音。


特别之处在于,Chris继承了这片土地上的语言教育特色,他学的是“哑巴中文”:听力很强悍,要自己开口却很难。为此他给出诸多理由:入门时习惯于听故事而忽略了口语;用非母语表述时总觉得“中文人格”与本身人格有所偏离;还有自己的语言天赋有限,如果硬要在倾听和表达两者中做出选择,他认为倾听更为重要。


他有一半的朋友是中国人,人们用中文聊天,然后他自然地用英语加入——一种流畅而有趣的跨文化交流实践,倒也和持有“哑巴英语”的人们形成完美的闭环。


离开高压的后厨环境,他有了更多时间走上街道,观察和接触周围过日子的普通人,卖牛油果的姜勤,爱喝啤酒的张银娣,手打铁锅的陶师傅,一个懵懂但探索欲强烈的外国人串联起十年前属于牛油果阿姨、啤酒阿姨和上海最后一代手工锅匠的故事。


写作成了他熟悉且舒适的表达方式,而这通常与滋味无关,“我对你是不是喜欢某道菜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要吃这道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道菜,谁为你做的,他们的故事,你为什么吃这道而不是那道菜,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千个问题。”


2015年,啤酒阿姨


2015年,手工锅匠陶师傅


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展开对话莫名让他更自在,大家默认他是外来者,对此地此物一无所知,反而更愿意主动讲述那些最为基础的、偶尔也不为人知的故事。他跑到兰州学拉面,去云南吃猎奇的孔雀肉,或者在新疆尝试骆驼奶,人们抱着新奇的目光打量眼前的“老外”,然后爽快地向他展示此前缺失于视野的中国碎片,那是少有的令他享受于自己“外来者”身份的时刻。


和厨师一样,媒体工作也只能提供微薄的收入,于是,和千千万万个有着发财梦的你我一起,Chris这些年也尝试了不少“旁门左道”。把西北旧货店里找到的带有毛主席时期烙印的“芒果徽章”转卖到朋友圈里——小赚一笔;在云南找到手工酱油,打算分装一下低买高卖,甚至亲手把酱油倒进带橡皮塞的玻璃瓶里——无人问津,因为他把静脉输液瓶当作了分装器,没有人会买输液瓶里的可疑深色液体;


最近一次阵仗最大,和一个土耳其朋友撺掇着临街卖kofte(科夫塔,一种土耳其传统肉串),花一下午时间把洋葱、香料和羊肉混合着串好,在街边搭好木炭烧烤架开工,香味很快吸引了大量排队者,且很幸运地没有招来警察——但梦碎于烧烤架头顶正在晾晒被子的邻居,她们对洋葱和羊肉的回应是一盆从天而降的水。木炭熄了,同样熄灭的还有他的致富之梦。


图源Chris个人公众号:saintcavish


他偶尔怀念以前做厨师的日子,当然,只是怀念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比如用双手劳作的踏实感,做出菜肴的成就感,还有顾客的即时反馈——好或坏当场就能得到答案。他如今的工作小组里有搭档多年的研究员兼翻译,需要出差去外地考察某种饮食文化时,他们总在一起。通常由Chris提出问题,搭档将问题翻译成“对的提问方式”传达给当地人,然后,他安静聆听对方的答案。


没有人给他翻译答案,他靠自己听,自己理解,再书写出自己的声音。


在没有答案的热带雨林里,长大又变老


他与中国彼此需要,他在努力相信这一点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泡泡正在破裂。按照官方的数据,2010年至2019年,上海的外籍人士数量由20万+降至15万,再往后不再有统计数据公布,但显而易见,数字会持续下跌。过去三年,从上海返回家乡或去往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数量逐年攀升,没有确切的官方数字,专家的预估是百万量级。


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不久前,Chris家不远处的餐厅后厨几乎解散,所有的年轻厨师都走了,他们说无力支撑生活,有的要回乡,有的要试试别的营生方法。他在大厂上班的朋友被裁在家,偶尔帮他做做内容调研。有人去了大理,去景德镇,当起数字游民,或者游山玩水。那些离开的外国朋友与中国朋友,都让他想起20年前的自己,背个包,满世界寻找意义,在一个此前缺乏语境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或是自以为新的生活。


2012年,Chris当DJ时的样子


一些事情在起变化。早年的外籍医院如今接线电话的顺序变了,前台接线系统会说,“中文请按1,for English please press 2”;从前他们会聘请外国医生以服务外籍人士,如今则更偏爱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医生——占据数量和支付能力优势的客群已经悄然变成本地中产阶级。


当然也有相对不变之处,20年前的房价也并不比此刻美丽太多。上海让人想起热带雨林,新生事物很快繁荣,再很快衰败,餐厅迭代了一轮又一轮,bistro的风潮还没过,自然酒又火了起来。预制菜被喷得厉害,而巨型自动炒菜机已经面世,如果说20年经验换来了什么生活智慧,那就是“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


也有更沉重的问题,像如今年轻人热衷讨论的“五险一金”一样,普通外国人没有医保,就医需要前往费用昂贵的外籍医院,所以“唯恐受伤、被车撞甚至染上小毛病”,我们共享“生不起病”的困扰。无法适应当地饮食,餐饮只能选择远高于家乡物价却不一定口感相衬的西餐,“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得价廉物美的食物,只要不走出泡泡圈,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还有每个人都回避讨论的死亡。据Chris查到的数据,每年有1500名外籍人士在中国死亡。“老外死了”,“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圈子里的青壮年们像永远年轻且长生不老般继续生活,死亡不在讨论范围内,生命的终结是不可见的。


这些离开的人去哪儿了——一家国际遗体遣返公司的创始人告诉Chris,他们会被专门的业务公司承运,被从中国送回家乡。通常来说,他们的亲属会在目的地等着那只特殊的运输箱。这项遣返委托服务的费用通常均价10万,包含遗体防腐、遗体存放、机票及其他杂费。


在这里,我们共享体面地经历从生到死的重压。


“我老了,我在这里长大,又在这里变老”。现在他每天晚上十点前睡觉,天亮前醒来,房间里不拉窗帘,这样能躺着看到第一缕天光。自从几年前开始服药治疗抑郁症,酒也不再喝了。最近的娱乐是在晚上和朋友去宝山逛海鲜市场,在摊位间可以消磨掉整整两个小时。回程时路过襄阳南路,堵住了,发现那里也不再是外国人的天下,现在挤满cool kid,听有趣的音乐,穿个性的衣服,喝松弛的小酒。他觉得挺好。


一些Chris的朋友告诉他,如今的外国人社交圈就像回到了15年前。那些属于阿根廷人、智利人、澳大利亚人、美国西岸或北非的小泡泡因为人员锐减而坍缩,人们反而像世纪初刚来上海时那样,回返为一个名为外来者的大泡泡。日本人会和法国人勾肩搭背,西班牙人和加拿大人把酒言欢,在逐渐缩小的疆域内,生活仍在继续。


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外国人?马上又到续签新一年签证的时节,他还是没有得出答案。在《洋盘》的最后一章,他努力列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为了每一个大喊‘老外!’的小屁孩”“为了在外滩、在西岸的每一次散步”“为了出租车和网约车里的每一次闲聊”或是“为了向你证明,我们都是老百姓”。对他自己来说,为了在“每个人都需要一些什么来提醒自己,有比所知更大的世界”的时刻,能够在场,哪怕说词不达意的中文,长着蓝眼睛,他与中国彼此需要,他在努力相信这一点。


新经典文化《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


Chris开始写一本关于面条的新书,不久前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出推文,向自己的中文读者发出征集求助;他还计划在年底做一档youtube节目,让更多非中文世界的人了解他所了解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当然,依然是通过美食。


他给我形容现在住的老公寓,天花板很高,房子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他不信风水,虽然他的妈妈很信,平时在家摆放家具总有诸多忌讳。但他觉得如今挺好,他喜欢那种不规则。


后记


与Chris的聊天过程,像是一场对预先设立的坐标系的校准。有无数个时刻,我感叹着他身上那些令人如此熟悉的特质,他的MBTI,他的敏感与内耗倾向,他的神态与表情,他学习的“哑巴语言”,一切都显示出某种联结,通向一种模糊的“中国性”。


但说到底,我又懂什么中国性呢。像Chris所说的那样,某些时刻他近似认为自己已经全然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有些时刻则又发现自己对这里一无所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一起在历史分配的某条大船里,在生活这片海的表面,做这个世界的外宾。偶尔看到海岸线上一点熟悉的东西,比如家乡的香料,家族的口音,走了十年的梧桐小路,老公房里只闻其声的邻居,或只是辨认出彼此的一种眼神。


于是怀疑或者挣扎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愿意相信,I'm not born and raised here, but to be honest, I grow up her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aike,编辑: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