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与CEO奥特曼的离奇剧情,各种文章的分析角度太多了,我还是愿意思考一些更本质的问题。


这盆大瓜之所以能反复吃上一周,跟奇特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关。OpenAI设立了一个公益慈善组织控制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几乎没有股权,却对公司的战略和运营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而所有股东(包括员工持股计划)和管理层的话语权都被大大压缩,包括持股49%的微软和CEO本人,这种奇特的结构,跟公司创立的目的有关,既需要大量资本开支投入研发,又不愿意让资本改变公司的公益性质。


初衷虽好,但从这次的风波看,这个结构不利于对外透明度,说白了就是董事会权力太大,义务与责任边界却很模糊,导致信任危机,各种宫斗联想。


但我仍然要说一句,任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探索都是有现实意义的,资本的弊端客观存在,与企业家精神的冲突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公司制度?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去更好地满足那些创新的使命?如何处理好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制度的关系?


而这些问题,在企业出现之初就存在了。



为什么企业家们可以坐在舒服的房间里抽着雪茄享受巨额利润,而工人辛苦劳作一天却只能养家糊口?这个问题从18世纪被提出来后,一直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政治课本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那还有没有其他角度的解释呢?


有人认为,企业家收入来源于经营管理企业的所得,但这个解释并不合理。洛克菲勒和小企业主都付出了同样的经营管理劳动,为什么两者的收入差距巨大?


有一个答案回到了《资本论》里的一段名言: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去犯罪;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会去冒绞首的危险。


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论述高利润与高风险的关系,剩余价值不就是风险回报吗?


有人可能会问:正常的企业经营管理中,哪有什么风险?


经济学中有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下,厂商长期均衡时的利润为零”的结论,如果所有的人都卖一样的商品,那最后一定是利润越来越微薄,资本家也就不可能有剩余价值。


想要更高的利润,你卖的东西就需要跟别人不一样,要么产品不一样,要么服务不一样,要么成本不一样,要么商业模式不一样。差异化的手段就是创新,创新不仅仅是搞发明,你哪怕在设计一个新菜也是创新,凡是让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都是创新,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完全竞争,追求细分市场的垄断。


现实世界中除了违法的事情之外,真正高利润的东西往往都来自于创新,所以企业家天生就是为了创新而存在的,否则根本不需要企业这种组织,政府完全可以直接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计划经济之所以破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产品总是一成不变的,反正统购统销,没有动力去搞新产品。


创新,就有失败的可能,越创新,失败的可能性越高,创新就需要非常高的风险补偿。


所以,企业家的收入来源分为两块,一部分是经营管理企业的常规的劳动回报;另一部分是为了避免完全竞争而进行的创新,其不确定性所获得的风险补偿。


一定会有人质疑创新的这种说法,很多人就是开了个工厂,最后赶上风口发了财了,怎么就创新了?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大部分创业者一开始就是想“搞钱”,而不是什么伟大的创新,可一旦开始创业,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已经被前人做到微利了,所以创业的失败率非常高,少数人能成功,除了运气之外,主要还是经营的差异化。


还有很多人质疑这种风险回报几百倍几千倍于普通劳动力,是否适合?这是没有意识到所有成功企业家的财富都只是“幸存者偏见”,失败者是“看不见”的,数量却远远多于成功者。赢家独占,失败者一无所有,这就是企业经营的规则,也正是因为这少数极为成功的企业家,也激励了更多的人去投入到创业的事业中。


扯了这么远,这个观点跟OpenAI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论述了,企业家的收入一部分是经营劳动回报,一部分是创新风险补偿。但这两种收入对企业家的能力要求不同,合在一起要求太高了。所以到了20世纪,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企业家雇佣更合适经营的人,自己只做高风险的企业战略制定。


这样,企业家就变成了股东,收入只剩下不确定性的风险补偿,但跟纯粹的股民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可以通过董事会去左右企业的发展,但代价就是,无法轻易卖出企业去回避风险。


这种企业治理结构可以说是20世纪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最典型的就是“代理人风险”,职业经理人为了保证自己的任期内收入,竭泽而渔,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包括回避创新的风险,实际上损害了股东的长期利益。


为了解决“代理人风险”,又发展出各种管理层持股的形式,实际上是把管理收益和风险补偿回报收益的部分,又集中到部分高层手中,企业总经理的权力也扩大到CEO,但这么一来,又会发生权力责任的不对称,甚至变成职业经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去控制董事会,架空股东。


而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公司治理的问题,核心在于企业经营的每一步都包含着无法预测的风险,很难把正常的企业经营和高风险的创新决策完全割裂开来。


更麻烦的是,当股东分散化后,资本不但可以发起创新,也可能去阻碍创新,很多发明都长期锁在大公司的抽屉里,因为不符合公司现在的利益。资本也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推出不成熟的产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这里就回到了本文的主题,Open AI的这个公司结构的创新,企业家基本放弃股权,持有的股权和普通员工差不多,让资本拥有更多的股权,支持自己的研发,却限制资本干预企业家的创新使命, 而且未来的资本回报限制在一定的比例内,防止资本为了更高的利润阻碍企业家的创新使命。


当然,始于伟大的理想,终于沉重的现实,这一次也不例外。



制度的创新也是创新,而且是所有创新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在生产技术上基本是后发优势,复制模仿转化,真正的创新都是制度创新。


同样,制度创新突破会带来风险,也会带来丰厚的制度红利回报:


80年代,有人因为多雇佣了几个员工,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被抓,也有人迅速抓住机遇,实现资本原始积累;90年代,有人利用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迅速发展,也有人不但失去企业的控制权,甚至被定为侵吞集体资产被抓。


改革每前进一步,往往都是因为突破了一些模糊地带,而在突破之前,在这些模糊地带疯狂尝试的企业家们,他们的命运往往随机性的截然不同,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势必需要巨额的风险补偿。


同样,Open AI放弃了非常成熟的公司形式,而去探索一种前无古人的治理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称赞的事情,就像所有的创新活动一样,大概率会失败,但就算失败了也有价值——如果未来有一天,人类的创新活动可以真正脱离资本的束缚,而更加高效与纯粹的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神共奋 (ID:tongyipaocha),作者:思想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