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科研影响力一跌再跌，科研产出相关的多项关键指标跌出世界前十。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近日发布的《日本科学技术指标2023》（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23）报告，清楚显示了上述结论。
根据报告，日本研究人员总数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但规模庞大的队伍并未产出与之相称的成果。以全球前10%的高引论文为例，日本的年均发表量在去年的报告中被韩国和西班牙超越，排名跌至第十二；在这次的报告中又被伊朗超越，排名第十三，跌出历史新低。
这份自曝其短的报告，着实让人大跌眼镜。毕竟，在外人印象中，日本拥有亚洲最多的顶尖科学家——它是全球诺奖得主最多的前十个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如今，日本科研为何落得如此境地？
日本科研正在“空心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NISTEP）的统计数据表明，20多年来，日本科研影响力的下滑趋势明显。
从被引排名前10%的论文看，在1999~2001年、2009~2011年、2019~2021年这三个时间段，日本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篇数分别为4443、4355、3767，呈下滑态势；全球占比分别为6%、3.8%、2%，排名从第四跌至第六，再跌至第十三，跌幅显著。被引排名前1%论文的份额从20年前的4.5%，一路下滑至现在的1.7%，论文总数的份额也从8.8%下滑至3.8%。
主要国家在全领域、top10%、top1%论文的数量占比变化（分数计数法，3年移动平均）。被引次数使用截至2022年底的数据。Top10%和Top 1%的论文数量是从22个研究领域中分别提取的，因此无法归入某个领域的论文将不被记入。来源：NISTEP
报告作者之一、NISTEP科技前瞻与指标中心主任伊神正贯（Masatsura Igami）表示，“日本目前的研究环境很不理想，而且不可持续。必须着手改善研究环境。”他认为，“日本研究人员的生产力其实并没有降低。但过去几十年来，其他国家的研究环境已经改善了太多。”
中国就是这样的“其他国家”——其研究产出在过去20年里迅速增长，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反差。对比1999~2001年和2019~2021年这两个时间段，中国年均发表的高被引论文（被引排名前10%）从1493篇攀升到54405篇，增长了35.4倍，全球占比从2%增长到 28.9%，排名从第十跃升至第一。
日本科研能力式微，其实不是新闻。早在2016年，诺奖得主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就指出，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正在减少，科研经费也不足，科学研究正在“空心化”。他对日本热衷实业、忽视基础研究的倾向深表忧虑，认为“有用”这个词正在戕害社会。
自2003年以来，日本博士学位攻读人数呈长期下降趋势，而攻读在职博士的人数持续上升，比例达41.7%。近年来日本年轻研究人员急功近利的风气抬头，还出现了小保方晴子造假这样的丑闻。
历年日本博士生新入学人数、历年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来源：NISTEP
虽然日本科学家屡屡摘得诺奖桂冠，但奖项评选存在滞后性，反映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科研水准。自2000年以来，日本20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为70岁，做出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1岁，平均相差29年。20名获奖者中，仅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一人的获奖成果是在本世纪（2003年）做出的。
日本2000年以来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时的年代-人数分布图。来源：返朴
科研经费连年削减
对于研究水平下降的问题，学界已有很多解释。其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肇始于2004年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损害了日本的科研能力。
主要国家高校领域R&D经费名义值，基于经合组织（OECD）购买力平价数据。来源：NISTEP
国立大学是日本科研产出的主力，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让其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摆脱了文部科学省的直接控制，实现了部分私有化。
改革是多方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彼时，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学龄人口不足，高校生源竞争加剧，部分学校面临学生不足、濒临倒闭的窘境；经济在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低迷，政府财政面临较大压力。1999年，小渊政府确立了10年内削减25%公务员数量的目标，当时的国立大学共有12.5万教职员工，均属国家公务员编制，于是法人化改革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议程。
改革的初衷，是提高国立大学的“自律性”和“自主性”，使之“富有个性”和“具有魅力”。具体措施包括取消高校教师公务员编制、建立中期评估制度、缩减政府拨款等等。提案甫一推出，即遭到来自国立大学的强烈抵抗。几经辩论、妥协，2003年7月16日，《国立大学法人法》正式公布，自2004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自此开始，日本对国立大学的资助金额以每年1%的比例削减，从2004年的1.24万亿日元下降到2022年的1.08万亿日元。到2019年，日本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仅占GDP的0.5%（美国为0.9%）。
伊神正贯分析，资金不足正是日本科研下滑的重要原因。报告显示，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德国高校领域的研究经费上涨了80%，法国上涨了40%，韩国增长至四倍，而中国足足增长了十倍。相比之下，日本仅增长了10%。
立校超过百年，曾出过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铃木章（Akira Suzuki）的北海道大学，在经费连年削减的压力下，2016年曾一度宣布预备大幅裁员。即便北海道大学每年都达成了划定的各项教学研究指标，但日本政府在未来持续削减高教经费的方向不变，因此需在六年内再压低 14.4%的人事成本，相当于205名专任教授的薪资。
有研究表明，2006~2009年间，在政府财政支持减少的背景下，超过半数的国立大学无法凭借学费和附属医院收入弥补差额。即使纳入不断增长的“竞争性经费”，仍然有约四成的国立大学面临财政困难。
学术界职业前景黯淡
经费连年削减，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渴望谋一份职位的科研新人。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下，找一份教职越来越难，找到的教职也越来越不稳定。据一项2015年的调查显示，35%的国立大学在教授退休后不考虑补缺。统计显示，在全体国立大学中，35岁以下年轻教师所占比例从2004年的13.4%下降到2013年的9.8%，但短聘教职比例从2007年的52.9%上升到2013年的73.5%。
在日本，研究团队普遍盛行论资排辈，资深研究员掌控着研究方向和资源，新人通常只能扮演辅助角色。资源的持续收紧，让年轻人更难有出头之日。伊神正贯指出，目睹同侪在熬资历中苦苦挣扎，可能会劝退年轻科学家投身科研事业。
他说，过去二十年来，日本的博士生数量减少了21%。吸引经验比本科生、硕士生更丰富的博士生进入实验室，将是提高日本科研影响力的关键。“与过去相比，日本的研究环境并没有改善，随着大学越来越多地为研究人员提供短聘岗位，学术界的职业前景只会变得更加黯淡。”
在削减直接拨款金额的同时，法人化改革也引入了大量“竞争性经费”作为补偿。但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迫于经费不足，研究人员不得不忙于应付各种考核评估来争取“竞争性经费”，这些行政事务严重挤占了实际用于科研的时间。
根据文部科学省2020年的一项调查，2002~2018年，日本高校研究人员的实际研究时间占比从47%下降至33%。2023年4月，一项针对日本81所大学980名医院医生的调查显示，平均有50%的讲师、近65%的助理教授每周科研时间不足5小时，还有15%的助理教授根本无法开展研究工作。
此外，由于财政紧缺，学校配置的后勤员工严重不足，很多与科研无关的杂事都要研究人员亲力亲为，这让本不富裕的研究时间雪上加霜。“从实验室外国成员的签证文件，到房东打来电话说你的学生拖欠房租——只要你是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这些你都得管。”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小野遥（Haruka Ono）在接受Nature采访时表示。她曾发起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研究时间不足是日本科研新人对工作不满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行政事务过于繁重。
日本科学委员会（Science Council of Japan）的科研新人代表、日本东京大学计算生物学家岩崎渡（Wataru Iwasaki）表示，希望配备额外的后勤员工，包括行政人员、实验室技术员和业务专员，好让研究人员专注于科研。目前，日本大学平均每20名研究人员配备1名后勤员工，明显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小野遥补充道，更多的后勤员工可以更好地扶持新人进行自主研究，有助于打破论资排辈的壁垒。
此外，自筹经费也对弱势大学造成了沉重压力，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一些著名综合性大学在法人化第一年获得的外部资金就达269亿日元，而一些以文科为主的地方国立大学或教育类大学在第一年仅获得不到1亿日元的外部资金。为了争取更多经费，大学不得不响应政府的“指挥棒”，降低基础研究比重，向应用研究靠拢。
日本学界呈现出“产业化”“空心化”的趋势。“高校研究人员被要求更多地在教学、产业合作和社区参与方面扮演多面手。在医学领域，青年研究人员需要承担更多的临床工作，来保证医院的收入。” 伊神正贯说，“大学以多种方式回报社会诚然有好处，但这挤占了专注研究的时间。”
为走出困局，日本政府做了一系列的修补举措。例如2021年，日本公布了一项总额10万亿日元（合750亿美元）的大学基金计划。该基金由政府出资设立，将于2024财年开始运营，旨在效仿美国私人研究机构的模式，投资股票、债券，预计年回报率为3%。相关人员表示，参与计划的大学预计获得最长为期25年的资金支持。2023年9月，日本东北大学成为该计划的唯一候选者。
大学法人化改革，或是大势所趋，但其中的利弊得失，现阶段尚不能盖棺定论。正如经合组织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法人化制度虽然不能说是错的，但也不能说是对的。”在改革推动之初，日本东北大学工学研究科名誉教授原山优子（Yuko Harayama）写道，法人化改革的路径有两种：
“Big-bang（激进主义）”和“Gradualism（渐进主义）”。或许就像这两个单词暗示的那样：日本科研产出没有“Big-bang”，并不是研究人员们不够努力——因为不论是科研还是改革，都需要更多时间。
主要参考来源：
[1] https://nistep.repo.nii.ac.jp/records/2000006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3290-1
[3] https://ajmc.jp/news/2023/04/18/5051/
[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666-1
[5] https://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1418116.htm
[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P20220316001-202201-202203230012-202203230012-91-114
[7] https://iss.ndl.go.jp/books/R000000004-I023750713-00
[8]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backstories/267/
[9] “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23”, NISTEP RESEARCH MATERIAL No. 328,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okyo. DOI：https://doi.org/10.15108/rm328e
本文受科普中国·星空计划项目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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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周舒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