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高一丁（三联中读内容编辑）、肖楚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阳少（青年志编辑），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人均社恐”到“搭子社交”，人们对于社交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矛盾，一方面渴望人与人的联结，一方面又惧怕联结带来的伤害与更多不确定的后果。
而在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里，“社交降级”被重新提及，意指人们在生活中对一些社交关系开始主动选择回避和削减，倾向寻找简单可控的浅层关系。但降级未必能够解决社交中的问题，反而是一种退缩——回避掉冲突、痛苦和伤害的同时，可能也失去了建立长久关系的可能。
“问题青年”和“talk三联”进行了一次串台。在这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社交降级”背后，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些变化，比如“社恐”这个词是如何一步步在我们的社会中，从被压抑、到被确认和被放大。以及在大家对于“理想社交”的期待中，蕴含了哪些个体性的渴望与群体性的孤独。
在这个热闹与孤独并存的时代，我们所想要满足的究竟是哪些社交需求？一种理想的社交状态，应该具备何种要素？
熟人社交，压力反而更大？
高一丁：我想先问两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是跟熟人社交负担更大，还是跟陌生人社交负担更大？我也问过一些朋友，答案可能有些反直觉。有朋友就觉得，熟人之间的沟通反而更累，比如跟朋友或家人出去玩，就特别会在意自己的状态是否良好。但陌生人反而不存在这个问题，哪怕状态不是很好，大不了下次就不见面了，社交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阳少：我想到一句话：你更享受跟一个人做不同的事情，还是跟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情？对于陌生人交往而言，只要你具备比较基本的社交技巧，似乎总是可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不断重复那几套对话。
但这套对话对于熟人社交是不奏效的，特别是对于亲戚来说，可能对话很容易涉及不想表达的话题，比如收入、催婚等等，这或许也能从侧面解释豆瓣小组上的“断亲潮”——和亲戚长辈沟通不仅仅是社交本身了，还有难以调和的代际矛盾。而这些问题基本不会出现在都市里的陌生人社交里，大家的边界是清晰的，对话是容易掌控的。
肖楚舟：我们在意的是一种会带来不好后果的不确定性。不管跟熟人还是跟陌生人，如果你觉得跟Ta的交往是有后果的，并且你无法把控这种后果，你就会很有负担。
我当时在豆瓣小组里边找了五个说自己是社恐的采访对象，而且他们都自称是深度社恐。但Ta们跟我沟通的时候都表现得都很自然，听起来也不像是社恐。
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你就是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我跟你聊完这一场，回头微信互删，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任何后果出现。有一个受访者跟我说，Ta不怕事务性的谈话，怕的是small talk——没有目的的闲聊瞎扯，Ta完全不知道这个对话会走向何方，全程非常紧张。并且当这种闲聊发生在跟你半熟不熟的同事或者同学之间，也是最累人的，因为你不知道对话会产生什么样的连环反应。我觉得大家在乎的是这个。
高一丁：我觉得也跟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关。大家在一个高度分工、原子化的社会里完全可以独自生活，在享受独自生活的同时，自然身边就形成了一个结界，而依赖于血缘和地缘的传统关系就不那么重要了，反而想要去挣脱它。
刚才两位也提到，现在社交的目的性也在变强，大家更在意在社交中付出的时间、精力与回报，据你们所观察，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阳少：我的一个观察是，年轻人对于过去父母辈那种社交方式是厌倦的，无论是职场成功学还是那种“教你怎么做人”的处世之道，过去几年在社交网络上都会造成普遍的反感。大家现在更在意的“社交目的”首要是自我的心理满足，而不是掺杂着许多功利色彩的社交——用他们的话来说可能也是某种“异化”。这或许也能解释“社恐”为什么在当下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放在20年前，对于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Ta是必须要去社交的，不社交就不符合那样一套占据主流的话语和规则。
肖楚舟：社交不可能没有目的，只是说这个“目的”有时候是物质利益上的，有时候是情感价值上的。大家现在希望把这两种目的区分得更清楚，像我们父母辈可能都是混在一块的：我跟亲戚朋友拉拉家常，这里也混合着一种长期以来的交往，能够给我带来物质或利益上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不是一种及时的回报，而我们现在不太能容忍这种非及时的回报了。
在社交中建立深度联系，是危险的吗？
高一丁：我听说青年志也会做一些趋势性的分析，里面提到了“极简社交”这个趋势，阳少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阳少：“极简社交”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019的时候由趋势团队提出来的，我现在讲的是自己对它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当时的背景是，社交舆论的撕裂已经非常严重，同时人们感觉信息过载，渴望重返线下，进行一些更加深度的交流。所以“极简”在这里并不是指简单，而是希望社交更加集中且具有穿透性。我去年在成都也发现，那里丰沛的公共生活或许能够体现这种社交特质，大家通过线下的讲座、沙龙而聚集，活动的频次和质量都很高，聊的话题偏人文社科，大家也能形成比较深度的共鸣，并且形成一种同温层的认同感。
但这种社交的门槛是很高的，并且所谓同温层，既因观点的相近而聚集，也会因为观点的相悖造成更加细分的同温层分化。所以这种“极简社交”对于当下的解释力可能没有那么普遍和有力。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论文，里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聚而不群”，作者认为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本质还是孤独社交，大家的聚集更加依赖于事件和身体性的感受，比如上海万圣节，或者是在去年大学生所谓“阴暗的爬行”等等，大家想要发泄某种情绪，也创造出了一种氛围——此时此刻我们在做同一件事。这就够了，而这种聚集并不会对于某个议题或者身份的认同，大家也不会因此建立多么深度的联系。
肖楚舟：阳少觉得“聚而不群”跟像雪莉·特克尔提出的“群体性孤独”是一个意思吗？互联网时代那么热闹，每个人都可以有那么多的联系，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很孤独。
阳少：我不是很确定，因为特克尔提出这个概念还是更早的时候（2010年前后），但我感觉孤独还是当下人们社交的底色，大家一起去做某件事情，也不能在实质上抵消这种孤独。
这还不仅仅体现在社交，而是我们生活的公共性被切得非常碎，一方面是平台的过分介入，从外卖到社交再到信息的私人订制，它都在通过技术的平滑性让你感觉更加舒适，而你和更具有差异化的事物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公共表达的空间在萎缩，这肯定也会造成更强烈的孤独。
肖楚舟：“切碎”是一个很好玩的表达，我这次采访郑丹丹教授的时候，她给我提到一个概念，她觉得“搭子”的出现，可能就是一种人的“元素化”——我们很少以“全人”的状态参与到一个社交事件，或是出现在一个人的面前。比方说我们在某个APP上只展示特定的一面，我们的每一个需求则因为商业的需要被过分地分类和细化，最终人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是如此，很难沉浸式地参与到一个关系里面。
高一丁：你说的这种“切碎”，我也蛮有体会。去年有一阵飞盘特别火，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交途径，但真的到了那个场景当中，大家更多的注意力还是在运动上，你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展露其他的属性。他们一开始还会很刻意地去设计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然后你发现也没什么用，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工作记住你，除非你的工作很特殊，最后就玩完一场也就散了。
另外，好像我们的线下社交活动现在越来越被社交媒体限定了，无论是去年的飞盘还是今年的Citywalk。你周末约几个朋友出来，更像是比照着某个标准，去完成打卡任务，这样的社交反而是非常单调的。
尽可能在社交中回避不快，却也变得不会处理冲突
阳少：我想请教一下两位，你们觉得在当下的社交中，最稀缺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刚刚聊下来，我感觉大家并不缺少认识人的途径和技术，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认同，比如有的交友APP会主打内容社交，去呼应大家对于“精神上契合”这件事的渴求，但人们缺少的真是认同感吗？
肖楚舟：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大家现在缺乏强迫性的外力，去逼迫你与一个人保持长期且比较紧密的社交关系。
尽管大家都很讨厌这个事，比方说很多人想脱离家庭或者脱离职场上的种种关系。我写这篇稿子，主要是在豆瓣的“社交能力复健小组”里找受访者，很多人会跟我说，他们虽然没法跟一个人保持长期的联系，但因为某种强迫性的外力，比如合租的室友，比如血缘的纽带，我必须跟你老见面，后就慢慢在这种被迫的磨合中，建立了一种真正能产生支持力的关系。而当一段关系你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很虚的。
高一丁：我们好像不太有自信，或者说有经验去接受在社交中受伤这件事情，比方说我跟一个人谈崩了，可能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人都是处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跟同事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大家只要把事干好就行了；跟室友处在互相有一个缓冲区的状态下各自做事情，大家都在尽可能去回避冲突发生的可能。但越是没有这样的接触，你就会越觉得好像没有人懂我，然后就想要去找一些认同感，就是一个特别拧巴的状态。
但实际上社交中的摩擦，是一个逐渐让你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去跟不同人的接触，甚至产生冲突，然后发现哪些东西是我真正很在意的，或者说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不同的人沟通。这部分是现在大家比较缺失的。
肖楚舟：这也是为什么我写《“社交降级”的年轻人，活得更舒服了吗？》这篇文章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大家现在都追求“社交降级”这件事，但它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反而里面隐含着某种问题。所以我在那个文章里面写了一句话：社交降级，其实是一种向下的自由——我一再往回退缩，现代社会也允许我一个人过日子，但是在回避掉这些冲突、痛苦和伤害的时候，其实也就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
阳少：社交肯定是有让人不快的那一面，而当下的话语和技术都在试图让人去回避这种不快，比如让人快速高效匹配对方的APP，反而背离了社交的本质，大家磨合的意愿也在变低。
这里面还暗藏了一层社会风险。我就想起王笛老师最近在一场讲座中提到，不要将陌生人社会极致化。公共生活的建立其实很依赖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的协商，社会中间力量的建立，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但现在像“妥协”“磨合”这类话，听起来反而像是另一种层面的PUA？我感觉也是一些共识看上去越来越没有办法达成的一种体现。
友谊衰退，一个全球现象
高一丁：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自己经历过的、或者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现象。像楚舟和阳少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各自也跟一些海外的朋友保持着联系，社交降级这件事，只发生在中国年轻人身上吗？或者说在其他国家的一些年轻人，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肖楚舟：“友谊衰退（friendship recession）”这个概念，今年好像在欧美那边提得特别多，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朋友了，我们明明生活在一个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每个人的脸书社交媒体上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好友，但是我们却觉得自己没朋友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具体到我还在海外的朋友，我觉得日本人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态度很奇特，他们应该是比我们更早进入个体化的社会，甚至是“无缘社会”的状态。但是他们又非常强调一个人在社交场合和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你要完全融入，你要表现得很开朗、很得体，这是个很矛盾的心态。
然后Ta给我的解释，大概说这是为了反过来保护“我”这个个体，因为“我”如果在这个场合中表现得格格不入，非常笨拙的话，就会变成场子上的焦点，自己的边界感反而会被伤害。他们自己的人情肯定也是一种比较淡漠的状态，但这种淡漠已经持续多年了。
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俄罗斯年轻人的状况，我觉得可能是有他们特殊的处境，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会比较多，友谊可能会因为一些遥远的立场问题而受到影响，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直接利益上的碰撞。
阳少：我过去是在英国留学。我感觉英国就是一个特别难交朋友的地方，大家表面上都特别的nice，但这种nice有明显的距离感。这当然会营造良好的社交氛围，彼此彬彬有礼，但未必能让人很快融入。
楚舟提到了“友谊衰退”，我就想起了之前看的一篇文章，从性别视角来讲男性友谊的危机。我个人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在性别文化进步、社会的性别结构有所松动的时候，过去由男性主导的利益同盟相对瓦解，那么男性之间的友谊范式是受到了挑战的。比方说，男性可能没有女性善于共情彼此和情感劳动，袒露脆弱、沟通情感会削减他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那么他就更难交到真心朋友。也就是说，在当下，男性需要想象新的交友模式，也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高一丁（三联中读内容编辑）、肖楚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阳少（青年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