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位于安徽省大别山区，名叫毛坦厂的小镇，如果骑电动车走直线，一路穿过正在建设的新楼盘和鳞次栉比的小商店，从最西头到最东头，只需花几分钟。这里常年居住着5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乡镇的人口数。在人口总数中，外来人口占了将近五分之三，出现了一线大城市才会出现的人口倒挂现象。
而这些外来人口中，又以成年女性居多，她们大多来自其他乡镇或农村，在孩子高考失利之际，一起来到有“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之称的毛坦厂中学背水一战。她们在这里独自撑起一个家庭，放弃了原本的生活，承受着无法由自己掌控的压力与风险，但这些付出常常隐藏于高分的光芒与低分的沉默背后。
毛坦厂镇。
我们将这个群体推到台前，是想让人们看到她们的同时，也以此作为窗口去窥见一个以高考为产业的小镇是如何运作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借鉴性。无论答案是与否，这个群体都值得被关注。它让我们在更辽阔的意义上去思考，被精英教育所裹挟的那些具体的尤其是从乡村来的人们，如何自洽，以及出路何在。
十五分钟“决战”背后
在这里，妈妈跟孩子整个白天只有十五分钟的温情。如果学生们中午选择回家，刨去来回路上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留给他们吃饭。但为了这十五分钟，妈妈们要付出将近三百六十分钟的努力。
清晨六点，闹钟准时响起，看着孩子们洗漱、出门后，妈妈们也要开始忙碌了。睡个回笼觉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买到本地产的最新鲜的蔬菜。七点，菜市场就已经挤满了人，基本每一个菜摊前都排着队。
陪读妈妈李敏芬觉得现在还好，最怕的就是下雨天。“那时候大家都打着伞，再加上人挤人，根本看不到菜。”她一边逛一边盘算着中午的菜谱，“今天做滑肉，我家孩子最爱吃。猪肉要买油光锃亮的，这样做出来的肉香。鱼一定要挑刺少的，孩子们吃饭时间紧张，没那么多工夫吐刺。今天要做的不能跟昨天一样，这样孩子们才不会吃腻。”
早上七点的毛坦厂菜市场。
买完菜之后，终于可以坐下来吃早餐了。这一顿，妈妈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吃孩子们的剩菜。作为一天中唯一的“奢侈”，无非就是几个炸糕和馅饼，外加一碗粥，再拌上点豆渣。吃着饭，李敏芬开始盘算早上的支出，“这里的生活成本比六安市还要高，一斤猪肉要贵个两三块钱，可能是因为地处山区，运进来不容易，成本就高了。而且这里人多，不愁没人买。”
回到家，洗菜择菜就开始了。如果做虾，虾线要一个个挑干净，虾壳要剥到只剩尾巴，“这样他们吃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着虾尾蘸酱汁。”李敏芬一边忙着一边跟我说，“青菜要挑他们喜欢吃的做。顾不得挑食不挑食了，学习已经那么苦了，吃上就可着他们喜欢的吧。”
煎炸烹炒的时间要卡得刚刚好，要让饭菜不能太烫，也不至于太凉。学生们中午十一点半放学，到家一般十一点四十五，最好在十一点半左右做好，十一点四十就要打开房门，保证孩子可以推门而入，坐下就吃，吃完就走。“我这做的算简单的，有的妈妈每天做好几个硬菜，跟满汉全席似的。”李敏芬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还不够，尽管她准备的午餐已经很丰盛了：滑肉、水煮鱼、炸丸子、几个青菜还有水果。
看着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李敏芬才见缝插针地问几句，“今天学习累不累呀，有没有挨老师批评呀，晚上想吃什么呀。”这是一天中因为短暂而愈显温情的时刻。“总是想多说几句，但又怕说多了耽误他们上学。”把碗里的饭都扒完，李敏芬的大女儿一边往外走，一边跟我说，“学校不让我们在家里午休，怕我们玩手机之类的。我们都得回去趴在课桌上睡，睡醒了胳膊和腿都麻了。”
看着一桌所剩无几的剩菜，李敏芬很高兴，“把做的菜都吃光，就是最大的幸福。”她迅速扒了几口饭，就急匆匆地要出门，“我在旁边的服装店里帮忙，每月能给两千呢。我们三口人在这里，一个月生活费三千打不住，不能光指着孩儿他爸，我能挣点儿是点儿啊。”
有人的地方就有商机。大概是瞅准了毛坦厂镇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家服装加工企业，大都为作坊式，门口贴的招聘广告上，会写着“陪读妈妈优先”。一家店一般有10~20台机器，像李敏芬一样，10几个陪读妈妈每天都要伴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度过大半天的时间。
一切为了孩子
陪读妈妈们，放弃原有熟悉又舒适的生活，远离了常年建立的社交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为孩子撑起一个温暖的家，并帮助他们顺利考完高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到每天的柴米油盐，大到如何保证孩子情绪平稳地走到决战的那一天，都是考验。
学生们下午放学后走出校门。
陪读妈妈张小霞的女儿最近因为在学校哈哈大笑，被罚站了。据老师说，还笑得很放肆。在这里，笑是不被允许的，“复读很光荣吗？有什么可笑的，复读还笑得出来吗？”老师总是这么说。可张小霞了解女儿，她很乖，平时难有高兴的事情，哪天有老师叫他们一声“小朋友”，都觉得这一天有了抹亮色。女儿回家后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说被老师针对了，盯上了。张小霞也不想多问，“有那个时间我宁愿让她多睡一会儿。你不知道，晚上十一点才放学，出校门的时候学生们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低着头，蔫了吧唧的。”
“真的是被针对了吗？万一女儿心里有怨恨，从此老师所有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怎么办？老师在学习上不管她了怎么办？”张小霞一夜没睡，思前想后决定第二天去学校问个明白。
能下这个决心，绝非易事。张小霞平时几乎不敢麻烦老师，发个微信都要思前想后，“一个老师带的一个班，就将近140个学生，他顾不过来怎么办，嫌我事儿多怎么办，万一因此针对了女儿怎么办？”
有一次她出门忘带钥匙回不了家，宁可花40块钱，叫开锁的师傅来，也不愿意去学校找女儿拿备用钥匙。“去了就得麻烦老师，老师太忙了，如果每个家长都有事找他，忙不过来的。”
但学习无小事。张小霞第二天去了学校，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明白了老师也是为女儿好，并没有针对女儿，故意找麻烦的意思，她的心才算落了地。
“老师也是为了你好才会这样做，就像妈妈一样，哪里做得不对会指出来，是希望你变得更好啊。”一番开导后，女儿终于放下心结。这一夜，张小霞睡了个整觉。
在毛坦厂的日日夜夜中，孩子是绝对的中心。妈妈自己的需求，永远都被往后排了。张小霞很爱美，以前爱买衣服。可现在她的购物车里，只有锅碗瓢盆。她就在这上面花心思：买好看的碗碟，比如菠萝形状的，在摆盘上讲究好看。
除了成绩下降，在这里妈妈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生病。张小霞的大脚趾这几天动不了了，有人说她是尿酸高的症状，让她去大医院检查，这几天她一直在思量去医院的事儿。毛坦厂地处山区，交通不是很方便，去临近的霍山县比去市区近，可去霍山又没有直达的车。她想搭一位朋友的顺风车，可对方的行程一直定不下来，她也不好意思催促。“想快去快回，还得趁着闺女上学的时候，不让她知道我去了，省得因为惦记我而挂心，没法专心念书。”
双重指责
妈妈们之所以能够放弃自己的需求，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就是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孩子将来的生活水平和家庭社会地位，相信这里是能够金榜题名的最后机会。可高升学率的背面是高压力与严管理。
一些毛坦厂陪读妈妈们的租住环境。
“把孩子送到这里就不心疼吗？”我总是忍不住问她们。
“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得受社会的苦。我们看重毛坦厂的氛围，希望孩子能在这里能考上一个好大学，将来有份体面的工作。”
在这个小镇转一转，就能感受到这里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家长，甚至这个镇子的每一个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要考上。这种氛围，紧紧包裹着毛坦厂，弥漫在人们的每一个日常中。
桃李园、状元街、状元书店，连超市都叫做985优选……这里几乎所有的小区、街道、店铺名称都与教育、状元、金榜之类的词有关。除了服装作坊和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店铺外，大街上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学生托管机构。它类似于商业化的学生宿舍，负责管理学生的饮食起居。连镇上大大小小的酒店，都有这项业务。晚上六点，哪怕最好吃的饭馆，也是门可罗雀。到了十一点，反而挤满了人。就像古时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里商铺随着学生上下学的时间而热闹或冷清。到了寒暑假，有些店铺甚至会直接关门，因为整个小镇空了一半。
在这样的氛围里，在为孩子成绩与未来的焦虑中，陪读妈妈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她们的压力似乎跟付出相关：付出越多，越不想失败，压力越大。问题的关键是，高考成败与否并不决定在妈妈们的手里。当希望都系于别人身上时，这压力又多了一层不确定感。毛坦厂中学的升学率很高，据一位毛中毕业生说，“我们班当时一共130人，最后有118人都考上了本科，而且我们还不属于优秀的班。”可对于还没有走到终点线的妈妈们来说，哪怕这样，她们也不敢确信自己的孩子就是成功的那一个。
李敏芬的孩子刚过来的时候，因为不适应，成绩上不去。她的心里焦急地像有把火在烧。“那时候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最后直接剪短了。我的长头发留了几十年呢。孩子问我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想换个发型了。”
李敏芬的压力再大，也不会让孩子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压力够大了，我不能再给他们增加了。还要帮着他们排解，不能让他们失去信心。”她心里一直都是这种紧紧张张的状态，特别是周考、月考成绩出来后，每一次都是一次过关。
但有时候教育的复杂性，不是完全能靠她们的经验和资源能解决的。陈霞的儿子考的是专科，她总说自己是一个“不成功的母亲”。“别人陪，我也陪；别人的孩子读出来了，我的结果怎么是这样？”
如果细问，才会发现，陈霞认为儿子高考成绩不理想，是因为爱打乒乓球。孩子的这种天赋，被陈霞夫妻当成了贪玩。“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为了逃避学习，压根不知道可以让他走特长生。”好在如今儿子还在上学，就找到了乒乓球教练的工作，收入很可观。
跟她们聊得久了，就会发现，她们不愿意面对“万一高考失败了怎么办”的话题。如果我试探性地问一下，她们就会说谁家的情况更艰难，更不容易，从来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孩子成绩好，功劳都是孩子自己和老师的。可如果不好，或者健康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妈妈就要背负双重指责，“孩子没有照顾好，也没让孩子考好。”甚至穿得好看点，出门都会被指指点点，“你看这个妈妈，孩子成绩上不去，还有心情打扮呢。”
不被承认的辛苦
可这一切的辛苦，有时会被一句“爸爸在外面吃了三年马铃薯，妈妈在家里跳了三年广场舞”给泯灭了。
跳广场舞的人群。
小镇的公共生活有限，全镇的一切配套都在为高考服务，没有网吧、酒吧和其他放松娱乐的场所。每到傍晚，广场上聚集了很多跳广场舞的陪读妈妈们。这是她们一天之中，难得的可以喘口气的时间。伴着音乐，随着伸展的四肢，把那些压在心底的，积攒了好久的阴郁舒展开来。很多时候，张小霞一个人坐在逼仄的房间里，想着女儿的成绩，就会感到心里发慌。只有跳广场舞的两个小时，才感觉到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我们也没有耽误孩子，就是跳了跳广场舞，就被说成这样。”张小霞觉得很不公平，“爸爸是在外挣钱，但爸爸平时难道没有消遣吗？不抽烟喝酒吗？”甚至，妈妈们还要背负一些闲言碎语，诸如跳广场舞的妈妈不安分等等。
更何况，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爸爸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孩子，可事实上，很多妈妈伸手要钱并不容易。
“每次跟我老公要钱，他就跟我诉苦，说自己挣钱多不容易，哪里哪里还需要用钱。”张小霞觉得，他们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这个镇瞅准了学生，各种花费样样不比城里便宜。但吐槽归吐槽，她也能理解，失去了自己原本的那份收入，挣钱的责任都落到丈夫身上，他确实扛着很重的担子。
不光吃穿用度，在这里，支出的大头是房租。毛坦厂镇的房地产业十分发达，学校东门甚至有一个专为陪读而建的大型小区，为了能有更多的房间，吸纳最多的人群，每一户都没有建阳台。在毛坦厂，一套好一点的两居室一年的租金要两万多，而且始终居高不下。有的妈妈还带着三个男孩子在这里上学，至少就要租一套三居室。
李敏芬似乎看透了本质，“说白了谁有钱谁掌握话语权。爸爸们把自己塑造得完美，但其实也不必通过贬低我们来抬高自己呀。”
其实故事可以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要钱本来不必这么低三下四，因为她们本来能挣钱。
李敏芬来毛坦厂之前，一直和丈夫一起在北京打工，先是收废品，后来干餐饮，从白手起家到攒下一些钱，都是俩人一起拼出来的。两个孩子也是她自己带大的，最苦的时候全家四口挤在一个只有14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后来因为闯出了些名堂，在老家的村子里小有名气，当地的名人事迹里，还收录了她丈夫的故事。“可明明是我们俩一起拼出来的，书里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
后来李敏芬喜欢上了给人化妆，还专门报班学了一阵，打算在这个领域闯荡一番。可大女儿第一次高考没考好，打破了她原本的规划。当面临谁来陪读的问题时，是妈妈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尽管过去两年多了，李敏芬到现在还爱看化妆培训班老师在朋友圈发的妆发图，“这个妆我也能化出来，好的妆发能给人改头换面，老有成就感了。”
张小霞来陪读之前，也是跟丈夫一起做生意。但她的意见总是被忽视，“一个女人家的，懂什么”，哪怕这意见其实很中肯。来到毛坦厂之后，她总想做点什么，女儿嫌晚饭时间太短，选择在学校吃，她每天大概有十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这十个小时我不知道干什么，好痛苦。”她不想舒舒服服地在家补个觉或者刷刷手机，摆弄花草，浑身的劲儿仿佛没处使。有一天，楼下有家披萨店要开业，招聘服务员，她想都没想就去应聘了。“离家近，不耽误孩子的事儿，给的工资还比一般的店铺多。”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站一整天喝不上一口水是家常便饭。可她很知足，“我能靠自己养活女儿了。”一切忙碌也都是在瞒着女儿的情况下，怕她担心。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女儿偶然知道后，只撂下一句话，“我爸给你钱租房子，是让你来挣钱的吗？”
后来，张小霞就把工作辞了。
属于自己的时刻
在毛坦厂，升学率、高考成绩、学生、学校、老师是被高度关注的对象。可这些东西的光芒太耀眼了，遮蔽了为此付出了太多的陪读妈妈们。在这个依靠高考存活的小镇上，在这漫长的高考产业链条上，她们唯一能被看见的时刻大概是高考当天的旗袍秀。跟“送考大军”一样，都是毛坦厂的特色。6月7号那天，几乎所有考生的妈妈都会身穿旗袍来送考，寓意“旗开得胜”。
因此，为自己精心挑选一件旗袍，是妈妈们的头等大事。小镇上应运而生了很多旗袍店，没事的时候，张小霞会挨个儿去逛，货比三家嘛。
我陪她来到一家旗袍店，她问了问价格，总是觉得贵。其中一件绿色的，样子很清新，她相中了，不停地摸着料子。老板似乎看破了她的心思，说这件是苎麻的，穿上很舒服，很显身材。她下意识地问了价格，有些贵，超出了预期。但老板一直说，“试试吧，穿上试试。”她心动了，试试总是可以的吧。从试衣间出来后，她一直用手盘着自己散落的长发，说这样才好看。她在镜子前转身，回头，细细打量着自己被旗袍修饰后的身材。
那是那天唯一只关心她自己，展示她自己的时刻，在一张小小的穿衣镜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 （ID：farmercomcn），农民日报出品，作者：颜旭，编辑：张凤云